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婧/文

2014年初的美国经济就如美国的天气一样，遭遇了罕见的严寒和暴风雪，经济的负增长令人不得不竖起大衣领子。以往四季洒满阳光的加州阴雨不断，天气格外寒冷。

随着天气转暖，美国经济也呈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2014年，美国短期财政整顿取得明显进展，大幅财政紧缩的高潮已经过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后续效应，以及为经济松绑措施的施行刺激了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尤其是私人消费的增长。就业市场的稳步改善，美国股市和楼市的反弹，增加了美国家庭财富，改善了家庭财务状况，美国迎来家庭去杠杆化的转折点，家庭消费和借贷意愿增强，美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就业改善、收入提高、消费增加的良性循环。湾区的IT公司大举招新，络绎不绝的年轻白领开始四处寻房。

那时，我身处异乡，真切地感受着美国经济复苏的温暖。而与此相比，最难以忘怀的温暖还是在斯坦福与麦金农教授交往的点点滴滴。

停不下来的老头儿

麦金农老先生每天早早来到斯坦福经济系上班。每次在校园里遇见，他总是穿着苏格兰格子衬衫，戴着圆沿帽，匀速地走着，走着，似乎在一步一步推导一个经济学模型。

他每天开着宝马来学校，很少见的墨绿色，总是说，我要停在离经济系较近的位置，要8点前到。有一次放假，我去学校，看到他开车过来，停在SIEPR楼的侧面，还是拎着那个黑包，腰板直直的。他说要去商学院，我问他，是不是去那边参加学术活动，他说：“不，经济系的咖啡机坏了，我到那里买杯咖啡。”看到我带着儿子，他说：“a handsome boy，you are lucky。”

去年4月，先生邀请他来旧金山湾区出差的中国学生和我一起吃饭，发来电邮告知他的家庭地址。我计划乘公交赴约，但他几次发邮件说，我接你。我回复“ I can manage，no problem”，他回信说，就这么定了，并叮嘱我几点几分左右在Stanford Avenue和 EL Camino Real 交会处的星巴克等他。

那天，我准时到了星巴克，左右张望时，先生来了，还是穿着苏格兰格子衬衫，热情地说，“good to see you!”转身走几步，到车前，他的宝马看上去很新、很漂亮。他很绅士地为我开门。在路上，他说这辆宝马已经买了很多年，很好用。他赞美这辆宝马就像在赞美一个皮实的经济学定理。

后来知道老先生已接近80岁高龄。但是老先生没有一点儿“老态”，他总在思考、总在写。每次见面，或与我分享他的新作，或讲他的观点，他眼里闪着光芒，讲话睿智风趣。我每次看完他的论文或书，拿着笔记本问他问题时，他都不需要翻书、翻论文，什么都不看，坐在椅子上，两手搭在一起，不慌不忙地说，“哦，这问题在那页，我的意思是……”他在讲经济学问题时，如他在匀速地走路，轻而有节奏，像是要拿起提琴，准备拉一首曲子。

先生的睿智风趣使我想起了费孝通老先生的《再访英伦》一书。他的导师眼睛不好，小费经常要把自己的想法读给他听。有一次，他要向导师汇报自己博士论文的进展。导师躺在躺椅上，盖着毯子，闭上眼睛听小费读论文。小费忐忑地站着读着论文，读了一阵儿，老师没作声，小费想，他一定是睡着了，于是就停下来。可是老师突然坐起来了，“你怎么停了？”于是小费慌张地接着读。读完，老师对他的想法颔首肯定。那时，小费读的是《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费老在书中回忆说，在英国，研究者不会觉得自己老，也没有“老态”，他们总在学习，普遍有使命感，爱研究，不怕困难，不怕失败，愿意承担起风险最大的研究工作……

每次去先生的办公室，经济系三层西北角的321房间，他的门总是开着，他总是在忙碌着，时而沉思，时而奋笔疾书。他还在用台式电脑，办公室不大，两面是书，中间是张圆桌子，上面堆放的都是书，他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一直放在中间，桌子上还摞着China & World Economy、《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还有世界各地寄给他的杂志。书摞得多了，有的眼看要摔下来了，有一天我帮他稍微整理了一下，他笑了。

谦虚好学的老先生

先生好学，他常常参加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和斯坦福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CID）的讲座。无论是在Gunn building一层的大会议室还是在三层的小会议室，他都坐在进门右侧的长桌的尽头。若是在大会议室，做大型会议技术支持的小伙子Ben总是准备好耳机，并帮老先生戴好，他们之间的笑容既像父子，又像师生。讲座过程中，他总是听得那么仔细，在提问环节，总会提出很尖锐的问题。他从不争执，而是以那种平和的语调缓缓地与对方交谈，如春风化雨。大家听他讲话如清晨听雨，能数清雨滴，其观点清新而深刻。他的想法可能与你的想法相悖，但是你总是会反复思考他的观点，他提出的问题。

在发展金融和国际金融领域，先生是前辈，但是年轻的学者来讲座，先生也总是前来倾听。在SCID，中国来的访问学者举办讲座，先生都积极报名。先生来听我们晚辈的讲座，大家觉得比较忐忑，但是看到先生坐在桌角，认认真真地听，心里倒觉得踏实了。他友善地提出问题，耐心地听你解答，甚至帮你把说得不利索、有理说不清的英文表达得更清楚。他不吝赞美，他总是以学习的态度参加每次讲座，给年轻人以鼓励和支持。

关心中国经济改革，

强调“必须有顺序”

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就来到中国，1997年在中国出版了其代表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在该著作中，他主张的经济自由化顺序可以概括为：先财政，后货币，最后是外贸和汇率改革；先对内，后对外。政府财政状况良好是所有开放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实现金融市场化，培育市场机制和稳定的银行体系，随后深化外贸，实施汇率改革、开放经常账户，最后再开放资本账户。但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决策者和学术界还没有很关注“顺序”问题。资本账户开放（自由化）对学术界来讲也是较陌生的概念。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学术界才开始热烈讨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资本账户自由化的顺序问题。

2000年后，先生与中国的官方和学术界开始亲密接触，先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倾注了很多感情和经历，对人民币汇率改革、亚洲汇率合作、中国金融抑制、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及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内外经济再平衡等问题都有非常深入的探索，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观点，而且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去年春，先生与其合作者德国莱比锡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施纳布尔教授完成了新作《中国汇率、金融抑制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冲突》。文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中提出美联储近乎于零的利率政策放大了世界美元本位的不稳定性，导致有较高汇率水平的新兴市场恐慌。中国开始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例如：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降低其在贸易计价货币和国际支付方面对美元的依赖。但是，尽管人民币离岸市场增长速度很快，中国政府基本上仍为外汇管制政策所困，国内利率层面的金融抑制强化了这一点，金融抑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国资本流入降低人民币资产名义利率水平，从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因为浮动汇率（正在升值的）将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因此，为了鼓励国内自然的工资上涨以平衡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人民银行必须要严格稳定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但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及上海自由贸易区将会被拖延，直到世界利率水平上升到自然水平。文中还强调，中国是拥有过剩储蓄的不成熟的债权国，本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人民币也不能浮动。中国向一个成熟的债权国的转型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但是工业化国家的利率太低了，限制了中国实现国内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能力。如果中国让人民币浮动，放松资本管制并追随工业化国家进入零利率陷阱，那将是得不偿失的。结果，中国向一个金融市场开放的成熟的国际债权人转型的最优选择被阻隔，中国金融部门只能有次优选择，那就是保持对国内金融体制的抑制。这篇论文先后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China & World economy、《国际金融》（日本）发表。遗憾的是，先生没有看到论文的日文版。在帮助先生翻译该文并协助其发表的过程中，我们仍然有多次讨论，先生一直都强调，在外部环境不畅的环境下，中国改革必须要小心，不能搞错了次序。时隔一年多，我们见证了工业化国家不断壮大的“QE”团队，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中国国内改革的艰难。

中国年轻人，Remarkable

先生虽然高龄，但是若要做的事情和中国相关，他就乐此不疲。他对中国经济充满了好奇并倾情投入，对中国经济的任何问题的发现都如一个寻矿的人发现宝藏。2006年他六卷本论文集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这个集子一直摆在他办公室的圆桌上。去年见到他时，他高兴地指着文集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个文集的具体负责人是 He Wei, 她非常棒！也是译者之一！”一开始我还想，这个He（他）是谁呢？忽然我明白了，先生不是说汉语拼音，他说的这个很棒的负责人是我的一位朋友，中国金融出版社的何为。

去年8月底，一个中国游学团来访问，先生有个讲座，我去旁听。先生见到我说，“你在，真好，有些问题你也可以帮忙解答。”他讲了很久，后来声音比较低了，我希望组织者控制好时间，让先生休息。现场有80多个学生，提的问题，他都仔细听，一一解答。演讲结束，学生拿出他的书《失宠的美元本位制》来签字留念。队伍太长了，先生也太认真了，签完字，好像还写一句话，还要拍照。我提醒领队老师，老先生太累了。但学生依然要排队签名，拍照。这个过程持续了近一个小时，老先生一直坚持到最后。在回去的路上，他还说，那些学生的英文“remarkable”（出色），他们提的问题也非常好！后来见面时，他还不停地夸奖那批中国学生“remarkable”。

最后的午餐，半个三明治

2005年，在中国金融出版社组织的老先生新书《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发布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当然显得年轻，现在虽然上了岁数，但还是那么友善、和蔼、睿智，说话不慌不忙。

2014年初，我到斯坦福访学，有了更多机会向先生请教，每次去他办公室，他都说，“Jing，take a seat。”总是先和我谈一阵儿学术问题，把他的新作给我看，然后去吃午饭。他常常发给我新作的电子版，我问他，“我可以发给朋友吗？”他总是笑着说，“当然可以，你喜欢发给谁就发给谁。”有时候，在我们约好讨论之前，他会发一封邮件，对我说，你可以约你其他的中国朋友一起吃午饭。一次，我约了几个朋友，我陪着先生一起到经济系楼下，他一看，好几个中国同胞！他一边和朋友们打招呼，一边风趣地说，“jing, 你的哥们还真不少！”

9月18日，星期四，和老先生约好一起到校友大厦的餐厅吃午饭，我们分享一个火鸡三明治，一人一半。他刚从葡萄牙回来，席间和我分享了很多去布雷顿森林体系国家和欧洲开会时讨论的国际货币问题，还有一些我从没听过的关于国际货币的故事。

午饭时，他曾说第二天要去开会。我问他，平时出差去旧金山机场，是您夫人送您吗？他说：“不，我自己开车去，停在那里几天，不算贵，然后再开回来。但是，这次我飞到欧洲就忘了我的车，我把它停在国际航站楼的停车场，可是我回来是乘坐国内航班到旧金山机场，飞机停在国内航站楼。夜里，我走了很久的路，才找到我的车，我真是把它忘了。”

我当时想，老先生刚从欧洲回来，星期五也一定是在湾区开会。但是，将近十天都没有见到先生，他也没有参加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为尼古拉斯·霍普（Nicholas Hope）先生举办的国际会议。一般中心有会，先生都会来，如果出远门，回来后的第二天就来上班了。

我去办公室找他，门上写着：由于严重的事故，麦金农教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我感到脑袋“嗡”了一声，赶紧去问经济系秘书，秘书难过地告诉我，情况很糟糕。9月18日夜里，先生在旧金山机场的滚梯上摔倒受伤，已经做了手术，但情况非常不好。

我不知道怎么离开他的办公室，怎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先生会有事吗？

10月1日，我赶到学校，在一整夜的祈祷之后。如果做了手术，坚持到第12天，希望就大一些了。刚到办公室，看到秘书的眼神，就预感到了最坏的消息——先生早晨走了……这天是10月1日。

记得9月18日的午饭，老先生还在说，人老了也要做事，这样方方面面才会保持活力。他很风趣地聊起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新的货币制度遇到的问题，美国如何帮助蒋介石想办法，中美如何签署白银协定，怎么让中国货币盯住美元。我则和他聊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怎么解决交易和货币问题，一位留学法国的何先生想出了什么办法解决难题，井冈山造币局怎样印出了“工”字银元，币材怎么解决，模板怎么解决，后来如何发纸币先生笑呵呵地听着，说真有趣儿。

儿子早知道先生，我把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诉他时，他问：“妈妈，我也可以去告别老师吗？他在哪里，最后要去哪里呢？”我说：“去天堂，好人都去天堂。”

先生没走，先生刚来

先生走后不久，SIEPR、SCID和经济系开始筹办纪念先生的国际研讨会和追思会。2015年1月，几场雨过后，加州的金山都变绿了，斯坦福的校园也变得格外绿。

1月9日，纪念先生的国际研讨会召开，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了，我在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上见到的人似乎都到了。先生的很多弟子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到了SIEPR，大家似乎感觉又是来参加一个研讨会，先生还是慢慢地从门口走过来，他穿着苏格兰格子衬衫，摘下他的圆沿帽，静静地坐下，Ben帮他把耳机准备好，他们相视一笑，会议开始了。真的不觉得先生已经走了，先生刚来。

研讨会上，麦金农先生的朋友和大家分享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包括那些和他观点从来都不同的朋友。有的，手里还拿着先生的著作。先生的一位弟子说，他走了，也把大家聚到一起。

在晚饭后的追思会上，我受中国金融40人论坛之托朗读了一封深挚的悼念信。信中说道，“麦金农不仅是位正直慷慨的睿智长者，更是一位无可替代的好友。他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监管和金融政策、国际金融体系、东亚经济等领域的成果，对我们的观点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麦金农教授的贡献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尤为珍贵。我们都还清晰地记得，他强调国家的内部政策才是国际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而非他的无数反对者们所宣称的汇率问题。在大量的反对声中，在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时，麦金农教授表现出的勇气和正气令我们深深动容。我们深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他的观点——国际金融体系只有建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交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Room321搬到了北京，先生近了

今年的5月30日，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举办的纪念麦金农先生的“麦金农与中国金融改革20年”圆桌会议和麦金农先生生前藏书的捐赠仪式。不少中国学者前来分享与先生生前的交往及其宝贵的金融发展思想。先生走后，他的家人决定把先生在经济系办公室321的藏书及其他藏书1897册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看着面前的这些书，似乎又到了先生的办公室，离先生仿佛又近了。我拿起那本绿色封面的“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仿佛又看到先生眼中睿智的光芒，扉页里夹着一页纸，上面大概写着，“亲爱的麦金农教授，我不小心在搬家途中丢失了您那本《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不知您那还有吗？”书上是先生的签名，写着“Dear Gavin，with best regards，Ronald McKinnon, September 1992”。这本书虽然没有寄出，但是二十几年过去，先生的思想影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读着这些书，我在想，那么久以前，如先生的那一代人做出了怎样的思考？遗憾的是，再也没有机会去问先生，和他分享半个三明治。不过，我们一直能看见先生眼中的睿智光芒。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