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具体内容尚未全部公布，相关协定尚未在各签字方所在国家和地区获得批准，国内关于其可能的后续效应，及我们应采取何种应对之道的讨论便已呈热火朝天之势，而人们的解读差异之大，所提应对方略立场之极化，也足以令人瞠目。

撇开具体的分歧不谈，这种分歧本身更多反映出一种焦虑之情。这种焦虑之情自2008年金融危机令上一轮全球化动力机制陷入停滞后便逐渐蔓延开来，在发达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有所体现。

随着上一轮全球化红利大体分配完毕，而新一轮全球化动力机制与制度框架尚未确立，虽然各方在官样文章和官方表述中都表示了对完善WTO规则和推进新一轮多边谈判的坚持，但其实已经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协议另寻出路，并由此形成新一轮争夺定规立制主导权的或明或暗的角力与竞合，而其结果的不确定则助推了相关各方在此一转型阶段特殊的焦虑。面对中国“缺席”TPP，国内不少人士表达了从失落到愤懑的各种负面观感与解读，但此前美国朝野关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猜忌又何尝不是反映了美国的焦虑。

美国主流学界一直有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以制造业为核心的WTO红利更多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所获取，而美国除了要推进制造业回流和贸易再平衡，需要建立新的游戏平台和游戏规则，以符合其可贸易部门扩大和高端服务业竞争力提升的新竞争优势。而中国近年来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萎缩，也在试图通过不同的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实现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并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中非合作计划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推进，在围绕基础设施相关产能的更合理分布方面多做文章。

毋庸讳言，战略发力点的差异和“主题”平台的不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竞合的张力，而且媒体的习惯性“过度”解读有时无形中会增添相当的火药味，比如2012年RCEP谈判的推进便曾被国内不少媒体诠释为“亚洲主导世界经济”时代的到来，但这并不反映现实世界中各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的复杂面貌。

上一轮全球化的一个深远遗产是全球价值链的构建，不同的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占据不同的环节，构成合作多赢的全链条组合。当然，这种组合是动态的，随着实力的消长和阶段性发展重点的取舍，各经济体在价值链上的相对地位会不时调整。而这种比较优势的变化会导致不同的“主题”合作平台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全方位另起炉灶和对全球价值链的颠覆性重组，相关平台间的关系也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有一定的重叠和互补性，相关平台参与方的重合度即为明证。

从这个意义上讲，认为亚投行与TPP之间是对抗性关系的说法不值一哂。冷战思维既没必要，也不可行。认为TPP是所谓经济北约的说法更是荒诞不经，无论北约还是华约都是排他性组织，各成员一旦加入便无再度选边站的可能，而包括亚投行与TPP在内的各种区域性安排则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种限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主动构建游戏平台，并主导相关规则的制定，这本身确实是政经软实力的体现。要想在这种软实力的竞争中不陷入被动，靠的不是对抗性拆台思维，而是靠提升自己的法规政策环境的透明度和对既有协定规则的执行力，也即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规则遵守者。由此出发，才可能谈及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输出者。

此外，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的厚度与包容度，更多成为全球市场的需求终端，亦将有助于话语权的提升。“无利不起早”，对许多经济体而言，认同美国规则的背后是对美国市场巨大规模的认同。只有成为全球范围举足轻重的需求者，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到各种贸易和投资安排的构建中来。

对于TPP是否导致中国竞争优势的流失，亦不应过于忧虑。除了外部需求环境的变化外，中国近年来竞争优势的流失既与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有关，也与人们对过低国民福利水平和过低环境保护标准的容忍度的降低密不可分。即使没有TPP，中国自身发展趋势也将倒逼相关改革，以尽快摆脱靠低端粗放型发展来维系竞争力的发展模式。TPP的出现，只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提升了相关改革的紧迫性。

新一轮全球投资和贸易规则的确立是否一定会以TPP为核心尚需长期观察，清醒把握自身所处发展阶段，以合作而非对抗性姿态欢迎一切有益于促进多边和区域性经贸投资往来的平台安排，既立足当下，又前瞻未来，才能在新一轮投资贸易规则的竞合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