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丹、野狐及其他

2015-08-03 17:15:47

苍耳/文

炼丹之术,虽不能说始于秦始皇,但可以说盛于秦王朝;直到清朝皇帝雍正都迷信丹丸,并因服食过量而死于圆明园。

不过,到了汉朝,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倒炼出点名堂。这位崇尚道术的诸侯王,门下有食客数千,以苏非、李尚等八位最有学问,深得刘安的赏识,被称作“八公”。刘安经常在肥陵山下召集八公和方士,一起商讨炼丹之术,试用各种材料继续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药,可是均未炼成,倒是把淮南王“炼”上了“绝途”。刘安“谋反”一说存于正史,在野史中则不同。班固在《汉武故事》中说,武帝得知皇叔炼丹成功后能隐行升行,服气不食,顿生嫉妒进而希望皇叔授其道,却遭拒绝。皇上大怒,于是以“谋反”之罪而除之。事后武帝得到皇叔炼丹得仙的方书,却屡试不验。

史上鲜有皇帝炼成“仙丹”的记载。不过,未炼成之“仙丹”,并非不存在,而是始终存在于意识形态之中,比如在阳间不能长生,仍可以在阴间不老,将地上的统治秩序统统搬到地下去,从官吏到兵马无不复制,并不惜以活人、活畜为殉。

到了魏晋时代,君主因杀戮太多,大多信佛教,对求仙一事倒淡薄了。不过,民间炼丹并未终止,而且炼成一种“仙丹”的替代物——“五石散”,据说人吃了这种丹药能转弱为强。因此,文人名士皆以服散为贵,渐成一种风尚。“五石散”有毒性,药性一发,稍不留心,不是丧命就是发狂,倘有一只牛虻来袭扰,他会拔出利剑一阵乱砍。鲁迅先生认为,晋人多脾气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是与服散有关的。但晋人以痴为好,也是与服散有关的。由此足见“五石散”比“仙丹”多了不少人间烟火气——既让持不同政见者“脱颖而出”被杀头(如嵇康),也让更多的“青白眼”装疯卖傻(如阮籍)。

在漫长的炼丹史上,“狐仙”大约也是求仙不得而结出的怪异果实之一。狐狸成仙总归要容易些,毕竟是由狐狸变成人,不像人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即便是修禅打坐也得警惕“野狐禅”。究其实,“狐仙”除了给想象力和文学魔幻增添酵母外,对国人的心智看不出有多大好处。

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记述了一件晚清时代发生在西洋使馆区的真人真事:一天晚上,英国使馆的一名士兵正准备上床就寝,突然听到院子里有狐狸的叫声。于是穿好衣服,抓起一杆枪,告诉妻子说他要猎杀那只狐狸。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听到一声枪响后便沉入梦乡。第二天早上妻子醒来后,吃惊地发现丈夫昨夜未归,于是出门去找,竟发现丈夫死在月桂树下,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脑袋,那杆枪还在他身边,而狐狸已无影无踪。

此后,对这件事,作者(时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与一位朝廷大臣发生了激烈争论。大臣认为真相已经大白:狐狸被那个士兵追到月桂丛中,眼看就要追上时变成了人,并把士兵手中的枪夺过来,于是打穿了他的脑袋。何天爵面对得意洋洋的大臣,坚决否认这一看法。他认为士兵在爬行时枪拖在身边,枪口正靠近他的头部,碰巧一根树枝挂住了扳机,子弹射出打中士兵。两人唇枪舌剑,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从这位大臣的解释中,足以看出“狐仙”观念深深影响了他的思维,也影响了他看待和处理事务的态度。再看鸦片战争中,清军统帅杨芳、弈经之流竟用马桶阵、纸扎草人和猴子迎敌,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炼丹唯一的意外之果是“炼”出了“豆腐”。《本草纲目》认定:“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刘安”。刘安屡败屡炼,最后索性改用豆菽为原料,再与石膏或盐卤混合,这一试果真“炼”出乳白绵厚之物,《太平广记》中称之为“菽乳”。品尝它的人虽未能长生不老,但嫩滑可口,滋阴补气,实在是造福黎民百姓,故有“福黎”之称。如今豆腐畅销欧美国家,深受洋人喜爱。在这个地球村,多一些平实、绵厚的豆腐,总比推广“仙丹”好。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须远离仙丹、八卦、黑幕和狐仙气。

秋白临刑前在《多余的话》中,仍念念不忘“中国的豆腐世界第一”。他实在是炼了20年“仙丹”的。问题是,到了最后他什么“丹”也没炼成。在这遗言的最后结句中,我还读出秋白渴望回归素朴、平淡和本真的平民生活的隐衷,哪怕是喝一碗一清二白的豆腐脑也好。

作者为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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