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庆全/文

相对于经过血与火洗礼在开国后成为中央领导的人来说，1930年前后出生的人，能够走入中央领导序列，大致需要三个条件：一是革命化，二是知识化，三是专业化。所谓革命化，是要有工作业绩；所谓知识化和专业化，是连在一起的——受过正规教育，在某一个领域是专家。

这个选拔干部条件，在1979年后是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共识。要进行四化建设，首先必须保证干部的“四化”——前三化之外又加上了“年轻化”。这个年轻化的年龄段，在1982年前，大致框定在1930年前后出生这个年龄线，1982年中组部“青年干部管理局”成立后，向着更年轻化方向选拔。

以这个干部“四化”的选拔条件，尉健行都符合。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接受过苏联的专业培训，毕业后就作为人才到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的国营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作。他从车间主任开始干起，一步一步地走上厂长、厂党委书记的领导岗位，同时，他还成为全国劳模，是那个年代典型的“革命化”干部。

于是，在提倡干部四化的1980年，尉健行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央党校一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员。此后，仕途风生水起。1981年从中央党校回去后，随即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1983年至1984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

在未来的八年中（1984年－1992年），尉健行从中央组织部部长，到监察部部长，再到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常委、书记，跨越幅度之大，非一般人可以比肩。

熟悉的人认为，八年来，尉健行仕途这样顺利，当然首先归功于他的能力和才干，但另一个因素也必须要考虑到，乔石对他的升迁有“催化剂”的作用。

尉健行是浙江新昌人，乔石是定海人，两人是同乡，说话口音相近。中学就读于一所学校——上海光华附中，乔是学长，尉是学弟。

1984年4月，乔石兼任中组部部长，尉健行从全国总工会调来，担任副部长，辅佐乔石工作。一年后，乔石转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后，尉健行接任部长。乔石晋升常委后，兼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再度来到他的麾下，担任监察部部长。乔石在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尉健行又从他手中接过了中纪委书记的职务。

尉健行上任后，提出了从制度上、源头上遏制腐败的意见。他说：“我们大量的精力是放在遏制已经发生的腐败现象上，发生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随着斗争的深入，只抓遏制已经不够了，必须花相当大的精力加大治本力度，从源头上治理。”为此，尉健行推动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二者“一班人马、两块牌子”，把中央纪检职能和国家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初，中纪委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提出借鉴古代设立监察区和巡视制度的做法，设立官员巡视制度，尉健行认为可行。1996年1月，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作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从而启动了巡视制度。同年，中纪委就派出了七批巡视组，对18个省（区）和部委进行了巡视。2002年，“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写入十六大报告。次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

1995年4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第二天，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呈交报告，引咎辞职；4月27日，中央批准其辞职，随后被查处。这就是轰动北京市的陈希同贪污案。

中央任命尉健行兼任北京市委书记。中纪委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而且兼任了两年时间，这是从未有过的。尉健行离任北京市委书记后，中纪委公布陈希同严重失职、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的查处结果，开除其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次年北京市高院以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6年。

大多数北京普通百姓认为，中央让尉健行到北京担任市委书记，主要是为了查处陈希同方便。

在北京市的“尉书记”任期毕竟短暂，在中纪委任上的“尉书记”任期长，他的贡献就常常被人提起。有报道说，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查处的大要案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案、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案、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案、沈阳慕马案、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案，以及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等等。

同老领导乔石一样，尉健行虽然字有“健行”，却行事低调。他离任后，更加低调，基本上淡出媒体。他在任不在任，对家人管得都比较严，没有什么诸如子女家人经商的负面新闻。可见，他这个“尉书记”是以身作则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