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道超车的印度模式

2015-09-28 15:43:00

本刊记者 孙爱民 蔡婷贻 贺涛/文

印度仿制药再次成为国际药品行业的热门话题。2015年7月27日,欧盟执委会确认欧盟国家终止销售700种印度仿制药,愤怒的印度政府在8月取消了和欧盟进行中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

欧盟的决定源于欧洲药品管理局去年发现印度GVK生物公司存在数据造假行为。该公司是印度最大的合同研究组织,曾接受多家药企的委托进行生物等效性测试。

这只是欧美药品行业与管理机构对强大的印度仿制药产业的这一战役,而在此前的多番鏖战中,后者连连取胜。

被称为“世界药房”的印度,至2014年拥有约550家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证的药厂,有近200个药品进入世界卫生组织(WHO)采购目录,生产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仿制药,制药产业成为该国三大经济支柱之一。

为保护药业,印度对药品进口严格管控,定高关税,对外企投资限定最高门槛。至今,印度仿制药行业比中国先进十年以上,而且这个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

印度药品制造商协会会长S.V.Veerramani在去年访华期间表示,印度制药工业年总产值300亿美元,糖尿病、心血管和精神类疾病治疗药物增长很快,印度医药出口额150亿美元,110亿美元的制剂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美等规范市场。

一个发展中国家,缘何能把仿制药销售到进口门槛苛刻的欧美发达国家?

一手严控,一手扶持

过去的15年,印度药品制剂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仿制药已占领全球绝大部分中低端市场。这得益于印度政府在1970年痛下决心,降低药价,扶植独立的本土药业。

印度医药也有着波折的历史。跨国药厂一度控制了80%-90%的印度医药市场,99%的专利药掌握在这些公司手里,至上世纪60年代,印度的药价位列全球市场的高价之林。

为让印度人能获得平价药,印度政府先废除了食物药品和化学品专利,并限制跨国企业在印度制药公司持有的股份,以及对某些制剂药和原料药价格的管控。这些政策让外国药厂因而放弃了印度市场,本土公司快速接收空白市场,至1990年时,印度的制剂药自给,原料药几乎能达到自给。

印度政府废除了英国殖民时期的专利保护法,于1970年颁布新《专利法》,不承认国际上的化合物专利,允许印度制药公司仿制生产专利药品,只要生产工艺和其他药厂专利注册的生产工艺有区别就行,这让印度药厂发展出逆推制药流程的专业能力。

而此前,葛兰素、诺华、拜耳等国际知名药企已经在印度设厂,新《专利法》颁布后,失去生存空间的外国药企全部撤离,本土工作人员大量进入印度药企中,这客观上促进了印度本土制药产业的发展。

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副会长孙新生回忆,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休斯敦大学攻读药学博士期间,身边的同学大都是印度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留在美国,在美国药企从事产品研发,或者进入FDA从事药品监管。

印度新《专利法》颁布后,大批在美国就职的印度人回国,入职本土药企。这为印度制药行业的人才储备,为仿制药的研发、行业监管的升级、国际竞争的参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印度药企的人才成本只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这是印度制药成本比欧美降低30%-40%的原因之一。印度产业联盟的研究显示,研发一款新药的成本在印度约为1亿-2亿美元,在美国则需要5亿-9亿美元。

同时,政府降低了行业进入门槛,几千家中小企业迅速蜂拥而至,抢食市场大饼。印度政府成立了五家国企,其中包括联合国协助成立的印度斯坦抗生素有限公司(The Hindustan Antibiotic Ltd),以及借助前苏联之力的印度制药有限公司(IDPL)。

在印度政府的协作下,1961年IDPL成立了5家制药厂,3家子公司,本以生产抗生素、合成药和手术器械为主,后来企业所在地印度南部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意外发展成聚落,现在该地至少有200多家中型药企,其中三分之一的老板都曾在IDPL就职过。被欧盟质疑的GVK生物公司也在海得拉巴。

直到2005年,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恢复药品专利。据联合国大学(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的研究显示,在35年市场保护期间,印度本土制药公司从1970年的2257家快速增加到2005年的2万家。

印度产业联盟的研究数据显示,本土企业的前250家控制了印度70%的市场,前10家控制了40%市场。

而在政策配合下,外国制药公司在印度市场的占有率于2005年降到20%以下。

借力FDA

在仿制药产业上,印度始终是美国的好学生。

印度参照美国的仿制药准入与监管标准,升级本国的制药产业。现在,97%的印度本土制药为已不受专利保护的第二或三代药品。印度还借鉴了FDA的药品监管手段,吸收了美国制药行业的做法,推动本国仿制药企业加强研发、升级制备工艺。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对印度制药业研究后认为,印度制药业的竞争力,除了会说英语的低成本研发人才外,大量FDA认证的工厂也起到关键作用。

印度制药企业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认为国内市场太小而主动往美国拓展,1984年Cipla成为第一家拿到FDA认证的药企,之后整个行业不断跟进。

彼时,中国还没有一家外企进驻,市场监管、药品研发的理念也很晚才引入。

普华永道中国的行业分析师谢蒂(Sujay Shetty)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经FDA认证的药厂对遵循FDA的标准已有很深认识,而且不少企业正进一步投资以维持在市场的领先地位。

由于采用了FDA的监管模式,印度药物监管部门对本国制药企业的监管也极其严格,保证了印度药品可以远销到欧洲、美国。

如今,印度的雷迪博士实验室、太阳制药、兰伯西实验室、鲁宾制药、格伦马克制药和阿拉宾度制药都是国际化的药企,其国际化程度与美国著名药企相当。

等到印度政府2005年再修《专利法》,又为药企带来了大量的研发和制造订单。跨国药企为了降低成本和增加营收,在过去十年将大量的制造、临床研究,以及包装标示等,外包给颇得FDA认证精髓的印度药企。

仅2005年,印度的合约制造商和研究机构的营业额比2004年增长了40%。

可以说,借助FDA模式,以及数家在印度积极发展的跨国药企的帮忙,印度被塑造成了医药制品链条中重要的部分,成为完成制剂制造的重镇。

面临大考

尽管供应着全球大批仿制药的印度制药行业风光无限,其在欧美国家的狙击下仍然暗藏隐患。

不同于中国制药行业聚拢4000多家企业的局面,印度的制药工业已经实现了较高的产业集中度。竞争在2005年后继续加剧,印度制药企业进入整合兼并。2010年,IDPL部下的10家企业,5家被迫关闭,3家进入亏损状态。

FDA对药品生产标准控制也更趋严厉,在频繁地、不间断的检查中,印度仿制药企暴露出管理、道德和诚信问题,众多仿制药企业受到了警告。1996年美国刚开始实行警告制度时,FDA共发出152封警告信;2012年上升到753封;2013年前十个月就发出了近600封,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发给了印度仿制药企业。

被警告的仿制药企多是在生产过程中,未能一直严格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CGMP),如出现设备清洁程度不足、生产记录缺失、员工未经过现行CGMP培训等问题。处罚结果一般是在下次通过检查之前,禁止该厂所生产的药品出口到美国。

据《医药经济报》报道,2015年截至目前,已有6家印度制药企业被FDA列入黑名单。至此,印度有39个曾经获批出口美国的制药基地,均由于监管问题失去了这个资格。

8月印度与欧盟的口角,源于欧洲药品管理局在5月的一份报告提到,去年在对GVK生物公司现场核查中发现,每9个受检的试验中就有1个违规,这份报告建议叫停GVK参与的药品销售。

GVK生物公司被发现心电图数据造假。这并不是检验生物等效性的核心数据,但欧盟认为其没有遵守行业的规范,数据造假背后延伸出更核心的问题:GVK的质量体系存在严重缺陷。

同样的事2013年也发生过,新德里药厂Ranbaxy Laboratories因为提供造假数据,最后被美国司法部以刑事罪起诉,该药厂在认罪后,被处以5亿美元罚金。

由于发生一连串的造假事件,印度药品出口从过去数十年的12%-13%年增长,急速下降到去年的3%。

欧美国家针对印度仿制药企的多次诉讼也表明,不少印度制药公司存在数据可靠性问题。隐瞒失败结果、进行非正规分析、删除电子数据、在电子数据采集系统中禁用审计跟踪、编造培训数据、重复分析不合格样品直至通过、回测过去数据、不公布稳定性失败报告等,似乎已经成为印度制药业界暗黑的秘密。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管理层大多或明或暗地支持这种做法,甚至在有些情况下采取鼓励态度。

行业人士和分析师认为,层出不穷的造假,反映的是印度“差不多”达到80%就可以的文化问题,这在欧美要求100%精确的制药业是不被允许的。

印度制药联盟秘书长沙阿(DG Shah)指出,这些事件反映出印度药厂对技术和监管人员训练不足,他们正积极修正制药缺陷,其中也包括和FDA的合作。

但他不认为这些药企是有目的的造假,反过来说,欧美国家的举措,也不可避免地包含对印度法院撤销或拒绝跨国药企专利的愤怒。

此前在与欧美药企的诉讼官司中常常取胜的印度仿制药,近年来也尝到了败绩。

2013年6月,印度的跨国仿制药企业Sun制药公司和以色列Teva制药公司在美国的仿制药业务遭遇重大挫折,二者被美国新泽西法院裁定侵犯美国辉瑞公司的Protonix药品专利,分别被判赔偿辉瑞5.5亿美元和16亿美元。

巨额的赔偿金严重削弱了Sun制药的竞争力,使其收购瑞典Meda制药和以色列Taro制药有限公司的谈判不得不推迟。

辉瑞公司对Sun制药公司诉讼的坚持,有可能被其他具有雄厚实力的原研药企业所效仿。未来,印度仿制药企业或许将遭遇越来越多的专利侵权诉讼。

谢蒂认为,“经过这些事件后,我们认为(印度)此行业长远来说,将变得更强”。并分析,目前印度制药业面临的挑战是,克服FDA的标准检测、增加创新、持续提高研发技巧、发展新生物医学技术。

据谢蒂观察,印度药企基于市场考量,也开始和中国药企合作,他预期这个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财经》记者 孙爱民 蔡婷贻 贺涛/文
弯道 印度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