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联涛/文

想预测亚洲金融的未来，首先要了解亚洲实体经济的走向。众所周知，根据历史数据对未来进行预测是不准确的。但有些场景可以大致勾勒出全球经济的几个大趋势，而这些趋势必将塑造亚洲的未来。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每五年就会发布对未来场景的预测，最近一次报告预测了2030年的情形。这种预测并非对未来的直线投射，而是分析那些我们已经略有所知、会影响未来走向的因素。

关键性趋势已经广为人知，如人口结构调整、城市化、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全球化、气候变化和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风险，包括恐怖主义、社会骚乱和地区战争。令局势更加复杂的是，如今已经不再是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美国的主导地位因为其他国家的强大而有所削弱。不仅出现金砖五国等新兴力量，还出现ISIS这样没有国家身份而跨境活动的非国家力量。因此，协调一致的行动更加难以管理，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多边机制很难达成一致的原因。

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化宽松等刺激计划短期内的走向，以及能源价格的前景展望。长期来看，发达经济体的老龄化、快速的城市化（劳动力迁徙）以及技术和全球联网的发展将最终决定未来。

短期来看，危机后的调整期十分惨淡。全世界的央行用量化宽松给世界经济注射了大量类固醇后，现在它们站到了岔路口。美联储想要撤出，而欧洲央行和日本仍然想要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后经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约2％，对亚洲进口的需求也很可能会持续低迷。

因此，亚洲金融的未来取决于未来十年亚洲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情况。回顾历史，日本成为第一个为西方市场提供消费品的国家，领导了战后亚洲经济的复苏。日本的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大量投资东亚其他地区，利用廉价劳动力，提高生产能力。中国的出现强化了亚洲作为全球工厂的地位，为全球供应各种消费品。

亚洲全球供应链的成功意味着，亚洲国家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相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是顺差。收入和储蓄的增加让亚洲成为净贷出方，随着国内投资增加、中产阶级兴起、需求增长，亚洲多数国家跻身中等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全球增长。

但亚洲一直未能有效调节这种过度储蓄之风。相反，剩余储蓄流向了纽约和伦敦，再以外国直接投资或证券投资形式回到亚洲。根本而言，亚洲并未对利用短期储蓄资助长期投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进行升级。虽然面临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长期养老金和保险基金水平以及长期储蓄的制度化相比银行系统仍然很小。

这和亚洲国家偏好低利率政策有关，而这一偏好的形成始于日本试图用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重振经济。过低利率意味着，当资产泡沫投机比提高总要素生产率更有利可图的时候，投资可能就无法得到最有效利用。

今年中国股市的波动也象征着亚洲金融系统的矛盾之处。一方面，股市本应成为长期资本之源，为整个经济提供抵御过度杠杆化的必要股本缓冲。而另一方面，股市却成为散户们以保证金融资进行赌博的地方。

因此，美联储的加息决定才会对亚洲金融的未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因为纽约和伦敦仍然对亚洲过度储蓄起着重要调节作用。资本之所以会回流到纽约和伦敦，正是因为随着亚洲的大量储蓄被释放，利率会向上调整，亚洲资产泡沫也会相应化解。

亚洲增长的讽刺之处在于，虽然亚洲的人民会做长远打算，但它们的制度框架仍然非常短视。亚洲的养老金和保险基金仍然过小，缺少足够的火力和创新想象力，无法成为市场所需要的长期稳定力量。

日本养老金制度就是亚洲制度缺陷的一个典型。这个制度将大量存款放在国债上，回报有限，因为日本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积压（约GDP的两倍）只能靠低利率来维持。所以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成为最大的借债国，而借的都是自己的钱。一个老人的右手能拯救自己的左手吗？任何人口周期中，必然是年轻人来支撑老年人，因此要创造未来必须要投资在年轻人身上。

亚洲金融的未来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思维问题。除非亚洲政策制定者能够为本国年轻人长远的经济之源多做打算（思考以及行动），否则只能继续受制于华盛顿的货币政策。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正在创作从亚洲视角看全球变化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