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徐德林/文

1974年秋，印第安纳大学的两位年轻女教师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带着“一种急于对某种东西进行修正的狂喜状态”，合力开设了一门围绕19世纪女性创作的文本而进行的文学课程；于是世上便少了两位“冷面机器人”，多了一位“连体人”——始终被连字符连接在一起的吉尔伯特—古芭，以及1979年出版、2000年再版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以下简称《阁楼》）。

基于吉尔伯特和古芭“教学场景”的《阁楼》，“将女性主义批评由对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建构的分析，推进到向传统的经典标准发起挑战、梳理女性文学传统、研究女性美学特征的新阶段”，它不但成就了吉尔伯特和古芭的“20世纪美国最具标志性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与理论家”这一地位，而且确立了女性主义批评在当代西方文学研究中的不可或缺地位。

吉尔伯特和古芭通过细读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狄金森等19世纪女作家的作品，发现了一种“在主题与想象力方面”具有惊人一致性的“女性文学传统”。

所以，《阁楼》不但发现了“疯女人”，而且让她们从“楼上”回到了“楼下”，有效地证明了“19世纪的文学女性确实既有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学，也有一个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化”。这无疑具有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难怪诸多学人往往以《阁楼》作为自己论述女性主义批评的起点。然而，我们必须知道，《阁楼》所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主要的（以及受到忽视的）女性文学，而是一种整体上的（并受到忽视的）女性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部女性主义文学史巨著《阁楼》同时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钩沉作用，让人再次关注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尤其是它的发展历程、它与其他国家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关联。

我们知道，20世纪60年代，以性别为动力的新女权运动显影于美国，继而迅速播散到欧洲及世界各地，有力冲击了所到之处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有效地颠覆了其间根深蒂固的男性／女性二元对立观念。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其中，英、美、法等国的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显著的世界影响。三派女性主义批评悉数吸收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波伏瓦等早期女权主义者的思想，起步于女性在文学创作及批评领域所受到的歧视，但因为各派所偏爱的方法和理论有别，加之各国社会情势有异，三派女性主义批评呈现出一种“在同之异”。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以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为理论资源，强调女性的受压抑状况，致力于突破“语言的牢笼”。

大致说来，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妇女形象批评、70年代中后期的妇女中心批评、80年代至今的身份批评。妇女形象批评着眼于解构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别歧视，尤其是其中的“不真实”的妇女形象以及形象背后蕴涵的性别权利关系。她们发现，妇女形象在男作家那里往往要么是天真、美丽、可爱、善良、无私的“仙女”，要么是恶毒、刁钻、淫荡、自私、蛮横的“恶魔”；这样的一种两极分化构成了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谓的“文学实践的厌女症”和“对妇女的文学虐待或文本骚扰”。因此，这一时段的女性主义批评旨在通过解构的阐释来破坏男性和批评的权威性，提醒女性读者在阅读时持抗拒态度。

妇女中心批评致力于挑战父权传统下的经典文学标准。这些批评家认为，居于支配地位的父权制压制、贬低女性文学，致使众多女性作家作品被放逐，所以，她们往往以重新发现被传统文学批评标准遗弃的女作家及其作品为己任。然而，这些批评家深知，个人提供的东西并不足以挑战父权制的文学标准，于是便有了将女性文学体系化的要求，从而转向对女性文学史的研究。

众所周知，《阁楼》是妇女中心批评阶段的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典型代表，但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它并非完美无瑕，比如它无疑因为对性别的高度关注而遮蔽了阶级和种族的维度。这是吉尔伯特和古芭本人后来也有所认识的。当然，瑕不掩瑜，《阁楼》“在批评立场与方法上的疏漏与矛盾，亦可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未来的发展提供某种警醒与借鉴”。

颇具意味的是，36年前面世的《阁楼》现在有了第一个全译中文版，旋即引发了读者和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与好评。鉴于在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后冷战时代，阶级和种族作为议题已然几乎被非法化，我们是否应该在享受《阁楼》带来的这场智识盛宴的同时，追问为何性别议题、女性主义议题始终具有合法的先锋性和合法的批评性？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阁楼上的疯女人》，（美）桑德拉·吉尔伯特等著，杨莉馨译，世纪文景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