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特派记者 王宇 发自柏林

清洁技术面临一个天然的市场失灵，那就是环境的外部性——环境是所有人的，我为何要为改善环境做更多投入？解决这个市场失灵，要靠公共部门的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政策帮清洁技术“挖掘”一个市场。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清洁技术也难逃第二个市场失灵：创新的市场失灵。

创新并非仅是一个创意、或是技术提升，它需要把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新的模式转化为市场化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容忍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保持组织的灵活度。然而，成熟的企业追求既定的目标、组织的效率，以及对风险的控制。从硅谷模式来看，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初创型企业和风险投资来消弭。

这仍然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从技术概念到成熟产业之间，是否有一条通畅的管道，让技术在不断产品化的同时，形成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并找到目标客户；二、现有的研发机构与高校，是否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人才，从而在产业化的维度，为创新提供足够大的试错基数。

从产业结构上来说，欧盟有大量的初创型和中小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中流砥柱；从科研实力上来说，它亦有不少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大科学与大技术工程，为创新提供技术推动力。但是，与美国相比，欧盟依然缺乏活力旺盛的资本市场，而研究机构的创业激情与创业能力亦有所不足。因此，欧盟国家把公私联营的协同创新聚集区，作为一种补充性政策手段，来培育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这与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思路不谋而合。

组织创新

7月23日，波茨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的气候变化知识创新共同体协调人瓦腾巴哈博士（Dr. Martin Wattenbach）赶到柏林的清洁技术加速器——“绿色车库”，向中国某市代表团介绍他们的项目——低碳城市实验室（LoCal）。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世界环境研究所以及世界银行的数据，瓦腾巴哈博士的团队发现，全球7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于城市。按照他们的研究，如果当前的城市能够按照低碳标准进行规划，便可把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31.25％。因此，他们需要掌握更充分的城市排放数据。

目前，欧盟国家的房地产买卖需要提供标的物的节能系数，那么，为什么不积少成多，干脆对城市整体的建筑、公路、植被以及地下设施等数据，建立一个三维地图呢？这个地图可以作为一个基础数据库，提供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视化显示。再链接上大气层测量数据，便可获得更加科学的城市排放模型。

2013年，瓦腾巴哈博士所在的波茨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和英国的国家物理研究所、法国的气候变化科学实验室等基础性研究机构，以及全球性的减排机构South Pole Group共同发起了LoCal项目，并成为欧盟创新技术机构（European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下称EIT）的气候变化知识创新共同体的旗舰项目，获得欧盟以及所在国政府的财政支持。

这个项目并非自成体系，而是可以为那些以减排为核心指标的清洁技术，打造一个开放性的商业生态圈。它基于CityGML数据平台系统，一方面科研机构为建模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创业企业在数据平台上搭建自己的产品和商业模式，而地方市政当局和城市建设相关机构则是产品的使用者。随着项目的不断推广，法国燃气公司、法国威立雅集团等企业亦成为项目的参与方，为其研发提供资金支持。

“我们的旗舰项目就像一个大伞，让成熟产业和科学界的合作伙伴参与进来，成为我们创业管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EIT气候变化知识创新共同体柏林项目主任施耐德博士（Dr.Malte Schneider）对《财经》记者说。

柏林的这个气候变化知识创新共同体是一个公私联营性质的机构。除了瓦腾巴哈博士所在的波茨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外，还有柏林工业大学、德国大型研发中心Juelich、拜耳技术服务公司等5家主要合作伙伴，以及其他19家企业、科研与公共服务机构共同参与并出资。

对于施耐德博士来说，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一个组织创新，因为他需要摸索如何搭建一个创新的共同体。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欧盟和联合国就已经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尝试用孵化创新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些针对气候变化的基础科研依然存在，只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旨在拉动创新的政策工具，从而建立合作机制。除了旗舰项目外，这个知识创新共同体也对清洁技术领域的初创型企业进行孵化。从小区污水处理系统到出行模式的碳排放推算APP，再到家用蔬菜养育箱，目前已有40余家初创型企业得到加速器的孵化。

“我们基本上有三个核心支柱，教育、加速器以及联盟的旗舰项目。”施耐德博士对《财经》记者介绍。其中教育是对以研究生为主、博士生为辅的科研人才进行创业培训，让他们成为等待孵化的鱼苗；加速器则是一个叫做“绿色车库”的项目，为创业团队提供18个月的创业辅导，成为孵化的管道；旗舰项目则是集合科学界和产业界，联合搭建的创业生态圈，就像瓦腾巴哈博士的LoCal项目。

施耐德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从组织形态上融合这三个领域，从而提高创新生态圈的效率，吸引更多优秀创业团队进驻，以及更多科学界和产业界的伙伴加入。

“等我们孵化的企业做出自己的产品、找到自己的客户，或者找到投资人的时候，就该是我们公立项目退出的时间了。”施耐德博士对《财经》记者说。不过，他们也在尝试是否能够把自己变成基金的形式，从而在成功的创业团队中，占有一定股份。

创新“聚集区”

这种公私联营推动创新生态的模式，在欧盟叫做聚集区。它并非传统的产业链在某一地区地理上的集中，或是负责招商引资、土地规划的产业园模式，也并非是旨在为成员机构进行政治游说的行业协会，而是一种新的开放式创新组织形式。

考虑到创新的实质，在于把创意变成产品，强调研发在产品中的体现，因此，欧盟的聚集区在呈现形式上类似于中国的“政产学研用”模式。它强调产业创新过程中，各方的参与，从而辅助科技转化。然而，有别于中国，欧盟聚集区的特征在于产业界与学术界的自发动力，而非政府主导性质。

以汉堡航空聚集区为例，它依托于汉堡已有的航空产业与研发实力，以空客集团建造A380宽体客机的客舱部分为契机，由产业界、研究界与政策界共同发起建立。而总部设在哈雷的生物经济聚集区，则是由德国应用性技术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旗下的几家在产业链上有相关性的研究所提出倡议，进而获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地方政府的支持，并从支持新联邦州（原民主德国各州）科技发展的联邦经费中，获得资金支持。

聚集区的法律形式较为多样，有些聚集区由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并协调资源；也有一些聚集区则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在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时，还有一个非营利性的协会，从而协调公立研究与学术机构的研发项目。

聚集区的工作模式，与上文所述的气候变化知识创新共同体类似，基本都集中在联合项目研发、加速器和教育三大板块。联合研发项目类似于上文所述的旗舰项目，旨在研究某一行业的共性技术。而加速器的效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聚集区的宣传与管理能力。此外，以德国的尖端技术聚集区为例，教育板块中还针对当地的工程师与高级技工进行职业培训，从而弥补现有劳动力知识结构与尖端技术之间的差异。

上世纪80年代末，欧盟国家这种模式，经过漫长摸索，才逐渐形成当前业界共识和通行的运营方式。

以德国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政策制定者发现，当时法国和英国的产业已迅速转向以生物技术、纳米材料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而德国不仅缺少高科技的共性技术，同时德国的创新体系对渐进式创新有一个天然的偏好，这让颠覆式创新发展迟缓。

为此，德国联邦政府在1997年至2005年出台了一项旨在促进生物科技研发及其转化的“生物区BioRegio”政策，以地方申报、专家委员会评比的方式进行筛选。而专家委员会则是由产业、学术与行会共同组成，他们以该地区生物技术公司的规模、研发基础、专利与咨询服务、初创型企业帮扶政策、临床医院与科研机构的合作程度等几大领域作为评估标准。那些获选的地区，可以获得联邦政府的专项资金，同时配以产业界等额的投入，对共性技术进行研发。

在这项政策的刺激下，以莱茵—内卡尔三角区为代表的17个生物产业集群发展了起来。根据安永公司的统计，“生物区”竞赛开始的1995年，德国符合生命科学核心公司标准的企业共有75家；1998年，这一数字增加到222家，超过了法国的142家。

后来，“生物区”政策成为德国尖端技术聚集区政策的基础。根据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统计，目前，德国共有100个聚集区，参与到旨在提高聚集区管理能力的Go-Cluster项目。除了德国，整个欧州地区亦形成“欧盟卓越聚集区倡议”。该倡议通过对聚集区的研究，形成一套评估与分析范本，对欧盟的聚集区进行评比。

考虑到聚集区旨在对共性技术进行研发，因此，为了帮助聚集区成员的发展，欧盟的聚集区之间亦形成合作关系，从而减少创新与目标市场之间的距离，帮助企业更好地对技术进行二次开发。例如，坐落于海德堡的莱茵—内卡尔生物聚集区，与比利时的鲁汶聚集区、英国的剑桥聚集区共同形成“欧盟健康轴”超级聚集区（Mega）。而超级聚集区，或称聚集区的国际化，正逐渐成为欧盟国家聚集区政策的发展方向，其中，德国从2015年开始了这项政策转变。

这种旨在促进共性技术研发、公私联营、培育创新环境的模式，成为欧盟开放式创新的基本模式。它可以集合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力量，发展那些商业化前景好的技术，从而有利于私营部门接棒，完成技术的商业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