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伟/文
进入2015年之后，中国经济仿佛进入了一个不确定因素更多的环境。经济增速下滑、股市大幅波动、人民币汇率贬值、进出口同比增速大幅滑坡，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呢？
为了更清晰地描述中国经济现状，我们需要从数字上进行一番解读。
这方面要特别提到的是，自2011年9月起，长江商学院开始在校友和学员企业中进行企业运行状况调查，至今已四年，积累了大量的数据。长江商学院将每月的数据搜集起来，按照与PMI相同的方法制成扩散指数，名为“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下称长江商学院BCI或BCI）。
BCI由四个分指数构成，分别是销售、利润、融资环境和库存。在BCI及其分指数外，长江商学院还调查了企业在成本和价格等方面的状况，制成了相关指数。
BCI及其他指数几乎全部为前瞻指数，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贵企业未来6个月的××与去年同期相比会如何变化”，因此，这些指数所代表的是样本企业对未来经营状况的预期。
另外，长江商学院的学员和校友企业大多数都是民营中小企业，因此我们的指数反映的是这些企业的运营状况和对未来的预期。
现在我们来看截至2015年9月的数据（图1）：BCI在过去四年基本上都处于50以上，但波动很大，2014年的状况不佳，今年上半年曾有一次反弹，但最近又陷入了低谷。
除了企业整体状况不佳外，其他一些指数的表现也耐人寻味。
从图2和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在成本端长期面临巨大压力，但在价格端却持续低迷，尤其是中间品价格前瞻指数。
这三张图结合在一起，正好表现了中国经济目前一个非常大的结构性难题——产能过剩。
劳动力价格等生产要素的上涨使得企业总成本不断上升，但是在很多行业，例如钢铁业，政府干预等因素使市场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果有很多企业“僵而不死”，而新的产能还在层出不穷，这导致供给越来越大，超过了市场的需求，企业无法将成本向消费者和生产下游转移，最终，整个行业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在这样的状况下，企业并未停止扩张。
图4显示，自2011年9月以来，投资指数和招工指数始终都在高位盘旋。之前已经讲过，产能过剩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较为理性的选择应该是收缩，但为何实际状况是长期扩张呢？
对此笔者认为有两种解释，一是企业虽然面临很大压力，但技术进步速度很快，能够消化这些压力；二是企业面临的宏观环境虽然不佳，但企业家普遍认为政府会在经济下行时期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就像2009年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才是硬道理”，收缩经营可能意味着在下一轮增长中踏空，因此企业家在继续投资和招工。在我们四年多的调查中，很多指标都发生过较大的变化，甚至包括BCI，但这两个指标一直都变化不大。因此笔者认为第二种解释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这方面的例子在中国经济中屡见不鲜，例如万科与保利在过去几年经营策略上的不同，及其最后所导致的后果。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认为，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产值占GDP的20％左右。在房地产业中，万科公司是龙头老大，保利地产也是一家知名企业，但在数年之前保利与万科仍有不小的差距。例如在2006年，保利地产的销售面积、销售额和净利润仅有万科的38％、39％和30％。
2007年，针对民众认为房价太高的问题，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开发商对未来的行业发展产生了分歧，并进而出现了不同的经营策略。万科作为房地产领域的龙头企业，当时对市场的发展持负面看法。
万科“过冬”，对拿地持谨慎态度，但保利则逆势操作，新购入大量土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中国外需也受到猛烈冲击。政府全面逆转了之前打压房价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刺激需求干预，结果房价很快止跌回升，并一路上扬。
万科“踏空”了，并为此缴纳了高昂的“学费”。
2014年，保利地产的销售面积、销售额和净利润与万科相比，已为59％、64％和74％。
虽然保利地产在近几年对万科的追赶不能简单地用拿地这一个因素去解释，但土地是房屋的基础，是商品房建造的主要成本，土地的多少和地价的高低决定了企业未来数年的发展空间及利润状况，因此万科和保利地产状况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与之前的拿地行为存在相当大的关系。
回到之前的讨论，对企业来说，逆势扩张是理性的，但假如企业都采取这种态度呢？
从短期来说，这肯定是有利于GDP增长，但对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因为企业的扩张是以政府的刺激政策为前提的，假如政府不刺激经济，或者刺激经济的力度不足时，企业之前的扩张有可能会让企业陷入巨大的危险中，之后在羊群效应下，企业可能会慌不择路，大幅逆转之前的扩张政策。届时，中国经济可能会急速下滑，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很难接受的。因此，企业的扩张绑架了政府的政策，压缩了其选择的空间。最终，对政府来说，只有刺激规模的大小，而无刺激与否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无法再继续这样的做法。
债务难题
产能过剩是中国实体经济在资产端的一大结构性问题，与其遥相呼应的是负债端的一个大难题，即债务问题。
产能过剩行业中存在大量低效的企业，这一点可以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数据中看到。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研究，2012年中国的税后投资回报率（调整价格之后），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1993年该数值为15.67％，2000年到2008年，该数值还稳定在8％－10％的区间，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该数值出现了大幅下降。
低效企业无法通过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利润来偿债，在竞争较为充分的市场经济中，这样的企业本来会被兼并、收购，甚至破产，裁员也会比较常见。但出于种种原因，这些企业得以继续存在，例如地方政府往往会出于就业的考虑而帮助低效企业继续运转。这些企业的生存必须仰赖于外部资金的输入，于是债务增长就必不可免了。
关于中国债务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这里试举几例。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自2000年来，中国的债务总额出现了快速上升。根据该机构的计算，2000年中国的债务总额为2.1万亿美元，而2007年和2014年二季度，该数值已分别为7.4万亿美元和28.2万亿美元。
从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也出现了迅速上升，2000年、2007年和2014年二季度，该比值分别为121％、158％和282％。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在同口径、同时间点（2014年二季度）的条件下，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282％）低于韩国的286％，但高于加拿大（247％）、德国（258％）、美国（269％）、澳大利亚（274％）。
渣打银行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在过去几年，中国的负债率快速上升。根据渣打的测算，截至2014年6月末，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为251％，而这一数字在2002年约为70％。
在麦格理银行2015年9月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分析师收集了780家中国公司的债务数据后发现，这些公司的债务总额在过去七年有急速上升，从6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扩张到了22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
更重要的是，麦格理的分析师发现，在这七年中，利息备付率低于1的公司大幅上升（利息备付率=年度息税前利润/应付利息，数值低于1意味着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利息，偿债风险很大）。
债务的快速积累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需要警惕的问题。历史上，在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中都可以看到债务危机的影子。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专门就债务问题提醒了中国政府。
2014年7月，IMF公布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IMF的研究人员考察了43个国家50年来的情况，发现只有四个国家的信贷增长曾像中国近五年所经历的一样快，而这四个国家在出现超高速信贷增长三年内都爆发了银行业危机。
这四个国家是：巴西（1994年发生银行业危机）、爱尔兰（2008年发生银行业危机）、西班牙（2008年发生银行业危机）、瑞典（2008年发生银行业危机）。在这四个国家，五年里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都增长了75个至100个百分点不等。IMF估计，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国内债务占GDP的比例增长了73个百分点。
IMF敦促中国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信贷问题，特别是要减少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IMF表示，如果去杠杆化会令未来一两年的经济增长受损，那也只能如此。现在经济增长小幅放缓总比今后大幅放缓要好。
债务结构所带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
一般来说，债务结构风险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期限错配，另一类是货币错配。期限错配指的是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是长期的，而负债是短期的，这也叫作短融长投；货币错配指的是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是本币，负债是外币。在中国，这两种风险都存在，而且还在日益扩大。
先说期限错配，短融长投意味着企业需要不断地滚动资金链才能维持正常经营，一旦金融机构收紧放贷，企业的资金链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
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中央政府推行的地方债置换，以往地方政府的债务多表现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这是一种公司债务，往往期限较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利率高等其他问题），财政部安排将这些债务置换为期限更长的地方政府债，今年置换的总量为3.2万亿元人民币。
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出，财政部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地方政府债务短融长投的风险，因此在危机爆发前就开始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但反过来说，短融长投的问题不局限于地方债领域，在中国企业负责中也广泛存在。
再说货币错配，货币错配会导致企业面临汇率风险，一旦本币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企业的债务形势可能迅速恶化，对企业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企业目前（2015年8月中旬）未偿还的美元债务（包括债券和贷款）总额为3677亿美元。在截至2014年的五年时间里，中国企业新发行的美元债券增长了4倍，达到1350亿美元。目前中国房地产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美元债券规模总计625亿美元，而在2011年之前这些公司基本上未发行过离岸债券。
综上所述，债务在未来必须是中国经济重点关注的问题，假如不能遏制债务的规模和结构的进一步恶化，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之大也许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要消费 不要GDP
市场中经常出现一种观点，即假如我们采取紧缩的政策，控制债务增长，那GDP增长就会受损，失业会增加，民众的生活水平会下降。
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目前中国的GDP增长与债务增长密切相关，控制债务增长的政策一定会冲击到GDP增长。由于有一些人还在这些低效企业中就业，因此失业率在短期内很可能会上涨。但民众的生活水平是否会下降呢？笔者认为不一定，其依据就在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偏向投资，而非消费。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投资率：由图5可见，从2003年到2014年，中国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40％以上，2009年到2014年，投资率都在45％以上，最高达47％（2010年和2011年）。
对于高投资率，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处于发展阶段，投资率高是正常现象，二战后的日韩等国均是如此。那我们来看看“二战”后日本和韩国在投资率上的演变。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60年至2013年，韩国的投资率大多在25％－35％之间波动，其中有五年突破了35％（含），最高为37％（1991年）；另外，从1970年到2013年，日本的投资率在20％－39％之间波动，其中有五年突破了35％（含），最高为39％（1970年）。再看中国，40％以上的投资率已维持了多年，甚至有六年在45％以上。有研究认为中国的投资率被高估了，但即使减去5个百分点，中国的投资率目前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上。
中国投资率高企，与之相对的是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非常低迷。2014年，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37.7％。
不过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中国可能存在投资高估、消费低估的问题，但问题是即使再加上5个百分点，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仍远达不到50％，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大体维持在50％的水平上。
需要说明的是，衡量民众福利的标准正是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消费越多，民众的福利越高，投资只不过是通过降低当前的消费去换取未来更多的消费的手段而已。GDP是一个经济体一定时间内的总产出，这些产出不一定会转化为民众的福利，比如投资修建一个体育场，过两年炸掉再重建，两次投资都会纳入GDP，但这对民众福利意义不大。
这样的事情实际上经常在国内发生。
例如2012年6月3日，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被爆破拆除，这座体育中心建于2003年，总投入约为8亿元人民币，曾是亚洲最大的室内体育场，但仅仅不到十年就被拆掉。之前的投入化为乌有，但这些投入在当时创造了GDP（炸体育场是不是也创造了GDP呢）。
关于GDP增长和居民消费支出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假设2015年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0%，再假设政府采取坚定的改革措施，中国经济结构逐渐转向平衡，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在2020年（5年后）回到1980年代的50%，那么在这5年中，即使GDP增速下滑至年均5%，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实际增速也将高达9.8%。
而自1978年至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实际同比增速仅为8%。
目前，即使对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的投资率也过高了，而且多项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效率并不高。
在过去数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表现出色，GDP年均增长率长期保持在10％的水平上，但笔者认为，在考虑高投资率的情况下，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疑问应该是“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0％”。
因此，假如我们可以采取正确的政策逐步提升中国的居民消费支出，那么投资下滑和GDP增速放缓将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说，GDP增长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终极目标（这里尚不考虑那些被浪费的无效的GDP），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或者说民众福利，才应该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四个领域的改革
中国未来的改革千头万绪，这里我选择利率、汇率、股市和土地财政这四个领域作为范例来谈谈笔者的政策建议，我们先来看看这四个领域目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先来看利率。目前政府控制着一些关键的利率，例如存款利率。数据显示，现在央行对存款利率制定了一个相当低的上限——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仅为1.75％，据笔者所知，这是有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这种局面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储户长期处于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下，这压低了包括国债在内的政府相关债券的利率，而且政府手中有大量银行的股份，银行通过低利率获得的利润会通过利税的方式回馈政府。实质上，这是政府在向储户征收隐形税；第二，低利率刺激了投资，导致大量低回报率的项目可以上马，尤其是政府主导的项目，这对私人投资形成了“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是指增加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的挤占效应，从而导致增加政府投资所增加的国民收入可能因为私人投资减少而被全部或部分地抵消），而私人投资的回报率在整体上是高于政府投资的。
从资金的分配上来说，这种局面导致资金流向低效的项目，而高效的项目只好转向成本更高的融资方式，例如信托，这是一种资源错配，降低了经济效率。另外，低利率也推动了债务的快速积累。
再看汇率。1994年人民币汇改，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50％并盯住美元，此后汇率有小幅上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没有贬值，由于周边很多国家汇率贬值，因此这相当于人民币升值。随着中国出口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持续流入，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假如人民币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那么这时人民币会明显升值。
2005年，迫于内外压力，人民币开始升值，但出于保护出口等方面的考虑，中国政府一直控制着升值的节奏，仅让人民币小幅缓慢升值，由此产生了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种预期使得大量外部套利资金流入国内，这推动了通胀和资产价格的上扬，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果，积累了过多的外汇储备，迫使央行大幅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转嫁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当然，银行一方面转手将高企的资金成本转嫁给储户和借款人，另一方面又努力将资产和负债转移到表外的影子银行以降低合规成本。不过如此一来，影子银行得以高速发展，反倒成为了中国倒逼式金融改革中的亮点。
股市是一个老话题。了解中国股市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最典型的是其上市制度，目前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实行的是核准制，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审批制，公司能否上市的决定权在政府手中。由于政府控制着发审节奏，仅让很少的一部分公司进行IPO（而且还经常停止IPO），因此这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股价高昂，这对投资者不利；二是公司上市的热情极度高涨。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的回归，由于国内的估值高于美国市场的估值，因此一些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开始运作在美退市，继而在国内上市的行动，例如奇虎360公司。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土地财政，因为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重大，不容忽略。这个体制的背景是，中国的土地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任何集体土地要进入市场交易，变为住宅等用途的土地，都必须首先变成国有土地。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必须将土地卖给地方政府，而在土地出让时，地方政府又是唯一的卖家。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地方政府利用这种垄断地位，采取各种方法从土地中掘金，卖地的收入成了地方政府的重大财源。同时，地方政府还可以用手中的土地为抵押物向银行融资。这就是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地方政府利用这些收入修建基础设施、盖楼堂馆所，做了很多应该和不应该的事情。从土地财政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握有相当大的权力，而权力越大，腐败的空间也越大。
与此同时，对地方政府而言，更多的居民意味着本地需要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市政维护等，这些东西的背后是资金的支出。地方政府来自居民的收入少，来自土地财政的收入多，人对地方政府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负担，而非财富，因此地方政府对提供公共服务以吸引外部居民的迁入自然是兴趣寥寥。
很明显，这些领域的问题降低了经济效率，损害了民众福利。好消息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经济界和政府已产生了一定的共识，利率和汇率需要进一步市场化，股市应该进行结构改革，将核准制改为注册制，土地财政则需要从多方面下手改革。
具体来说，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的高低决定着资金的分配，高利率会筛除回报率低的投资项目，从而引导资金流向投资率高的项目，低利率则会允许投资回报率低的项目上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市场都是配置资金最有效的方式，利率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利率市场化会加大低效政府投资项目的融资难度，提高其融资成本，从而减少低效项目所占用的资金。与此同时，过去低效项目所占用的资金被解放出来后流入高效益的私人企业，这降低了高效私人投资项目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
从这一点来说，利率市场化会有效地改善资金的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同时也会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债务问题。
目前很多领域的利率已市场化，例如银行间市场的利率。笔者认为央行下一步可以扩大存款利率的波幅，给予银行更多的决定权，然后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一年）放松对存款利率的管制，让市场来决定利率的变化。
汇率市场化会大大增加套利资金获利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这会阻挡套利资金的进出，给自主的货币政策创造出空间，而这有利于控制通胀和资产泡沫。笔者认为目前的汇率改革可以两步并为一步走，一方面央行退出外汇市场，或者至少是大幅降低央行在外汇市场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放松资本管制，让外汇市场的自由交易来决定汇率的高低。
笔者对股市的政策建议与很多经济学家已经提过的比较近似，即IPO由核准制改为注册制，政府不再控制IPO的数量，转而强调信息披露和规范市场行为。IPO数量的上升会降低股票的价格，使股民在将来获得更高的收益。
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相对复杂一些。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政府需要同时做两件事。一是废除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让集体土地自由入市交易；二是尽快开征房产税。前者会大幅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导致其“做事”能力的下降，但这会增加农民的财富；后者会使地方政府获得长期且更为稳定的收入。
当地方政府从土地中获得的资金大幅下降后，官员腐败的机会减少了，政府的权力缩小了，资源从政府流入了市场，而且这将使地方政府无法通过操纵土地供给的方式来抬高地价，这可能会降低房价。房产税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以吸引外地居民的迁入，因为居民越多，对房屋的需求越大，这会导致房价上升，房价越高，地方政府从中获得的房产税就越多。这样一来，人就从地方政府希望抛弃的负担转为了渴望追逐的资源。政府也就实现了从看重投资增长到致力居民服务的转型。
笔者估计土地财政方面的改革在短时间内会大幅降低地方政府的收入，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即使不改革现存的土地财政制度，该体系也已开始露出败象。
例如，根据财政部的统计，2015年前八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约为1.76万亿元，同比减少了约1.1万亿元，下降38.4％。从大量非一线城市的状况来看，房地产低迷已成为普遍现象。换句话说，无论地方政府是否愿意，土地财政都会面临一个“被改革”的命运，无非是怎么改。
中国经济存在诸多结构性的问题，以上四个问题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不过需要看到的是，这四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都带有短期紧缩的特点：利率市场化在短期内会减少投资，汇率市场化可能会导致资金外流，股市改为注册制后估值或会下降，一部分企业融资的成本会上升，土地财政的改革也会减少财政收入和政府投资，还很有可能引发房价的下跌。在经济下行的时候，紧缩的政策往往不得人心，即使中国经济未来可以从中获益无穷。
改革的方向
上文我们谈了四个结构性的问题及其可能的改革方案，假如我们进一步观察会发现这些政策在实质上都带有缩小政府权力、扩大市场作用的色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决定一国经济运行模式的关键，而对其中不同组合的选择也代表了该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其实，无论是民众，还是决策者，大家都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但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决策者实际上已经点明，在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这么一句话：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一直都存在两种模式，一个是有效的小政府加有效的大市场，另一个是有效的大政府加小市场。前者的代表是英美，后者的代表是过去的中国和苏联。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有效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虽然在效率上相辅相成，但在规模上却很难做到相得益彰。这也就是说，出现有效的大政府加有效的大市场应该是小概率事件。
那么具体来说，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该是有效的小政府加有效的大市场模式，这不但为历史所证明，例如英美先后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所证明。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大政府小市场国家，买粮需要粮票，买布需要布票，外出需要介绍信，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农民连如何种田、种什么作物都需要听命令行事。由于管得太多、统得太死，当时的中国经济缺乏活力，民众的生活水平低下。
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渐放权让利，放松了对市场的控制，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结果粮食丰收，城市出现了私营企业，这促进了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就业。政府的退出激发了市场活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进入快车道，人民生活水平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大幅上升，成就举世瞩目。
值得欣喜的是，决策者也认识到，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激发市场的活力，将是中国改革的方向，这一点也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新时代的改革“闯关”
既然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下一步就是怎么做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目前的中国经济已走到了一个“关口”，“闯关”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闯关”那样。
“闯关”有一定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但却无法回避。
要“闯关”成功，中国政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顶层设计，到底要改什么、怎么改，要明确下来，公示社会，寻求共识，尽量降低社会成本；二是要有破釜沉舟的政治勇气，要勇于担当。
就像上文所述，很多改革的政策对短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有负面影响，但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困难就逃避改革。相反，我们应该寻求以最优路径去实现目标，同时在核心问题上应坚持原则。
不过，笔者认为现在“闯关”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在最近两年被大幅削弱，这得益于党中央的反腐。在历史上，很多改革方案都非常好，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巨大困难，最终功败垂成，这其中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由于改革必然会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能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这种阻力就成为了决定改革成败的重要原因。
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推行了长时间大力度的反腐斗争，大量腐败官员的落马不但遏制了腐败的蔓延，还削弱了相关利益集团的实力。这种情况无疑是非常有利于改革的。
进一步说，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笔者谈的不是经济增速下滑，也不是汇率、利率的改革，更不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笔者说的是中国要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建立一个适合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国家。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和其他人的统计，在工业革命前，中国的人均GDP与全球平均水平差别并不大，但在此之后，全球平均水平一路上扬，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终于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转变。由于2010年后中国的GDP增速仍是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因此中国的人均GDP正在越来越多地领先于全球平均水平。
多年来，中国政府占据了很多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经济学家吴敬琏将这种局面称为“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中国的改革“闯关”就是要管住这只“闲不住的脚”，将权力关入透明的制度之笼，建立一个有限有效的政府。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像“二战”后的韩国那样，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从宏观大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改革“闯关”来为民众福利的增长塑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实现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对历史的交代。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