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中国制造

2015-09-06 16:07:00

升级中国制造的关键是突破技术瓶颈,技术创新没有浪漫曲,这是个无捷径可循的艰苦历程

创新没有浪漫曲

《财经》记者 马克

“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在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中,中国国务院对制造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宣布“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此时,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已经5年。

1990年,在改革开放12年之后,中国制造业产值仅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3%,中国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0%,这一令人尴尬的数字反映了中国工业基础的孱弱。经过一代人努力,201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9.4%,并且超过美国的18.2%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中国制造的崛起震动了西方世界,成为其重振制造业的催化剂。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中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指美国)不可能在一场制造业危机之后还能保持优势,美国必须奋起直追。

英国已无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来自英国的观察要冷静得多。《金融时报》资深记者彼得·马什在其出版于2012年的《新工业革命》一书中认为:中国赢得了制造,但失去了研发。

他分析说,中国制造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强大,中国制造规模巨大的关键因素来自其人口,占世界制造业19.4%不过与人口比例基本相当。更重要的是,由于研发能力薄弱,中国庞大制造业产值只能带来有限的实际价值。例如,一台iPhone的出厂价179美元(产值),但中国工厂仅拿走6.5美元,因为iPhone零部件来自日韩德等国,中国只是负责组装。iPhone出口到美国后,售价500美元。多出的321美元,一半为渠道商所得,一半变成苹果公司的利润。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对此有清醒认识,《中国制造2025》中写道:“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品档次不高……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显然,升级中国制造的关键是突破技术瓶颈,技术创新没有浪漫曲,无法靠×××思维立地成佛,这是个无捷径可循的艰苦历程。

在关键技术的赶超上,中国有过是走自力更生的原始创新之路,还是效法日韩,走引进吸收再创新之路的争论,后者很快占了上风,但30年实践下来,各行业的结果大相径庭。有的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比如相当部分的装备制造业;有的高举市场换技术大旗,但让出了市场却没换来技术,比如汽车;有的历经曲折后终于进入良性循环,比如核电;有的虽有争议,但的确在短期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比如高铁。

高铁是中国制造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代表作。高铁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国内轨道交通行业此前的技术积累、强有力的单一引进主体、科研攻关的举国体制,以及对庞大国内市场的成功利用。

此外,技术接收平台,即南北车两大央企的高比例研发投入也是关键。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郑刚在其论文中指出,日本和韩国每花1块钱引进技术,就要花5块-10块钱消化吸收;中国以汽车工业为代表,在很长时间内,花1块钱引进,只花7分钱消化吸收。但在发展高铁时,这个比例达到了1∶3,1块钱引进,3块钱消化吸收。

但中国已找不到第二个行业来完整复制高铁经验,因为铁路是中国最后一个政企合一行业, 在民用领域,铁道部(现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是中国唯一的全行业单一设备(列车)采购主体。

因此,中国电信行业在移动通信标准制定上的翻身仗,对中国制造业其实更有借鉴意义。可以说,从2G到5G,中国企业在标准制定中从完全没有发言权到主导者的蜕变之旅,体现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突破理想路径。

中国自主3G标准TD-SCDMA在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巨大争议,但事实证明,没有3G的蹒跚学步,就没有4G的积极主动和5G的主导地位,下游厂商也无法从无到有形成产业规模。

中国的电信和铁路企业都有庞大国内市场可资利用,但电信与铁路的不同在于,中国电信市场早已是多家运营商竞争的格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虽然力挺国产标准,并强令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运营国产标准,但无法也从未打算用一个标准统一市场,国产标准必须面对主流标准的竞争,这倒逼相关企业(运营商+设备商)完善技术,建立产业联盟。他们清楚,在强大压力下,如果自己是扶不起的阿斗,那政府早晚会放弃支持。

所以,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政府起了关键的启动和引导作用,但市场规律也始终在发挥作用,并且归根结底,企业是决定性的因素。

从1997年中国参与3G标准至今,18年来,多家中国电信设备商和运营商成长为行业排名前列的国际巨头,其中华为、中兴等设备商的海外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国际市场上,它们面对的是完全的市场竞争。

以营收计算,2012年起华为已是全球电信设备企业的第一名,其中70%以上来自国际市场,2014年,华为在利润上也追上了自己的对标企业爱立信。这一成就弥足可贵,因为只在国内市场做大而未经国际竞争历练,就算不上真正的成功。

华为的成功源于持之以恒的技术投入,从创立之初,华为就制定了研发投入不低于营收10%的制度。目前,华为全球17万多名员工中有将近一半是研发人员,2014年,华为研发支出408亿元,研发占比14.2%。

研发投入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被称为企业研发强度。研究表明,研发强度小于1%,企业难以生存;达到2%,企业可以勉强维持;达到5%,企业竞争力方有保证。在主要发达国家,企业平均研发强度普遍在2%以上。其中日本3.57%(2009年),美国2.93%(2007年)。

2011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营收2000万元以上)的研发强度仅为0.93%,设立研发机构的只占19.8%,这一数据说明,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尚未建立研发是生存之本的意识。

事实上,华为在中国企业中实在是凤毛麟角。哪怕是与华为齐名的联想集团,研发强度也只有一年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过去十年,联想累计研发投入44.05亿美元,尚不及华为去年一年的研发支出。

这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华为的路越走越宽,而联想的日子却越过越紧。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感慨说:“靠毛巾拧水拧出利润是迫不得已、是挣扎,必须在关键领域有核心技术。”

华为的成功不仅来自技术突破,还来自企业管理水平的突破。华为2014年轮值CEO郭平曾在当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总结:华为之所以能从2005年之前的偶然性成功,到近年来的必然性成功,是因为华为自1999年起与IBM等顶级咨询公司合作,耗资几十亿美元,系统引进了先进的管理软件和管理方法,并恪守“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管理变革指导思想。

这也能够解释,为何许多企业尤其央企,研发费用快速增长,但研发产出却不能同步增长。

与企业研发强度相对应的是国家研发强度,这是指一国研发支出占该国GDP的比重。中国这一指标在过去十年有了长足进步,2013年首次突破2%,与多数发达国家差距已经不大。目前的问题,一是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二是管理水平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结构方面,目前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超过四分之三,但企业研发投入几乎全部用于产品开发,用于基础研究的只有3%(2011年)。但是,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产品须在基础研究储备中提取“资本”,大部分难以解决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往往都能在基础研究领域找到答案。没有基础研究打底,开发层面也难有大的突破。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企业的专利拥有现状上。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有飞速增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2012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但是,中国的专利以技术含量不高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主。2012年末,中国发明有效专利占国内全部有效专利的比例仅为15.7%,世界排名前十位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3.5%。

市场失灵本该由政府之手来矫正,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恰恰不足。高校与科研院所获得的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R&D经费中的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发达国家基本保持在10%以上,其中美国在18%左右,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超过25%。

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能力的形成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欧美自文艺复兴以来有近五百年的科学传统,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有近150年的科学传统,这些传统直接对应在了各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上,反映了各国的科研实力。

自1901年颁发首届诺贝尔奖至2014年,世界各国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的共有 588人,其中美国占45.4%,美英德法四国占75.5%。日本16人获奖,和瑞典并列第五。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尚无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二战”废墟上重新崛起,在绝大多数重要行业的技术水平上都赶上欧美各国,实现了百年来的夙愿。《中国制造2025》制定了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的目标。站在历史的维度,这个看似长远的目标,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一个时间紧迫的任务。

《财经》记者 马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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