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张倩实习记者 相惠莲

 7月10日和13日，京津两地分别召开市委全会，先后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京津冀规划纲要》）的实施方案。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在两地的市委全会中均强调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地方的功能定位放到区域整体功能中去谋划。

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中长期相对弱势，且“一体化”诉求最强的河北仍未公开发声。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河北省发改委和廊坊、保定等地均已成立专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办公室，工作内容对外密而不宣。

7月10日，保定市协同发展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保定方面多名领导正在北京调研，并会与西城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商讨产业转移事宜。

这是自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以来，三地行动最为“同步”的一次，一改过去数年间，河北穷追不舍，京津不予理会的局面。

在4月30日《京津冀规划纲要》审议通过之后，多名学者就乐观地表示，这预示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由“顶层设计”阶段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对此，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持谨慎态度，他认为，虽然河北多地有很好的硬件条件，但在承接北京转移的产业方面，以公共服务为代表的“软件设施”目前仍未做好准备。

河北的痛点

在这一轮的产业格局变动中，环京津的廊坊、保定、唐山、沧州、秦皇岛被划入京津冀功能核心区，会优先承接北京转移的产业。

但河北多年来的发展模式，使其公共服务与北京存在较大差距，高端人才储备也存在缺口。

“目前的环境还不太适合承接北京的企业尤其是央企。”王金营表示，河北省的管理水平、服务意识急需提高，包括人员培训、干部队伍的建设。此外，理念也需要转变，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及公众均处于观念陈旧、安于现状的状态。

造成这一局面，不乏政治体制及政治约束的因素。以长期以“北京南大门”自居的保定为例。纵观保定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轨迹，“稳定压倒一切”是其各级政府一贯的重心。

“每次北京举办大型活动，保定均将安保工作作为工作重点，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王金营指出。

不止保定，从水资源、环境、人力资源等多方面优先保障首都需求，早已成为京畿腹地多个城市的“宿命”。

拿张家口和承德来说，两地长期被边缘化、始终未大规模发展第二产业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而秦皇岛作为沿海城市，GDP在河北省内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衡水，不足唐山的五分之一。究其原因，秦皇岛每年有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处于“保暑期”，地方政府的精力、财力同样大量用于安保。

唐山虽然GDP排名全省第一，但钢铁是其主要产业，产量占河北省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全国产能的六分之一。钢铁产业在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才的“封闭”。唐山有多所钢铁职业技术学校，使当地的初高中毕业生过早选定了职业发展路径。“经济这么发达的地方，人口流动很少，没有人去想发展创新。”王金营说。

外在因素的制约、内在开放度不够，二者合力，导致了河北的庸常。

在过去几年，保定曾计划发展养老产业，以吸引北京的老人前来养老，最终失败，这和保定与北京相差巨大的公共服务水平不无关系。

过低的工资是限制河北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据统计，在全国范围内，河北的公共服务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排名倒数。在保定，普通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多维持在每月2500元左右，保定最好的医院——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其医生的工资也仅为每月4000元。

区域活力不够、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在影响北京待转移企业判断的同时，也导致了人才流失。保定核心城区有30万在校大学生，河北省最好的两所高校——河北大学与华北电力大学均在保定，但这两所高校每年有超过70％的毕业生选择去外地发展。

北京社科院副院长赵弘曾在保定两家企业调研，他发现这两家企业人才的流失率高达70％，离职者多数选择赴京。

河北的人口存量大，但整体素质偏低，这是产业转移与发展的掣肘因素。

借“东风”之力

这次协同发展带给河北的机遇是借助北京的辐射，发展公共服务，吸引全国范围内的企业落地。“北京待转移的产业对河北的发展并不能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我们需要从全局来规划自身的发展。”王金营说。

北京市GDP的80％来自服务业，工业贡献仅为2000亿元左右。即使北京的工业全部转移至河北，也仅为河北GDP的10％，况且还有天津与河北竞争。

目前《京津冀规划纲要》仍未对外公布，但据接近保定市政府的人士透露，保定市的发展思路中，服务首都仍是第一要务，经济发展则是服务业居首，科技创新产业次之。

今年5月，国务院批复了保定区域调整规划。保定的满城、清苑、徐水撤县建区，原市辖区范围由3个变成5个。受此影响，保定市区面积由原来的312平方公里增加到2531平方公里，已经超过省会石家庄城区2200平方公里的面积。同时，保定城区人口，从过去的119.4万，变成280.6万。

此次区域调整打破了长期制约保定发展的县域经济模式。

保定辖区内有23个县市，但主城区面积小，辐射能力有限，导致城镇化率低。区域规划调整后，城区面积增加，能辐射周边更多区县。通过扩容也可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使产业对接时有足够的用地空间。

与保定类似的还有沧州，沧州同样有广阔的腹地，承载产业的空间较大且生态环境承载力好。

纵观河北各地，廊坊的空间较狭小，承接北京的制造业不现实，但因为和北京天然的地缘关系，其近几年一直在谋求和北京实现同城化发展。廊坊的服务业50％以上得益于北京。在河北方面看来，廊坊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承接产业，而是能否与北京实现无缝对接，道路连通、公共设施连通才是最重要的。这种连通已经带动了燕郊及北三县人口的聚集、房价的提升。

与上述城市不同，作为河北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唐山在这次京津冀区域规划调整中，目前受到的却是负面的冲击，也是阵痛最严重的城市。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时，多名学者指出，治霾是此次规划的出发点之一。过去一年中，唐山的产能在逐步被压缩，加之钢铁国际市场低迷，每吨钢铁价格仅为1900元，已经沦为“白菜价”，唐山转型迫在眉睫。

唐山作为沿海城市，拥有河北曾经的一号工程——曹妃甸，河北曾投资数亿元打造曹妃甸的港口项目及配套措施。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和天津港的竞争，曹妃甸并未发挥预期效用。

协同发展也许是重启曹妃甸的机会。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曾长期研究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他建议，河北省要将沿海地区和环京津二市区域的现代化建设作为省内未来发展的重点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经济增长和人均经济增长总量水平有关指标在沿海各地区是最低的。2007年，河北省人均GDP只相当于广东省的60％，山东省的71％，江苏省的72％，浙江省的54％，福建省的76％，辽宁省的75％。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河北省的经济发展重心就置于保定以南的太行山东麓地带。“河北省的发展重心不置于沿海，是导致河北省经济增长较其他沿海省市发展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陆大道说。

京津冀地区拥有北方最密集的港口群，其中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主要的航运中心，有上百年的历史，其腹地范围包括华北和部分西北地区，开放程度较高。但过去由于体制机制的限制，这个港口群彼此之间没有配合，没有形成对外贸易的合力。天津方面甚至拒绝北京的货物运至天津港，北京不得不绕道唐山。

面对新形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表示，滨海新区、曹妃甸、沧州的渤海新区以及秦皇岛的北戴河新区可能迎来新机会，并预测这些地方会是亮点地区。

大城市群愿景

对于支撑区域发展的产业，王金营认为应首推制造业。在他看来，河北是传统的制造业大省，制造业一直是其发展基础。保定的10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为制造业，尤其是长城汽车，近几年发展迅猛。

此外，2015年4月3日，北京现代汽车在沧州举行了第四工厂开建仪式。而在紧邻沧州的滨海新区，高端制造业一直是其支撑产业，如空客320的制造。

“河北应利用京津的研发优势，向高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方向发展。河北过去主要在发展重化工业。现在应该抓住这次机遇实现转型。”王金营表示。

除去保定、沧州，环京津的另外两个地级市——张家口和承德，在这次规划中，地位稍显尴尬。两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仅被赋予了生态涵养和水源保护的功能，它们收获的只有来自北京的生态补偿。

在赵弘看来，北京现在给予两地的补偿偏低，如何能达到平衡，还缺乏相应测算。

7月6日至10日，作为河北省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王金营跟随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张家口、承德两地进行了调研。在这次调研中，王金营指出，不能因为生态涵养和水源保护的定位就限制这两地的发展。他提出了“生态基金”的概念，“我认为应该将两地的生态保护变成一个产业、一项服务，京津冀三地既然享受了这种服务就应该付费。政府应该购买这种服务，投入资金，设立生态基金，而不是进行简单补偿。”

对于这一设想能否被施行，王金营持乐观态度，如果京津冀成立协同发展银行计划成真，这个项目起步应该不难。

在这次规划中，河北中部南部的邢台衡水、保定西部、张家口、承德西部，均不在京津冀核心功能区中。

一些专家认为，京津冀区域需要发展的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世界级城市体系。

陆大道提出，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新的战略支撑，在这一过程中，大城市群与产业集聚带将逐步成形。

为此，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在内的多名专家建议：建立国家级新区以拉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在由20个城市群为主导、以两横三纵为主轴的‘以轴串群、以群托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宏观格局中，京津冀城市群是国家未来重点培育的创新能力最强的世界级城市群。而只有首先建设好京津冀城市群，以此为核心才能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方创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