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伊朗负责招商引资的人很忙。Turquoise Partners是首都德黑兰一家主要的投资公司，他们管理着90％投入伊朗的外国基金。媒介经理Sanam Mahoozi告诉《财经》记者，他们明显感觉到4月伊朗核谈判框架协议达成之后国际资本对伊朗的兴趣渐浓。“4月以前我们每个月只收到两三封咨询邮件，现在我们每个月能收到10封－15封。”他说。

伊朗商业、工业、矿山和农业商会主席Gholam-Hossein Shafei最近的日程也排得很满：4月底，他分别会见了来访的瑞士和德国商贸代表团；5月初，他会见了100人组成的波兰商业代表团——在这以前，几个月也等不到哪怕是一个小国家的代表团。

4月2日，伊朗问题六国在瑞士洛桑与伊朗达成伊核问题框架协议，并商定于6月30日前签订全面协议，从理论上说，一旦协议签署，且伊朗遵守约定承诺，国际社会将逐步取消对伊朗实行的经济制裁。

在框架协议达成后第一周，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伊朗，签署了八项商业和工业合作协议。同样有意访伊的还有奥地利总统海因茨·菲舍尔，他表示如果伊核问题达成协议，他将于下半年带领商贸代表团访伊。据报道，一些亚洲的集装箱航线亦开始恢复伊朗的业务。

虽然另一只靴子还没有落下，但嗅觉灵敏的资本市场已经蠢蠢欲动——这是一个拥有8000多万人口、被外界孤立多年的庞大市场。　　

协议可能达成

伊朗自1979年革命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后，西方社会对它的制裁几乎没有停止过。2012年，由于伊朗被指控“持续进行非法的涉核活动”，欧美国家和联合国分别对其施行了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

这些制裁切断了伊朗金融系统和外界的联系，不允许伊朗再进行赖以生存的油气贸易，让航运业无法再接伊朗的订单。同时，成百上千家公司和个人，因与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研究、恐怖主义、人权问题、洗钱等问题相关，而被禁止与美国人或公司做生意，不能使用美国的金融体系，财产被冻结，入境美国的签证也遭到拒绝。伊朗经济因此遭受重创：在2012年和2013年两个财年里，伊朗经济缩水8.6％，并且随着油价的急剧下跌，伊朗的赤字和失业情况不断加重。

2013年6月温和保守派候选人哈桑·鲁哈尼当选总统，他表达出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2013年9月，在双方外长会面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与鲁哈尼通了电话，这是自1979年以来两国元首的第一次通话，此后伊核问题谈判重启。

布鲁金斯学会执行副主席、美国前中东特使因迪克（Martin Indyk）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摆在奥巴马政府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达成协议，减轻制裁，换取伊朗在未来10年－15年内不从事生产核武的承诺；另一个选择是置之不理，让一个在三个月以内就可以生产核武的伊朗在制裁中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他们选择了前者。

不过，美国国会的选择却和奥巴马相反，框架协议达成后，国会立刻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新制裁。因迪克在4月底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亦表达了美国的担忧。他说，取消制裁毕竟意味着1300亿美元的庞大资产解冻和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伊朗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他们不得而知。

随着6月30日的最后期限临近，争论更加强硬和激烈。美国内部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在最后文件中包括“要求伊朗全面开放与武器研发相关的核设施”以及“调查人员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展开核查”的条款。奥巴马内阁主张在谈判中适当让步，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Bob Corker）表示，没有这两条就免谈。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制裁研究的高级研究员胡弗鲍尔（Gary Hufbauer）对《财经》记者分析，如果国会和奥巴马不能达成一致，在全面协议签订以后，奥巴马可以取消或减轻由行政命令施行的制裁，包括金融制裁以及美国通过外交手段劝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对减少购买伊朗石油的制裁；通过美国律法对伊朗实行的制裁，通常来说也可以由总统临时停止或宣布放弃。“所以说总统有权力消除大部分的制裁，也可以在伊朗违背承诺时重新予以制裁，但那时候的问题是，再劝说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配合制裁就没那么容易。”

6月23日，伊朗议会通过一个议案不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军事设施和传唤相关科学家，与美国国会针锋相对。惠誉（Fitch Group）下属机构BMI Research中东北非研究组负责人爱德华·科赫兰（Edward Coughlan）对《财经》记者判断说，如果不取消制裁，伊朗经济会持续停滞，甚至可能陷入衰退。原因是近期的低油价重创伊朗经济，政府不得不削减支出，如果持续被制裁，出口和固定投资将增长缓慢，无从弥补低油价的损失。因此，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达成协议也是不二之选。

奥巴马政府曾估计，伊朗在国外被冻结的资产不低于1500亿美元。Turquoise Partners的基金经理Shervin Shahriari说，这其中一大部分是中国和印度由于制裁未能支付的石油款项。包括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在内的一些欠款企业表示将在制裁取消后立即偿付伊朗，这些资金对伊朗政府的收支表来说也是雪中送炭。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在经过了诸多铺垫以后，即使协议未能达成，也意味着对伊朗的孤立状况会有所改变。德国商会和行业协会负责人Volker Treier在会见伊朗商会后表示，无论核谈结果如何，德国都不会放弃开发伊朗的商业机会。在伊朗最主要的石油出口上，美国战略能源和经济研究公司的总裁林奇（Michael Lynch）告诉《财经》记者, 即使对伊朗的制裁未能立刻放松，一些国际买家（例如中国和印度）会认为“管制已经放松”，而增加从伊朗的进口。

6月30日，伊核六方决定将谈判延长一周，不过，联合国表示伊朗同意大幅减少浓缩铀的存量，已经满足了谈判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

在是否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军事设施的问题上，伊朗同意在可以管控的条件下开放军事设施，但不同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受检查，以确保“军事机密”不被泄露。

哪些行业直接受益

公开消息显示，奥巴马政府可能取消的制裁主要是涉及与核武研发和生产相关的行业，而不包括与恐怖主义、人权问题、伊朗革命卫队等相关的行业。《财经》记者采访到的多位专家，罗列了协议签订后最直接受益的行业，包括金融业、船运、汽车业、零售和快销行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记者查阅美国财政部历年来公布的名单，在24个被美国制裁的伊朗银行中，只有塞德拉特银行与恐怖主义有关，因此理论上来说其余的银行都属于被取消制裁的范围。

金融银行业是伊朗经济制裁的重灾区之一，多家外资银行在伊朗损失惨重。渣打银行是极少获得在伊朗运营资格的外资银行之一。2012年，美国金融监管者指控渣打藏匿2500亿美元与伊朗相关的交易，威胁吊销其在美国的执照，最后以渣打偿付6.67亿美元的罚金告终。有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外资银行因伊朗业务而支付的罚金大约为140亿美元。

在制裁期间，位于巴基斯坦的银行，中国、德国和瑞士的一些小银行，迪拜的阿拉伯银行，仍然可以开具信用证。这些银行和美国没有商业往来，通过收取高于市场价的手续费获益。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十年的伊朗贸易商人对《财经》记者证实，他们通常经由迪拜中转资金。

Turquoise Partners的Mahoozi对《财经》记者表示，他们接触的外国金融机构都还未有实质性投资行动，他强调说，“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有任何迟疑，只是在等待最佳的入场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全面协定签订的时候。”

受到制裁的另一个重灾区是油气行业。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国际事务主管Mohsen Qamsari表示，协议签署后伊朗对欧洲的石油出口可以立即恢复到制裁前水平的一半，鉴于伊朗可能已经错过与欧洲客户签订年度进口计划，伊朗提议可以采取现货交易的模式。据一些研究机构估计，伊朗大约有2000万－2500万桶储存在浮式储油库（floating storage）的现货石油。

一些研究机构则持谨慎乐观的态度。BMI Research的研究报告显示，伊朗每天的石油出口相比制裁前的250万桶大约降低了100万桶；油气行业分析师伯纳德（Thomas Bernard）表示，在未来1年－2年中伊朗或许不能达到制裁前的生产和出口水平，原因有二：其一，制裁取消会是一个缓慢、分步骤进行的过程，这会阻碍伊朗恢复生产；其二，由于长年缺乏投资和维护，伊朗很多油田的产量可能遭受某种程度、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这也会影响整体的产量。

林奇估计，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应该在伊朗有更多的石油投资，但是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在伊朗油气行业的占比都不算重要，包括英国石油公司（BP）在内的一些大型跨国石油公司曾经在伊朗运营过数十年，但是现在它们所掌握的关于油田的地理信息数据都已经过期了。“欧美石油公司在开发较老一点的油田上的技术可能比中国公司更先进，但在开发较新的油田上，中国公司仍然很具有竞争力。” 他说。

一个利好消息是，为了提高油气行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伊朗政府表示正在为打算重新进入伊朗市场的外资油气公司准备一种新的合同模式。老的“回购模式”只允许外资公司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的名义代为开发和建设，在开发完成后NIOC以油气收入作为报酬。新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允许外资油气公司与NIOC成立合资公司，直接分享油气收入，而不仅是通过开发建设油田间接获利。

在一些细节上，新合同模式也更周到、灵活。例如，将合同执行的周期从过去的7年－8年增加到15年－20年，确保外资有足够的时间收回成本；对一些风险高（例如深海开发）的项目，外资可以分享更高的石油提成；在开发成本计算上，合资公司可以成立工作组每年一审，避免超支。伯纳德认为，如果一系列改革可以成功，伊朗的合同可能比俄罗斯、沙特等产油大国更具优势。

基建行业也是一个急需投入的领域。BMI的基建分析师朱莉安娜·科雷亚（Juliana Correa）对《财经》记者表示，欧洲建筑企业在1979年以前主导伊朗的基建市场，之后慢慢被俄罗斯和中国公司取代，2012年以后更甚。俄罗斯主要帮助伊朗进行电力方面的基建，中国则在交通运输业进行着一些项目，例如2013年中国承建了霍梅尼国际机场到德黑兰52公里长的地铁项目。可以预见基建也将是外资感兴趣的领域。　

一旦制裁结束，伊朗可以从国外进口技术含量更高的汽车零部件，大大提高国产汽车的质量，欧洲、美国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都对出口伊朗表达了兴趣；目前，法国标致汽车公司以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领衔伊朗的进口汽车市场。　　

此外，一些生物制药企业也觊觎这个人口超过海湾六国总和的市场，瑞士的第一批商贸代表团中就包括了制药商诺华。BMI的研究报告称，制裁迫使伊朗加大了自主研发的力度，比起很多新兴市场，伊朗在很多慢性病药品上几乎摆脱了进口依赖，但是一些高价值专利药品仍需进口，这一块是跨国药企打入伊朗的缺口。

投资风险所在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伊朗在参与评估的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仅为第130名。尽管在伊朗政府的努力下排名较上一年已经有所好转，但伊朗仍然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新兴市场。科雷亚对《财经》记者表示，伊朗人，特别是政府最高层，仍然高度担忧开放会让外资主导市场。

在伊朗的投资贸易记录上，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自由贸易的例子不少。

2009年，伊朗议会认为在筑路机械进口上实行的低关税导致该类机械大量涌入伊朗，因此推动对20种重型农机和筑路机械的进口关税调高至26％。2015年初，由于担心进口钢材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伊朗钢厂曾推动上调钢材进口税至30％，最终伊朗宣布将部分钢铁进口关税提高10％－20％。在生物制药领域，除了技术门槛过高的药品，伊朗政府一直坚持自主研发，在2010年政府高层就宣布药品基本无需从外国进口。在不少外资看来，伊朗政府对于经济的管控过于严厉。

由于长期遭受制裁，基建赤字缺口很大，停水停电、道路不通对有意进驻伊朗的外资公司是一个现实挑战。科雷亚介绍说，在伊朗基建领域中公私合营（PPP）的项目很少，除了在一些医院和供水的小型项目。PPP得不到发展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对投资者的保护，包括在招投标上缺乏透明度，司法独立性欠缺，没有成熟的解决合同纠纷的机制和腐败问题等；另一个原因是交易成本过高以及项目的交付周期过长。基建所碰到的政府管理问题，在其他期待私人资本进入的领域也同样存在。

林奇表示，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内的一些利益团体对私营部门的干预也十分严重，要改变这个体制会经历严酷的政治斗争。革命卫队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产生的军队编制，直接对最高领袖负责，和正规军队平行，拥有海陆空三军。近年来他们在伊朗政坛非常活跃，不少退伍军人摇身变成了国会议员。

鲁哈尼总统没有指挥革命卫队的权力，他曾借用开国首领霍梅尼的话含蓄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军队应该远离政治。掌握革命卫队权限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目前已是75岁高龄，2014年9月因前列腺癌接受手术，他的健康状况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伊朗政局稳定性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