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国庆/文

我初次听到 “棒棒” 这个词，是来自于20世纪末当地的电视剧中，那种西南官话的腔调至今还在脑中回旋。

当秦洁考上我的博士后，听到她常和几位来自重庆、四川的同学用重庆话交流，那种语境，让我联想到电视中的“棒棒”的对话语言。

当时我就觉得让她来做这一群体的研究，应该会找到人类学的感觉，特别是从一位女性的视角来做研究，会更加细致和入微。当我和她提到这一想法时，她很快就接受了。

重庆 “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重庆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以搬运服务为主的、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一种农民流动务工形式。该群体在人员构成上是农民工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工厂体制之内的农民工，具有流动的散工性质。

同时，作为一个行业，“棒棒”又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传统行业——“苦力” （如码头工人、人力车夫、轿夫、脚力、挑水夫）的延续。

关于“苦力”群体的研究，在1949年之前，有很多前辈学者特别是社会学者对这一群体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秦洁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当时不同的杂志中，找出了民国时期有关这一领域的调查和研究论文，为其进入田野调查和建立学术意识，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书不仅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研究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民国以来底层社会研究的延续。

破土而出

在人类学研究传统中，无论是侧重于个性的 “情绪”“欲望” 与“动机”，还是侧重于共性的 “人观”“文化心态”与“民族心理”，都是以“感”为基础的。感知是个体心理过程、情感体验、认知模式的基础，经由个体的 “感知” 可有助于通达群体“心态”。

以“感知”为起点，不仅可探知包括情感、道德感等内容的主观感受，而且能明了行为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和理性决策过程。

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作者对于直觉的现象，有很多感觉。她紧紧抓住 “感知” 这一主线，在此基础上来发掘 “感知” 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可以说，她在国内对于底层社会的民族志研究建立起了自己独到的分析视角和框架。作者提出 “都市感知” 这一分析概念，并将之充分应用到此项研究之中。这一概念对于分析其他地区的类似研究，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她的研究基础是城乡二元关系以及人口流动这一大背景。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流动” 正成为全球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也越来越关注动态的群体。

我们知道，中国的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在1958年定型。此后，未经官方许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受到严格的禁止和管制。

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些限制对经济引发的人口流动所形成的阻碍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恩师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开始，就创导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问题。我在北大跟随先生读博士的研究方向就是 “城乡社会学”。

众所周知，费先生当年所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 “小商品、大市场” 以及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长效发展。如其概括的“苏南模式” 的特征是 “离土不离乡”，在那里发展了众多的乡镇企业；而“温州模式” 则是“离土又离乡”，指的是当地有数以十万计到全国市场的小商品推销员。后来，大家习惯性地把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称之为 “离土又离乡”，而就近30多年来形成的中国农民工浪潮的调查和分析而言，费先生早年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学术起点。

目前，对于农民工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学术热点之一。相当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民工在不同区域和过程中生产、生活以及农民工维权等方面。而对于有着特殊历史传统的特殊流动的农民群体，如 “棒棒” 群体之类的研究，相对较少。

秦洁认为，“今天在重庆随处可见的‘棒棒’，正是在供需、价格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的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区域特征的一种农民流动务工形式。”在城乡对立、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对 “棒棒”这样的 “都市中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 展开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在费先生的研究框架中，他特别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问题。而秦洁在她的研究中，一直秉承这一研究传统，因此要回到 “乡土范畴”，同时还要 “破土而出”。

她针对重庆 “棒棒” 长期游移于城乡之间的这一流动特点，提出该群体是传统文化（乡土性）和现代文化（都市性）的沟通者。她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坚守 “乡土性” 的现状及其与城市融入的关系，讨论了都市化过程中，中国农民工如何在 “乡土性” 与 “都市性” 之间游移，如何选择性保留其 “乡土性”、选择性适应 “都市性” 的问题。

她将人类学 “乡土性” 这一经典论题置于都市化过程中来讨论，反映了中国城市本身还是打上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深深烙印。

这一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让她从城乡二元对立的学术强势话语中跳了出来，没落俗套。她注重挖掘乡土性在都市融入过程中的延续及其新的特征，在调查中很有意思的发现之一，就是在与都市这个“陌生社会” 互动的过程中，“棒棒” 之乡土文化资源，对他们适应城市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一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群体，他们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呢？在讨论中我希望作者一定要关注 “棒棒”社会中社会结合的纽带，以及 “棒棒” 社会的乡土范畴、亲属关系、人伦传统和文化惯性的关联性问题。

强关系、弱组织

我在六年多前出的《永远的家》一书，副标题就是 “文化惯性与社会结合”。当时我也希望她能讲出 “棒棒” 社会的这个道理出来。

她在调查研究中深入他们的基层生活中，发现了这一社会结构中 “坨” 的社会文化特征。用作者的话来说 “坨” 这个词是用来量化或指称社会内部的某个群体，可以将其视为 “棒棒” 社会中最小的结构单元，他们也以此来形容 “棒棒” 的聚集状态。这揭示出重庆 “棒棒” 这一分散型散工社会的特点的社会结合方式。

在此基础上，作者特别强调关系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坨” 是重庆 “棒棒” 按照以 “己” 为中心的人伦差序格局形成的、构建 “棒棒” 社会的基本单元。

当然，这种社会结合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乡土社会中原有关系为纽带的，但它并非排除工具性和实利化倾向，反而展现了中国农民善于灵活利用资源追求目标的实用理性。这个以关系为纽带，兼具人伦和理性色彩，极具伸缩性的社会关系体，可以概括为 “强关系、弱组织” 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是个体性与团体性融为一体的社会。个体的特殊性表现也是 “棒棒” 社会的特征之一。

该研究在通过社会结合的特质来剖析文化传统的特质、功能的过程中，也凸显了类比与关系的研究，特别是类比中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中个体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并非一个新现象，它可能是工业化进程，即费孝通先生提到的 “三级两跳” 社会（具体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并存的社会）中的一大特征。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在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理论中，已经具有核心的地位，至现代社会理论中依然不变。

费孝通先生认为，对 “社会” 历来有两种基本上不同的看法。一是把社会看成比生物群体高一层次的实体，另一种则是只把社会看成是人的群体的生活手段。

他所理解的潘光旦先生关于“中和位育” 的新人文思想，则是一种把人和社会结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的看法。一方面，要承认社会是实体；另一方面，能行为的个人是活的载体，是可以发生主观作用的实体。因此，社会和个人是相互配合的永远不能分离的实体。

为什么 “棒棒” 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个体与团体的结合呢？在某种意义上而言，长期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让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所有的社会福利，即从先前深嵌于原有的集体制度获取不多，因而，在经济改革中具有强劲的脱嵌动力。

当下，以 “棒棒” 为代表的体力劳动散工群体，依然游离于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体系之外，他们必须依赖于原有的社会网络如家庭、老乡、熟人圈等得以保障。因此，“棒棒” 社会虽然有其个体的选择和自由，但其对于原有社会网络关系的依赖是其在城市中生存的基础关系之一。当然，随着城市社会组织特别是第三部门的兴起，这些城市中的 “棒棒” 群体是否会被纳入城市社会管理与福利体系之中呢？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对于传统的农民群体进入都市之后，如何依托乡土资源所从事的 “业” 有很多研究。

如 “同乡同业”。吴重庆教授认为，这个概念 “准确地反映了经济活动与特定社会网络之间的相互嵌入关系”。

吴重庆研究福建沿海偏乡孙村的金银首饰加工业，其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 “同乡同业” 形式兴起并遍及全国。孙村该行业的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远低于其他同行，其竞争力和扩张力很强大，也是由于 “打金业” 的经济活动与所在地社会网络紧密相嵌的原因。而谭同学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经营数码快印业的湖南新化人群体，以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因素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加上技术优势，从而在市场中具有更强劲的竞争力，这说明了社会与市场具有契合的一面。

在吴重庆和谭同学的研究内容中，都有技术支撑的背景，而秦洁所研究的 “棒棒” 群体，则没有工艺和工业的概念，是一种出卖体力的直接劳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以身体的付出为手段而形成的特殊的劳动力群体。在乡土资源的利用上具有与 “同乡同业” 群体一定的类似性。

身体、身份与心态

如何来从学理上分析 “棒棒” 群体的身体付出呢？人类学的身体研究给这一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我们知道，身体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高涨对人类身体的冲击和商品化过程密切相关。

受此思潮影响，一方面男性身体在研究中缺失或低度显影，另一方面对身体的商品化过程探讨也较少。

而秦洁的研究恰恰弥补了上述两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她将身体感知纳入到对重庆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中来讨论人如何使用物质性的身体、如何途经感知的渠道，主动地获得身体技术和运用身体技术的问题。

山城 “棒棒” 以重体力支出为其显著的生计特征，身体既是生存工具和手段，又是体验“痛”、体验 “累” 的物质性存在，也是铭刻社会文本意义的载体。山城 “棒棒”体力支出为特征的生计过程，可被视为身体技术生成和展演的舞台，是身体经验获得与实践的典型呈现。作者从身体经验的视角考察 “棒棒” 生计过程中的身体经验与身份意识的关联性，揭示出 “棒棒” 的身份意识是身体经验的产物，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制约的结果，“棒棒” 的身体经验和社会二者共同构建了“下力” 的身体和特定身份。重庆“棒棒”的研究，也是对身体经验研究理论的延续和拓展，且丰富了身体商品化过程的实证研究。

在身体商品化的过程中，“棒棒”的内心世界如何？特别是该群体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心理上的困惑和感受如何？作者把这些复杂的社会心理从“羞”与“忍” 的关键语中，提炼出了核心概念。人类学对于关键词的解读，构成了这一学科研究的一大特色。

特别是本书中“棒棒”丰富的“羞”与“辱”、“辱”与“忍”的情绪，展现了“棒棒”在都市生存中对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情绪感受，也是其身份归属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表现。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如此的压力之下，来寻求心理平衡的策略。最后作者的结论为，他们不是 “问题农民”，虽然焦灼和挣扎，却依然从容和自得其乐。这一在都市适应过程中的向上的心态，真正构成了这个社会的 “正能量”。

“棒棒” 本身在面对很多“辱”时，他们是采取 “忍” 的态度，这一态度正是决定他们在城市中得以生存的基础，是他们自身社会实践的总结。书中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心态。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从心态的角度来考察身份认同，从中看到 “棒棒” 在都市融入历程中的感受和心态，反映了他们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社会地位的关系；他们在都市生存过程中对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情绪感受，为分析 “棒棒”身份归属的特殊性表达找到了一个较新的角度，又揭示了 “棒棒” 这样的群体被置于都市社会底层的现实。

作者进一步指出，传统的劳动方式既增强了 “棒棒” 的谋生能力，又成为其负面情绪产生的直接来源；乡土社会原有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成为适应都市的直接障碍；而家庭观念、伦理道德和身份归属等乡土特质对其都市适应发挥着正面促进的作用。

文化根性

本书从头到尾把人类学的 “社会研究传统” 与 “文化研究传统” 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篇所关注的 “乡土性”，特别是在 “都市性” 与“乡土性” 互动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当下的 “根性”，体现了入城农民的生活逻辑、文化性格或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文化研究倾向。事实上，该研究基于丰富的田野资料，发现并提出重庆 “棒棒”是一种精神或生活方式的、都市性与乡土性“共生” 现象的载体，强调的乡土性与都市性的共生状态不是一个空间（农村与都市）意义上的，而更接近于文化意义上的连续体。

作者发现，乡土性对提高长期 “棒棒” 生存能力和寻求心理平衡方面发挥着促进作用，这为思考如何保护和尊重都市化背景中的都市底层群体固有文化观念中的价值取向和人伦道德，帮助他们坚守、重归或获得身份的归属感和情感的支撑提供了参考。

这也再次重申了都市化过程中如何停留或传承乡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且，该研究也提出了重庆 “棒棒” 的未来走向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因此，如何改善 “棒棒” 群体的生存处境，创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值得政府、学界高度关注。

我在近五年前曾撰文强调，社会公平是社会建设的核心。社会公平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里，满足属于该社会人们的心理的、物质的、政治、法律、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权益的一种社会尺度。对于社会公平，过去人们主要是从伦理、价值的层面去理解的。

自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罗尔斯提出“作为社会公平的公正” 以后，社会公正落实到了经济利益调节和补偿、社会差距的缩小和社会机会的平等这样一个更具体的可操作的层面。罗尔斯通过对公平问题的探究，提出了公平的三条原则：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广泛的、与其他人相同的自由；一个人获得的不均等待遇，如地位、职业、利益等应该向所有人开放；如果起始状况（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就应该用 “补偿利益” 的办法来保证。

在都市中的 “棒棒” 社会如何受到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平待遇，也是考验一个城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水平所在。

当然，像 “棒棒” 这一靠出卖体力的群体能维持多久？特别是在当代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

写到此，让我联想到早在1925年，陶孟和在《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一文中，就提出 “人力车必须废止，社会中不能再容有此违背人道之运输工具。但迄于今日，其他新式之交通器尚未设置，吾人亦即不能贸然将人力车完全废止。将来北京人民或政府有敷设电车之决心，或一旦公用汽车或电车能驰驱与北京之通衢之上，此数万之失业之人力车夫，依然为社会之重大问题，须吾人设法解决”。确实人力车夫已成为历史，然而今天存在的 “棒棒” 一旦失业，不是也同样面临90年前陶孟和先生所担心的问题吗？他们在城里真能 “破土而出” 吗？

作者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重庆“棒棒”》，秦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