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勇／文

中国宪政之路很不平坦，充满诡异。经过甲午战争、庚子国变、日俄战争多次灾难，中国人好不容易建立起“君主立宪”共识，但经几年准备，竟然跌在立宪门槛外。宪政与大清无缘，大清因宪政而终结。进入民国，宪政依然没有“转运”，第一届内阁成为时局转折触发点。

“强势总理”

民国建立是中国历史大转折，从帝制到共和，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关键一役。此役顺利，中国就此步入人民当家做主新时代。反之，中国将如法国大革命一样，在推翻帝制、摒弃君主后，不可避免进入混乱时代。要避免法国悲剧重演，中国需要一个政治强人，其威权不同于君主，不是来自血统、既得利益集团，而是来自人民授权。

清末民初，国内外舆论公认袁世凯为不世出的政治强人。孙中山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时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袁世凯是那时中国比较理想的一位强势领导人，然而他的强势只是表面，或者说并没有机会获得施展，因为在共和初建时，袁世凯的信誉就因北京兵变受到沉重打击，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负国民，负专使，足为无能之铁证，敢固辞，不复任总统。”既然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控制住，谈什么共和国大总统呢？如果不从阴谋论视角观察，袁世凯的自责是符合逻辑的。但袁世凯辞职将给中国带来不可预料的困难，经协商，南北达成妥协：袁世凯不南下，临时政府迁北京；内阁总理人选由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黎元洪共商。

3月8日，袁世凯向孙中山提议由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袁世凯的想法是：唐绍仪与孙中山、伍廷芳等为老乡，这个提名在孙中山，及临时参议院容易通过；唐绍仪与自己是几十年老朋友，相互信任，绝非泛泛。

孙中山等人对唐绍仪的好感远过于北方其他政治家，但南方党人始终对袁世凯存在一种莫名的不信任，觉得自己在谋略上不是袁的对手，因而对袁世凯的任何建言给予更多审视，特别是因为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让南方干脆接受，也委实不易。为打消南方疑虑，足智多谋的赵凤昌“在惜阴堂辩论调处，终以加入同盟会为内阁总理，粗偿南北之愿，事始克谐。”

经孙中山签字主盟，黄兴、蔡元培联名介绍，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唐绍仪内阁总理的任命。唐绍仪得到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同盟会支持，得到参议院认可。毫不夸张地说，具有“强势总理”的潜质。

“府院”之间

为消除南北误解，唐绍仪做了大量工作，尽量顾及双方主张。但是，北方毕竟都是从帝制时代走过来的，他们在过去十年所接受的教育，所信奉的都是君主立宪，在办事手法、行政理念上，属于传统旧派。而南方，长时期流亡海外，知晓西方，倾向于民主共和，信仰三民主义，所以南北间如果在国家认同前提下轮流执政，组织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或许事情不至于如后来那样复杂。然而，唐绍仪希望通过组建一个跨党派内阁，弥合南北，结果事与愿违，南北双方均以为自己吃亏。

作为袁世凯几十年的朋友，唐绍仪对南方革命党人接纳、重用，实际上也可视为帮助袁世凯。只是民国初建，内阁为国家大政枢纽，总统为国家事务第一责任人。内阁总理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与总统的关系，与各党派的关系，唐绍仪确实没有经验。

章太炎在武昌起义不久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可有济”，认为以党人召集党人组织一党政府，并不符合宪政原则。如果党人执意这样做，人心势必解体，政治必然混乱。

按照一般观察，唐绍仪自任国务总理之后，颇有意将责任内阁落实，以避免袁世凯与各方之冲突。唐绍仪的这些做法，究其主观意图而言，或许有意维护元首，不使元首当政治要冲，但在当时情形下，不仅中国的政治格局不允许袁世凯这样做，即便从袁世凯内在心情言，也未必接受唐绍仪这份好意。旧政治家对权力的眷恋非常人所能理解，袁世凯不可能放手将权力交给一个内阁，何况民国建立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袁世凯获得国内外的信任并不是他的血统、道德品质，而是其作为、能力。

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政治强人，唐绍仪不明白这一点，则出局的不是袁世凯，必然是唐绍仪，因为国内外舆论只说“非袁莫属”，没有人说“非唐莫属”，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不常有，而唐绍仪这样的技术官僚并不难找。这就是唐绍仪内阁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袁世凯需要对国内外负责，他需要的内阁是帮助他工作的班子，而不是与他分享权力、制衡他的机构。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一个强势政府，用铁腕重建社会秩序。正如一些外国观察家看到的：“从内地传来的消息简直糟透了，令人万分沮丧。中国养了一支由武装土匪组成的军事力量，而它现在再也无法控制这股力量了。看来（孙中山、袁世凯）两位总统都没有能力控制他们的军队。我的一个朋友才从江苏省的徐州府回来，向我讲述了那个城市遭到破坏的可怕情形，先是被北方军队，接着是被国民军破坏。……袁世凯在山西省的军队已经哗变，他们干着奸淫掳掠的勾当。山东省的情况也同样糟。昨天，各国在北京的公使都收到了他们驻烟台领事来信，要求设法阻止更多的中国军队派到那里去。这个帝国当前唯一平静的部分看来似乎是满洲和蒙古。”

面对这样混乱的局面，新政府必须要有力量有手腕，必须能够控制住军队，否则就是天下大乱，民国不如大清。对于这些情形及新政府的责任，唐绍仪似乎没有足够的理解，他自以为与孙中山等人均属于广东人，且对民主共和有共识，忘记了使命，忘记了袁世凯的期待，一些外国观察家看不过去：“我自己看不出中国怎能由广东人的政府来治理。唐绍仪开始就弄得很糟，明显的迹象是他要组建一个广东人占优势的内阁，也就是说无论是各部总长还是顾问都要用广东人。这里的报纸已经在说，广东人的专制主义，比满洲人更坏。肯定是这些广东人，把（袁世凯）总统卷入同各家外国银行的纠纷之中。”

据袁世凯侍从武官唐在礼记录，赵秉钧为唐内阁成员，负责内政，但其依仗与袁世凯的关系，根本不将唐绍仪放在眼里。内阁会议不参加，遇事都在会议外找袁世凯商量，单独决定，还往往对会议的决议，从旁横生枝节或加以删改。唐既无可奈何，阁员也自然没有异议，拥护而已。赵这般做，最终在于拆唐的台。除了内政方面以外，当时陆征祥是外交总长，但实际上外交方面是蔡廷干在按照袁的意志行事。蔡经常与英美日各国公使进行外交活动，不仅不接受唐内阁的领导，就连他进行活动的情况，内阁也不得而知。

陆海军方面也是如此，真正重要的公事都是经袁和坂西、王士珍、段祺瑞等商量决定之后，通过总统府军事处和陆海军部分别付诸实施。至于筹备组织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和收买各系军队，调遣“讨伐”，则更非唐内阁所得与闻。财政方面也由袁和赵秉钧、梁士诒密商解决。当时是小事由赵秉钧一人独挑，大事就必须与徐世昌相商，实际上徐好比是宰相，而赵秉钧、坂西、王士珍、段祺瑞、梁士诒等是各部大臣，唐内阁不过是遮场罢了。

一走了之

唐绍仪内阁构成太脆弱，除《临时约法》“副署权”制度设计有问题，随着形势发展显得极为刺眼。如果不遇王芝祥事件，唐内阁或许还可以存在一段时间，而王芝祥事件让唐绍仪左右为难，失信南北，他除了一辞了之，也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王芝祥原为广西副都督，1912年初以北伐为名率部北上，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三军军长。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到了南京，召集各方面军事代表人物会议，当即宣布袁的意见，和战须在三日内决定，以免夜长梦多，致生枝节。当时发言的人很少。柏文蔚当即提出：陆军总长一席，南方各军意见，一致推重黄兴继续担任。这对和战关系也很重要，请唐代表代为转达北方。唐绍仪此时已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虽为袁氏代表而倾向南方，亦认为南方势力不能达到北方为可虑，私与孙中山计划用武力既不足恃，可运用政治手段，使革命势力向黄河以北发展；密议以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任直隶省都督，柏文蔚为山东都督，黄兴改为南京留守，“掌握五个军的军事，保全实力以待变化”。

回京后，唐绍仪将王芝祥督直方案报告袁世凯，袁面许。于是有电王来京之举。唐意此事当无中变，故于直绅晋谒时，亦告以总统已许可，俟王到京即发表。比王至，而直隶五路军界忽来反对之电。一般舆论以为袁世凯狃于北洋大臣故习，以为直隶都督不可轻易予人，而王芝祥尤非其旧部，至是即以军界反对为词，改派芝祥往南京遣散军队。唐拒副署，谓政府不当失信于直人。

按照《临时约法》，不副署法令无效，而此次，袁世凯竟然在唐绍仪不愿副署后，将委任状交给了王芝祥。唐知事无可为，留辞呈而去津。袁世凯因遣梁士诒往津慰留。梁士诒除转述慰留之意，复谈及私交。唐曰：“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

唐绍仪走了，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结束，前后不足三个月。总结唐绍仪内阁教训，共和党以为主要在于内阁不能有强烈的党派意识，他们建议袁世凯应遴选无党派专业人士接任，以为“超然总理”，组成“混合内阁”，斥坚持政党内阁者为扶植党利之私，绝不可取。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