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斯利·伍德海德/文

“披头士或多或少地融化了百万俄罗斯少年的心灵，并让他们做好准备来面对苏联的终结。”1987年当我在伦敦第一次见到陀伊茨基时，他轻描淡写地这么描述披头士对他们这代人的冲击，这句话却成了我的至高诱惑。他坚持认为披头士在西方赢得冷战的过程中是比核弹更有决定作用的武器，我被迷住了。

“每一个苏联摇滚乐队，”他坚持认为，“都从披头士那里感染了摇滚病毒。”他最早听到披头士是1964年，那时9岁。他仍然记得那一刻。“对我们来说披头士正中红心。他们应有尽有——欢乐、节拍、美好、时髦。”陀伊茨基说他可以为我介绍一些苏联的披头士世代，于是1988年冬天我前往莫斯科，饥渴地想听到更多故事。

莫斯科河旁边的一幢楼前，一个喘息不止的老头把着门。墙上挂着唱片的封面，所有的封面上都是一群毛茸茸的家伙，跟随着一个有着乱蓬蓬黑头发的圆胖子。

“这是斯塔斯·纳明的地盘。”陀伊茨基宣布。

我听说过纳明。他的祖父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曾经的苏联人民委员，他在一个享有特权和音乐的家庭中长大。肖斯塔科维奇、罗斯特罗波维奇以及另外一大群著名的音乐家都曾经是他家的常客。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一所最优秀军校就读的纳明曾经参加过红场的阅兵式——同时他爱上了披头士的音乐。他获得允许能在军校里组建一支摇滚乐队，为军官和学生们演出。离开军队后，他养长了头发，并利用他的显赫政治背景来组建了一支自己的摇滚乐队，名字叫“花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台25年前，这支乐队成了苏联官方摇滚乐的先锋；他们被邀请加入那个腐朽的作曲家协会，并能够进行全国巡演，但后来被禁。

经历了这一切，纳明成了一个全能的摇滚明星。陀伊茨基继续他的故事。“斯塔斯休息了两年，然后在一个无聊但是保险的名字之下——斯塔斯·纳明乐队——重组了他的乐队。这支乐队比以前更加流行，但当然他们又被禁了——不得在电视或者广播中出现。”

当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风潮又有所变化时，这支乐队再度有机会露面，但《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对他们热情洋溢的评论，资本主义喉舌对他们的认可使他们再次成为政治运动的嫌疑人，这次是克格勃盯上了他们。1983年时，斯塔斯·纳明终于受够了。他改行从事电影和电视，并且成为一位成功的摄影师。这混乱而扭曲的官方政策让我逐渐理解为什么纳明和他同时代的苏联音乐家会那么简单地放弃与体制的斗争。

“但故事还没结束，”陀伊茨基说，“像我们中很多人那样，戈尔巴乔夫拯救了他。斯塔斯和他的乐队是第一支在美国巡演的苏联摇滚乐队，而且他们周游了世界各地。”

那个人终于出现了，看起来很像那些唱片封面上的长毛怪。“他们改变了一切，我们的音乐，我们穿衣打扮的风格，我们的生活方式。”他的笑声在他的紧身 T恤包裹着的胸腔里轰鸣，“按照官方口径，披头士被蔑称为‘长发杂种’之类，很粗鲁无礼的说法。但那时所有来自西方的东西都被禁止了。”纳明的乐队时常被指控“偷运西方音乐”来颠覆他们的观众，而他和苏联统治层之间的家庭关系又让他能够理解苏联官方是如何看待披头士四人组的。“他们对政权有很大的威胁，因为（那些领导人）知道披头士给俄罗斯的年轻人某种内在的自由。”

似乎很难想象那些管治苏联文化的乏味的官僚会把远在利物浦的几个孩子看作一种威胁。“那些上层人士真的了解这种威胁吗？”我问他。“他们感觉到了，”纳明回答，“尽管他们没有真的理解，这东西对他们来说太聪明了。”“但是他们总是憎恶所有他们不能控制的东西，”他的手做出把什么东西推开的动作，“他们害怕任何有能力影响人民的东西，披头士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能量不受控制。”

纳明对这四个来自冷战对手后街的小伙如何威胁到克里姆林宫全知全能的人们的分析令人着迷，但也令人困惑：为什么这看上去没什么艺术含量，不带有任何明显的政治信息，用带有地方口音的外语演唱的歌曲，能够成为改变一代人的催化剂？这就像是化学反应，像是苏联文化的核心与披头士和他们的音乐接触而改变了。

之前一直显得无比机智灵活的斯塔斯·纳明现出了他的俄罗斯性格。“披头士是一个奇怪的、神秘的现象，”他低声念叨，“远远超过了一个摇滚乐队。”

《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英）莱斯利·伍德海德著，石晰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本文摘自该书，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