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文
围绕中国GDP数据再起争议，一、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速鲜有变动，但同期多项经济指标却持续走低，一些以往走势与GDP增速相近的数据出现了不小的背离，如发电量、货运量、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等，加之微观企业调研的情况不乐观，有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恐怕要差于7％。
GDP数据统计技术性较强，若要回应质疑，最有力的方式莫过于尽可能让数据阳光化。国家统计局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仍有改进空间。同时，GDP细节也值得认真分析，比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速普遍低于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是否存在虚高的可能？今年上半年股票市场的繁荣造成同期金融业对GDP贡献大幅提高，其背后暗含着实体经济部门相对低迷的现实。
新常态下GDP增速下滑符合预期，中国真实的经济运行比7％低也不可怕。中国当前就业和消费平稳，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韧性要好于预期。
六大指标显示经济不容乐观
一、上半年发电量接近零增长。电力数据与中国经济运行情况联系紧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参考指标。但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量累计同比增长0.6％。其中火力发电量累计同比下降3.2％；水力发电量累计同比上升13.3％，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
二、铁路货运量下滑一成，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14.3亿吨，同比下降9.8％，完成货物周转量10151亿吨公里，同比下降10.9％，这也让外界颇为担忧。
三、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79600亿元，同比增长6.6％，同口径增长4.7％，比去年同期回落4.1个百分点，亦与GDP匹配程度出现差异。
四、房地产新开工负两位数增长。房地产失速对于上下游产业影响十分深远。尽管决策层对房地产信贷政策有所放松，带动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9％，比年初-16.3％的增速出现明显反弹。但房地产业仍以去库存为主，上半年土地购置面积下降33.8％，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15.8％，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17.3％，房地产投资需求疲弱。
五、企业利润情况堪忧。1月－6月国有企业利润降幅-0.1％，其中，中央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1％，地方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0.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3％，令人颇感欣慰的是，5月、6月上述指标已经出现反转。
六、社会融资规模大幅下滑。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8.8万亿元，同比少1.76万亿元，同比增速为-16.6％。其中，各项表外融资增长放缓，而受降准、降息等积极货币政策影响，今年以来间接融资增长较多，人民币贷款增加6.6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75％，比去年同期高20个百分点，但银行贷款增长难以对冲社会融资总量下行。
GDP与经济指标因何背离
上述经济指标与GDP走势背离，有几种代表性解释：一是不同的经济运行阶段，用电量的弹性有异。例如，在经济上升期，一些高耗能的重工业上升速度更快；反之，经济下行期，它们的下降速度更快；二是节能减排和技术进步导致单位GDP能耗下降，用电量增速降幅自然快于GDP增速；三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会导致经济增速与发电量背离，例如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
上述解释仍有讨论空间。首先，单位GDP能耗下降已经持续了几年时间。若节能可以解释近几年发电量的平均增速始终比GDP平均增速低， 那么GDP增速上升时，发电量增速大幅上升，甚至高于GDP增速就无法解释。例如，2013年三季度GDP增速从二季度的7.5％上升到7.9％，发电量增速则由5.4％上升到10.0％，涨幅快于GDP增幅。
其次，用电量弹性的解释可以说明，当GDP波动时发电量波动更大，但无法很好地说明最近三年来，发电量对GDP弹性系数出现的变动。对历史GDP与发电量关系的回归分析显示，从1996年到2012年初，约4.2％的发电量增速变动对应了GDP增速变动1％，但是近三年以来，与GDP变动1％对应的发电量波动大幅上升到了14.2％。计量检测的结果显示上述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意味着无论GDP上升还是下降，发电量确实会同向波动更多。那么，为什么近三年以来需要更大的发电量波动，才能引起同样的GDP波动?
再有，经济结构调整可以部分解释近年来GDP对于发电量波动不太敏感，但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确有上升，占中国用电量70％的工业部门，占GDP比重则有所下降。但近七年以来，工业部门占GDP的比重下降了5％－6％，这不足以使得GDP与发电量之间的弹性系数扩大3倍以上。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4年间，六大高耗能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始终高于工业增加值的整体增速，这说明高耗能产业占工业部门产出的比重在上升。这样服务业部门扩张，导致发电量对GDP弹性系数上升，会被高耗能产业扩张抵消，经济结构调整对发电量与GDP弹性系数的影响应该更小。总之，如果发电量数据是反映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7％的GDP数据就还需要深究。
值得关注的三大证据
除了与高频经济数据之间存在背离，来自中国劳动力市场、工业领域与金融市场的繁荣，也都提醒我们应当对中国经济整体运行保持谨慎。
第一，虽然劳动市场比较乐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二季度求人倍率达到1.06，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但上述问题的成因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如出生率走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比如上世纪90年代出生人数较80年代下降14％，00后出生人数比90后下滑21％；二是中国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加速了城市地区劳动力供应增速的下滑。近期部分大型煤炭、汽车企业开始全面降薪或降薪休假，考虑到就业数据是滞后指标，劳动力市场的潜在风险正在上升。
第二，工业增加值高于工业产量增速，实际工业生产仍面临困境。从统计意义来讲，工业增加值是由工业总产值扣除工业中间投入加以本期应交增值税得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的2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只有4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6.3％，1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甚至是负增长，二者并不匹配。
对于产量下降与增加值的上升，有观点认为可能是受较低的中间投入价格影响，如铁矿石和其他原材料价格的下跌。具体来看，增加值等于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品的成本，尽管产出下降，如果成本降得更多，增加值也可能扩大。但是，可以看到，上半年6.3％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已经经过了价格调整，两者差距与价格因素关系不大。
第三，金融业对GDP贡献率偏高，掩盖了实体经济运行较差的局面。自2005年以来金融业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平均值不过8％左右，今年一季度却上升到19.3％、上半年达到19.9％。这意味着在今年上半年7.0％的GDP增速中，1.4％的增长来自于金融业，较历史均值高出0.6个百分点，在金融中心上海，相比于上半年7％的GDP增速，金融业增速高达30.1％。
金融业增加值主要反映以下四种类型金融服务新创造的价值，一是直接收费并提供相应金融服务；二是与存贷款利息费用相关的金融服务；三是与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和负债获得与处置相关的金融服务；四是与保险和养老金计划相关的金融服务。
上半年股票成交量上升将增加证券业交易佣金、证券承销、融资融券乃至资产管理费的收入，对金融业增加值形成支撑。上半年A股市场成交金额139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6.4倍。如果以0.71％的交易佣金衡量，新增的券商佣金贡献了约0.3％的GDP增长。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上半年券商利息净收入366.40亿元，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融资融券业务净收入，粗略估计，这一业务对于GDP增长的贡献有0.1％左右。
完善数据统计，助力经济决策
诸多迹象表明，中国实体经济的真实增长比GDP增速可能更低，目前的基础数据能否反映真实情况意义重大。展望下半年，海外方面，虽然发达经济体的表现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希腊债务问题等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面临美联储加息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很难有超预期的表现。鉴于人民币汇率可能继续维持与美元的联动，预计中国出口增长可能仍会比较低迷。
国内需求方面，一二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在种种政策刺激之下有所改善，但是中小城市房地产销售的低迷和房地产整体的高库存意味着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仍会以去库存为主，房地产投资企稳短期难以指望。在制造业投资仍然受到产能过剩困扰的情况下，受益于政府支持的基建投资的增长几乎是支撑总需求扩张的唯一动力。综合考虑内需与外需的因素，笔者以为，下半年整体经济下行的风险需要密切关注。
从这一角度而言，采用灵活适度的宏观决策是驾驭海内外挑战所需，而这又要以基础数据不断完善为基本前提。
笔者在两年前提到，改善国内统计数据质量不仅是把握经济走势、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更是应对质疑、增强统计部门公信力的体现。不难发现，中国统计部门已经就完善统计工作做出了不少努力，但仍有改进空间。
梳理各国政府对统计机构质量检测的一般标准，笔者建议，未来中国统计制度的完善可以从提高数据适用性、准确性、及时性、方法专业性、可衔接性等多个角度做出努力。
第一，提高数据的可适用性，完善一些关键数据的统计工具。统计数据是为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服务的“公共产品”，最大化地满足用户群体的需要是第一要务。当前中国统计数据在一些关键指标上存在缺失，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例如，当前普遍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已成为一大顽疾，中国政府也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目的之一在于化解国内过剩产能，但基础数据产能利用率的缺失，加大了决策层对各行业产能情况判断的难度，削弱了政策措施的针对性。
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是本届政府重要的目标，京津冀一体化顶层设计已获通过，将逐步落地。中国城镇化率究竟如何估算存有疑问。由于目前国内统计城市人口存在两种方式，一是按户籍统计，另外一个是按照常住人口。但实际上，这两种指标对城市化率的判断都存在低估，比如在农村也有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而是二三产业，往往长期奔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贸易活动，并对城市形成了大量消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的城市化率可能更高一些。
第二，提高数据的准确性。顾名思义，准确性主要是尽量缩小统计数据与目标特征值即“真值”之间的差异。例如，在GDP指标完善上，下一步尽快比照新的国际标准《国民账户体系（2008）》对中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订。正如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文章中所提，新核算体系会将研发支出计入GDP，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计入农民财产收入，引入市场租金法修订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等，在笔者看来，上述变化无疑将对GDP总量与结构造成影响。
收入数据也要有修正的必要。例如，美国可以通过纳税数据掌握居民收入的真实情况，但在中国，由于税收方面存在缺陷，统计局需要通过入户调查获得居民收入数据。通常来讲，高收入群体对于调查的配合程度往往比低收入群体要差，很多灰色收入难以统计其中。学者王小鲁便提出，官方居民收入数据实际上是被明显低估的，居民的灰色收入其实并未计入收入统计。而实际上，居民收入越高，收入的低估意味着对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以及房地产泡沫程度等都需要重新考究，才能得出正确判断。
第三，增强统计数据公布的及时性可能后果严重提高。只有数据及时准确，就不会贻误时机。比如，就业数据方面，以往中国官方使用的失业率数据是由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统计和发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但其缺陷在于一是与社保挂钩，以领取失业登记的人员作为失业统计的标准，忽略了很大部分放弃失业金领取的群体。同时，频率较低，年度数据无法反映就业跟随经济波动的变化。值得肯定的是，今年7月，统计局将公布月度调查数据，这将为及时了解就业市场动态情况提供依据。
仿效国际经验，对重要数据提前发布初值，在时间充裕与信息掌握完全后发布终值也是缩小数据发布周期，及时把握形势变化的有益探索。
第四，完善统计数据方法的专业性。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如季节性调整等。如寒冷的冬季使建筑业和农业生产减少，节假日会带动一些商品零售等，都是需要剔除的。因此，有必要应用季节调整方法对经济序列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趋势，同时也跟国际数据具有可比性。
第五，尊重统计数据的可延续性。实际上，具有较长历史阶段的统计数据是进行学术分析与市场趋势跟踪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国内统计数据有待完善。例如，尽量做到数据发布的连续性，对于一些因故不能继续更新的数据，应及时说明原因，并建议新的统计数据以替代，确保研究工作不至于因统计数据停止更新而受阻；一些惯用的统计公告格式，即便是文字叙述，也应尽力做到纵向数据的可得性，否则不仅会降低数据应用的有效性，也是对统计部门数据资源的一种浪费。
第六，完善统计数据的可解释性。所谓可解释性，即统计部门应对统计指标的基本概念、计算方法、调查方法、分类以及数据准确程度应做出适当的说明，对于容易引起误解的部分，尽量公开回应，做到“阳光数据”。而在笔者看来，目前市场对GDP等数据的误解，其实也相当程度上与其数据处理的方法、数据来源、原始数据、覆盖面、流程等不为公众所知有关。
如果在上述方面主动增加透明度，公开更多的统计细节，比如对于重要的通胀数据，定期公布CPI权重与权重调整历史，将有利于减少无谓的猜忌。
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也十分必要。首要的便是减少行政干预对统计数据本身的影响，这已经超出了统计部门本身的职能范畴，需要顶层设计。实际上，统计法早已赋予了统计数据的独立性，但由于各级官员对政绩的要求，统计数据往往受到很大干扰，这种现象在基层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真正改变唯GDP论的考核体制是核心，统计部门从国务院职能部门剥离，划入人大管辖，也是防止行政干预过多的应对之法。
此外，鼓励民间群体和学术界对统计数据的深入研究，也是增加数据信息，促进数据透明化的重要渠道。而在此前，官方对此项工作的研究是缺失的，民间研究的影响力较大，如社科院学者李杨、中国银行远征、德意志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都对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行了估算，成为掌握国家资产负债表这一重要信息的主要来源。
完善中国统计核算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国际经验来看，统计指标修订也更是常态化，并不应过度解读。正如上文提到的对于GDP核算的修订，其实自2008年联合国通过SNA新标准以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已开始实施了新的修订计划，中国也应尽快实行。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完善统计核算体系是确保客观分析的基础，亦是回应质疑，助力经济决策层的最有力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