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燕南/文

言及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人们每每联想到的是胡适等一系列学术大师联缀的精英系谱，以及新旧不同学派交错分布的学术“地图”，殊不知其时的史学转型，作为社会文化整个转型的一部分，还有着另一些面目。

且不说伴随新文化运动掀起的科学和民主思潮带来的观念变化，不说学术载体和知识传播媒介的变化，仅就以废科举兴学校开始的教育体制的变革讲，其于史学的震荡即足可以“革命”视之。从初级到高级学校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标志着知识预期受众的变化，输出与接受知识之方式的变化，以及知识体系与内容的变化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改变，而且连知识的言说与书写的方式亦发生了与传统几近颠覆的变化。在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现代教育体制建立的语境下，即使是中国学术中最传统、最为人们所标榜、认为最可与西方学术之科学性有一拼的历史学，也不得不面临对于所授知识“说什么”和“怎么说”等等最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尝试。

应该说，新的历史知识的解释、言说与书写方式的建构，对于社会一般知识世界中的历史观的形成，其重要性和影响因子，绝不亚于那些学术精英的成果。而说起新史学这方面的转型，那位曾高擎“古史辨”旗帜，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的顾颉刚，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具体实践，都同样扮演了不容小觑的筚路蓝缕者的角色。

按20世纪之幕甫揭之时，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启程之时。先是清政府在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开始初步形成现代教育管理体制、学校体制、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等现代教育体制雏形。继而是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在1912年到1913年先后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以及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将现代教育体制进一步修订、落实。因为此时也是标榜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轰轰展开之时，于是在新的教育学科体制下，面对新的受众，历史课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便理所当然地提到了人们思考与实践的日程上。

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受科学、民主精神感召的顾颉刚先生，就受罗家伦之约，在北京《晨报》所办“五四纪念增刊”发表了《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该文指出，要改造中国，最要紧的是进行教育运动和学术运动。顾颉刚认为，教育运动的开展，能使全体国民得到受教育和开心智的机会，而教育运动的深入展开，则又有赖于学术运动的推动。理性的、科学的学术通过教育得到普及，“自然使恶势力都失掉了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更使世界上的好势力，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顾颉刚如是说。

顾颉刚的这一认识，也可说是他当时对于社会启蒙与改良认识的基本思路。事实上，自打1920年由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开始，顾颉刚就一直沿着这两项运动的方向做努力——一方面由姚际恒而崔述而郑樵，由疑古书到疑古史，逐渐深入对于中国古史的认识；一方面也在思考新的学科教育体制下如何将“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的问题。从1921 年7月给李石岑书信中所附“拟编中学本国地理历史教科书的大纲”，到1922 年4月在《教育杂志》所发表的《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顾颉刚逐渐提出、完善了他对现代历史学科教育体系下“说什么”和“怎么说”的一些设想，并在此基础上，于1923年9月到1924年2月间，撰写了《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

作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历史读本，《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的编撰，也是顾颉刚要民众“初学得承受较正确之古史常识”，以科学的历史知识替代“原来在糊涂脑筋里的根据”，进而“在清明的脑筋里确定了他的根据”，这一社会改良思想的实践。其无论是内容上的“说什么”，还是形式上的“怎么说”，都为现代历史课程教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尽管后来这部教科书因摈弃了传统以“五帝三皇神圣事”为信史开篇的叙事而遭禁，但顾颉刚以现代科学的方式尝试中国史“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努力并未改变，这就有了《国史讲话》《中国上古史讲义》《春秋史讲义》等一系列的作品。

七八十年过去，重读顾颉刚当年的这些讲义，重温他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重构历史知识世界时的心路与实践，是否我们也有必要思考一下：新时代，从中学到大学，我们的历史教学是否也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

《国史讲话》，顾颉刚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本文摘自该书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