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蒂芬·罗奇/文

中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日益依赖对方，结果陷入了经典的相互依存陷阱，为互动规则的改变恼怒不已。这一险恶隐疾的症状清楚地表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底的访美之旅中。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寥寥，并且前路仍然险恶。

中美间的相互依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美国陷入严重滞胀，而中国经济仍未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两国都需要复兴和增长的新办法，为了各取所需双方走到一起。中国提供廉价商品，帮助美国消费者维持生计，而美国提供的外需则成为出口拉动增长战略的基础。

多年来，这一安排演化为更深层次的关系。美国想要增长，但缺少储蓄，因此日益依赖中国巨大的剩余储蓄来实现收支平衡。中国则将人民币盯住美元，囤积了巨量美国国债，帮助美国负担创纪录的预算赤字。

美国为中国提供了稳定和增长之锚。中国则让美国安然度过储蓄不足、草率的财政政策以及家庭收入增长萎靡所带来的危局。但经济相互依存很不稳定，一方最终会发生变化，令另一方感觉被弃之不顾。

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而美国不喜欢这一点。中国不但将其经济模式从出口转向消费，还开始重新定义其国民性。中国在南海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表现出对民族复兴的渴望；中国还开始改造国际金融格局，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等机构。

美国的反应让中国深感不安，特别是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或“战略再平衡”，其潜台词都是遏制中国。美国承认有必要使中国在现有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扮演更大角色，但当此事未成，美国却对中国进行机构建设大为恼火。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敦促中国让增长模式转向私人消费，却又对这一转变的影响感到不安。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不安反映出其无法解决自身核心经济问题——国内储蓄不足。2015年，美国净国民储蓄率只占国民收入的2.9％，尚不足上世纪最后30年平均储蓄率的一半。随着中国从储蓄剩余转向吸收储蓄，储蓄不足的美国将发现难以填补这一缺口。

美国的货币政策揭示了另一层面的相互依存。美联储以国际顾虑为主要理由，推迟了加息计划，这表明中国在维持美国复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3年四季度，美国出口占GDP之比从2009年一季度的10.6％增至13.7％，而2015年中又回到12.7％。在内需依然萎靡的情况下，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出口增长。因此，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的前景对美联储来说至关重要。美联储的非常规危机后货币政策未能带来很大增长动力。

这一方面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性的。过去十年，中国平均每年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6个百分点，比所谓的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总和多出1倍多。即使今年中国GDP增长率下降到6.8％，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仍将略高于发达国家。毫无疑问，中国的增长前景对于全世界决策者来说都很重要。

习近平9月22日在西雅图演讲时强调，中美需要深化“相互理解战略意图”，称这是双边关系的一个关键目标。但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谈所缺少的正是这一方面。习近平访美议程上主要是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市场准入等互不相关的问题，而非对两国各自和共同面对的战略挑战的理解。

此外，“习奥会”讨论的问题似乎并未取得有意义的进展。然而值得赞扬的是，中国确实宣布了环境政策的重大变化——一个全国性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及交易系统将于2017年生效。但如果美国不采取类似行动，中国的动作难以改变全球气候变化的现状。

陷入相互依存之网的中美关系，充满了摩擦和相互指责。在人类行为中，摩擦和相互指责最终常常导致双方不欢而散。刚刚结束的“习奥会”，并没有怎么降低这种可能性。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