许维鸿/文

全球工业布局转变，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带来了挑战，特别是中国地方性工业企业感到了巨大的经营压力：一方面，过去30年所依赖的发达国家市场和技术优势已时过境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土地和补贴空间也随着财政部43号文颁布而消耗殆尽。尽管在国家层面及时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然而对于迫切需要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地方政府，区域工业振兴又该如何破题呢？

首先，“中国制造2025”战略要求地方国企“转机建制”，以培育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改革开放初期，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地方政府利用政策权力给予本地企业以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并行政性干预产品流通，虽然成就了一些地方工业企业的规模快速增长，但是也埋下了企业经营机制不够市场化的隐患。随着淘宝等互联网购物渐渐成为主流，地方政府很难再行政性“引导”本地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地方性国企产品出路自然成了问题。

“中国制造2025”战略所指向的是一个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大目标市场，必然要求新一代的工业企业具有全球化产品策略，具备现代化企业治理结构。因此，为了实现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地方政府能做的是简政放权，并鼓励企业积极走向资本市场——除了利用传统的沪深交易所A股市场，还应积极登陆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从资本市场融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行政性的简政放权会动当权者的“奶酪”，改革知易行难；好在本届中央政府、国务院一直在强烈推进，为地方政府做出了表率。同时，中央层面的国资委和央企改革，也督促工业央企融入地方政府的工业振兴战略。相比于地方国企，工业央企往往更了解国际化的大市场，也深谙如何协调各级政府、企业以及资本市场的不同需求。结合地方政府PPP投融资体系改革，具有机制、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的工业央企，必将成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好帮手。

如果说地方国企利用资本市场、央企资源“转机建制”，可以救活一个企业，乃至带动一个地区相关企业具备“造血”功能；那么以资本搭台，将本地工业战略通过引入新技术和工业产业链环节，融入世界工业4.0大局，则是区域产业化战略的更高境界。

这种“高举高打”的发展目标，除了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离不开国家各部委的鼎力支持。要知道，工业4.0概念源于世界高端精细制造业第一强国——德国，中国必须承认与其全方位的客观差距。换言之，即便我们实现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也无法达到同时期德国或美日等国际制造业强国第一阵营的水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制定“中国制造2035”以及“中国制造2045”等战略规划，以求逐步全面赶超世界第一阵营的制造业强国。

当然，工业技术上的劣势虽然是客观存在，但是细分领域的改革红利依然可期，尤其是军工央企的产融结合就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蓝海市场。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的武器装备技术日新月异，诸如复合材料、焊接工艺、通讯卫星等技术领域，很多都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另一方面，国防工业市场化改革也有着巨大的空间，国防金融创新使得越来越多的市场资本投入到军民融合的技术创新中，无论是“军转民”的技术优势，还是“民参军”的市场潜力，都是资本市场热捧的投资主题。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过去30年的“增量资产货币化”模式，逐渐升级为“存量资产证券化”。在工业现代化领域，中央政府应积极鼓励军工企业在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通过市场对军工体系“产学研”的市场化估值、投资，通过证券化增厚军工企业资金实力，并把先进技术辐射到更多民用产品领域，提升“中国制造2025”的技术含量。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资本市场搭台的“军转民”大戏，其意义绝不是简单地“救活”几个本地国有企业，而是利用其稀缺的工业技术，带动区域化的产业发展，成为该领域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产业链重要一环。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切实执行国务院、财政部和发改委关于地方财政PPP投融资体系改革的精神和政策，积极引入区域内外的民营资本，为军工类混合所有制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这应是地方政府振兴本地工业的较佳选择。

作者为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