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特派记者 王宇 发自柏林

《财经》：EIT创立的原因是什么？

凯恩：EIT创立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欧盟当前碎片化的创新格局。欧盟现在有28个成员国，有很多很好的大学、研究中心以及企业。但是没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创新政策，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科研或产品重点，相互之间缺少协调性，也有一些业务重叠。这就会使得欧盟作为一个地区，它的研发效率降低，那么，欧盟的竞争力也会降低。这是欧盟与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差异。

有人认为欧洲现在在创新能力上不如日本和韩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欧盟有些地方有着非常好的创新环境；有的地方也正在迎头赶上。我们相信如果在跨欧范围，做一个集合教育、研发和产业的网络，消弭地方差异，促进产学研的知识三角型转化，就可以战胜这种碎片化的局面。

《财经》：针对欧洲不同的创新环境，你们有哪些差异性的做法？

凯恩：首先我们在那些创新的“热点”地区，建立公私合营的知识创新共同体。这些地方往往有好大学、有活力的初创型企业，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因此，我们在这里的主要措施就是增强创新的能力建设，并增强他们之间的沟通网络。

那么公私合营就有几个层面，首先是联合研发，但同时也是改变联合研发中，各参与伙伴传统的工作方式，比如说要更多地融入孵化创业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让学校帮助学生去成立初创型企业；让产业界能够在合作中与研发和高校之间，形成一个紧密的知识三角形关系。

另外，对于那些没有建立知识创新共同体的地区，我们有一个区域创新体系计划，这是一个衍生项目，目的在于让那些尚未从EIT和知识创新共同体受益的地方，提高研发实力。与此同时，在目前已有的几大领域基础上，我们将在2020年之前设立一些新的知识创新共同体，比如说在2016年，我们将在食品和制造领域设立项目。食品项目主要是关于那些旨在气候恢复的食品，以及可持续的全球食品价值链；而先进制造主要是为了加强和提高欧盟制造业的竞争力。2018年，我们还会建立城市交通的项目，它旨在为城市交通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财经》：现在欧洲不少国家都在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聚集区政策（Cluster Policy），你们跟它们有何不同？

凯恩：我们做的东西跟这些协同创新聚集区十分类似，因为我们在本质上是一个公私联营。不同地区的中心也是专门对能源、数字化、气候变化、医疗健康等几大领域，搭建创新生态圈，促进它们的初创型新企业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把我们理解为是一个协同创新聚集区，把我们的知识创新共同体理解为一个协同创新聚集区的管理机构。

差别在于我们是泛欧层面的。目前欧洲国家推动的协同创新聚集区更多的是一个地区性概念，比如说柏林的软件与信息技术聚集区，那里有很好的当地研发机构和创新环境。但是我们更像一个超级聚集区（Mega Cluster），把现在的几个聚集区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欧盟最大创新网络。

《财经》：作为欧盟层面的公立机构，你们资金管理有什么标准呢？

凯恩：我们知识创新共同体概念的基础，就是要公共部门、自营部门、成员国三方合作。因此，我们在原则上只给每个地区机构提供25%的财政支持，用于他们的项目经费。这些地方性的知识创新共同体需要自己去找补充性资金。

以柏林的数字化中心为例，它有一部分资金来自于EIT，有一部分来自于德国政府，其他资金来自于私营部门。目前我们有超过600个合作伙伴，其中有1/3是来自私营部门。我们希望EIT的资金能够逐渐淡出，让这些区域中心都能够像一个商业实体一样运作。

《财经》：EIT和现在欧盟的“地平线2020战略”是什么关系？

凯恩：从战略上，欧盟的“地平线2020战略”是要发展创新研发水平、增加欧洲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等等，从而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社会挑战。创新可以在这里起到很大的贡献，打造产学研协同的知识三角形，消弭欧盟的发展差异，从而给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因此，我们也是“地平线2020战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