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从容／文

长期以来，边沁的功利主义和密尔的自由主义是西方理解人类幸福的两大模式。边沁认为一个好的社会也就是能够使共同体的快乐最大化的社会，只要群体的快乐和痛苦加减之后的总和是最大的，个体的牺牲就是必要的。密尔在边沁的环境里成长，长大后却无法忍受这种抹杀个体的道德观，提出人的最大幸福是其能力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是自己的身体和思想的最高统治者，群体不能将大多数人关于怎样生活最好的观念强加给每个人。

事实上人这种动物到底更具有个体性还是群体性，这始终是人类思想史的根本问题，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罢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人类有能力在绝对的个体和绝对的群体之间做出选择呢？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构想科技发展对未来的影响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人类的社会模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基地系列”的后期作品中。

阿西莫夫开始设想高科技可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社会模式，在他的书中主要以索拉利星球的个人世界和盖娅星球的群体意识为代表。

在索拉利星球上，随着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个人不再需要与其他人协作，群居社会被认为已经失效，于是该星球致力于保护个人的绝对自我。在这种情况下，该星球的每个人越来越无法忍受与他人的接触，最终每个人都拥有了幅员广阔的庄园，但整个庄园只有一个人，人和人之间通过视频交流。

为了解决生育的问题，索拉利人把自己改造成了全性人；为了保证每个人拥有足够的空间，整个星球的人数被控制在1200人左右；为了防止其他星球的侵犯，索拉利人切断了与银河的所有联系，并杀死任何偶然来访的人。在阿西莫夫笔下，这个星球为了获得绝对的个人自由变得冷漠自私、无情恐怖。

盖娅星球则借助精神力量的高度发展建立起了一种群体意识，每个个体都能感受到其他个体的所思所感，或者更确切地说都是群体意识的一部分。物质形态可以独立运作，生命意识却并不独立存在。这个“盖娅意识”据说建立在人类心灵的潜能的基础之上，后来又逐渐扩展到整个星球的动物、植物，乃至无机物。生和死也只是这个群体意识的能量转换。由于所有生命共享一个群体意识，生命之间就不会相互伤害，也具有了更大的力量。

在“基地系列”中阿西莫夫设计了两个基地：第一基地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成为新的银河帝国的中心；第二基地则提高着人的精神力量，后来具备了控制他人心灵的能力，盖娅意识正是这种精神力量的最高层面。阿西莫夫先通过第一基地在第二基地面前的相形见绌，指出了精神具有高于科技的力量。接下来他又安排人类的代表崔维兹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做出选择，而崔维兹选择了盖娅，并通过一系列探索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阿西莫夫的无论哪种模式都要求超乎现有的人类能力，而从现有的条件来看科技的发展倒更加指日可待。这意味着未来人类将走向索拉利的高度个人主义，以及生命在数量和形式上的大大减少吗？不过即便今天，个人主义的弊端也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个人的绝对自由带来的社会混乱和不道德促使更多人寻找促进社会和个人共同发展的方式。

美国的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和桑德尔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都开始尝试从历史、社会和群体的纬度来理解个体。

如果个体的生命不再仅仅是从出生到死亡的单个生理存在，个体的幸福也不再仅仅是这一生物的生理和心理感觉，相反，如果“我”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从群体、历史和文化的层面来理解的概念，那么“我”的幸福就也不再仅仅是“我”自己的事情。

事实上在物理世界里，可以分割的物质到了粒子层面也必须以系统而不是个体的方式来理解了。不过在真正具有“同情”能力的群体意识建立起来之前，过分强调群体性也可能走向集权。但个人主义也绝非希望之所在。或许寻找促进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彼此和谐的社会模式才是当下更现实的选择。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