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袁雪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正是编撰“十三五”规划之时。这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是‘十三五’规划的主线，原因是我国几乎所有支撑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或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方式不转就难以为继。”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发展转型，不是一个新提法，从1996年的“九五”计划开始，历次五年计划都对此做出了要求，但转身的质量不高。究其原因，既与观念转变、政策举措、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也与特定阶段的客观支撑条件尚未根本变化、路径依赖性强有关。
如今这些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发展转型不但是“不转不行”，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当下总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产业竞争力低、环境资源成本高、需跨越中产阶级陷阱等具体问题的“总钥匙”。
不转型难以为继
《财经》：今年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杜鹰：改革开放以来已编制了七个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因为世情、国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进入以弱复苏、慢增长、多风险为特征的新常态，中国经济则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国民经济增速的换挡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一系列条件变化和矛盾转化的叠加反映，归根到底要求中国加快国民经济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十三五”规划应把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作为主线，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从要素投入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跃迁，保证中国经济换挡不失势、转型不转向。
具体来说，要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放到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保持国民经济一定增长速度为前提，为转型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以大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为切入点，为转型发展取势做好“两只眼”；以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为着力点，重塑产业竞争新优势；以统筹国内国外资源配置为依托，拓展国民经济转型发展空间；以深化改革、强化竞争为动力，建立健全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财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就强调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这种提法还能追溯到更早。在政府大力推动的背景下，仍未能彻底实现转型的困难在哪里？
杜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类似的提法，确实不是新近提出的。早在1996年，“九五”计划就提出了“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此后每一个五年规划都对经济转型提出了要求。
20年过去，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仍未从根本上实现转型发展。国家发改委在“十二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中指出，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产业优化升级进展缓慢，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发展要求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是：从需求结构看，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从产业结构看，主要依赖工业扩张带动；从要素投入结构看，主要依赖物质资源和简单劳动投入推动，并带有“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粗放发展的明显特征。
经济增长方式迟迟未能根本转变，深究其原因，既与观念转变、政策举措、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关，也与特定阶段的客观支撑条件尚未根本变化、路径依赖性强有关。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近20年来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经济社会结构变革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强劲，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彰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后，这些条件和优势被进一步放大。“萝卜快了不洗泥”，这些特定阶段的特定条件又反过来绑定了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使之难以实现质变。
《财经》：现在这些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杜鹰：当前，我国几乎所有支撑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重大或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方式不转就难以为继。
一是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劳动年龄人口已呈现负增长，劳动力成本日趋上涨，通过城乡劳动力资源重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明显减弱；二是由依靠投资增长带来的资本劳动比上升，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开始显化；三是长期的低水平扩张造成产能过剩严重，企业赢利空间收窄，同时又抑制了企业的再投资；四是以低成本支持传统产品出口增长已不具优势，且不可持续；五是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房地产、债市、股市各类风险积累，去杠杆化本身又制约了财政金融手段的运用；六是资源环境不堪粗放型增长的压力，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这些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也是好事，可以倒逼我们实现真正的转型发展。
中国现在需要从要素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两种增长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动力机制不同，要素投资驱动型主要靠要素的累加投放，而创新驱动的增长主要不是靠投入量的增加，而是靠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转型发展的核心指标，它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分工和结构变革，即产出增量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量所解释的部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财经》：亚洲地区，尤其是邻国日本和韩国，都有着和您刚才所描述的相似经济发展过程。它们的转型历程是怎样的？
杜鹰：对比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地区）的发展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转型发展方面的差距。
日本在1950年－1973年期间，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为5.1％，台湾地区1970年－199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4.5％，而中国在1992年－201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只有1.2％，日本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速度几乎是中国的4倍。
又比如，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1972年－1997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1.2％、18.9％和19.9％；而在高收入阶段（1998年－2011年），三者的贡献率分别为46.4％、-0.3％和53.9％，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幅提高了34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而据专家测算，我国1979年－199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4.9％。
解决问题的总钥匙
《财经》：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具体问题，增长模式的转型会如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
杜鹰：首先可以作为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需求是可以通过供给创造的，产能可以通过升级平衡，推动国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正是破解矛盾的总钥匙。
比如，一方面我国钢铁、有色金属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高强度钢、钛合金管材等高端新产品还需大量进口，此类现象普遍存在，意味着创新增长潜力巨大；又比如，“互联网+”推动了新业态井喷式发展，我国网上购物的销售额已超过进出口总额，有效地扩大了内需、带动了就业。
在传统发展方式边际效益递减的同时，新的发展方式孕育了巨大的希望、生机和潜力。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不断赋予国民经济发展新的动力。
第二，是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制造业仍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许多重大装备和关键技术仍依赖于人。例如作为信息产业“心脏”的国产CPU性能仅相当于奔腾3、奔腾4的水平，处理速度为世界先进水平的1/10－1/5；高档汽车的发动机，外资和合资品牌占国内市场的份额高达70％以上；机器人生产所需的高精密减速机、高性能交流伺服机、多轴运动控制器等关键零部件基本被国外垄断；国产涡喷、涡扇发动机主轴轴承寿命远低于国外先进水平。我国每年高新技术装备的进口都要花费上千亿美元。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传统比较优势的消退，重塑竞争新优势已是重大命题和当务之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历史机遇，中国应该加大自主研发能力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尽快突破一批具有带动作用和战略意义的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中国产业竞争新优势。
第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传统发展方式下，资源环境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环境方面，多种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出环境容量，环境风险日益突出。
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按照新标准全国有70％左右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能达标；水体污染突出，20％左右的国控断面水质为劣V类，57％的地下水监测点位水质较差甚至极差；土壤污染日益凸显，全国20％的耕地土壤污染超标，对农产品质量和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在资源方面，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3％，但消费了全球22.4％的能源总量、47.2％的钢铁、36.9％的铜和51％的铝。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这种生产方式不改变，中国要迈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全球的资源也无法满足。
第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00多个国家赢得了独立，其中不少国家完成了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但真正实现现代化、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没有几个，大多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进退两难，一方面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在低端市场上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自身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的不足，难以在中高端市场上与高收入国家抗衡，经济停滞不前，发展失去动力，与之伴生的是贫富分化、腐败多发、民主乱象和社会动荡。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学界的解释很多，但归结起来看，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错失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契机，未能顺利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国际经验来看，中等收入国家要完成从要素投入型增长到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转变，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较低水平提高到50％以上，大体需要15年－20年时间，而“十三五”正是这一进程的关键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