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联涛/文

本月初我有幸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2015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大趋势论坛。本次论坛主题是“颠覆性创新”。论坛云集了很多处在创新前沿的卓越演讲者。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登山时因冻伤失去双腿的休·赫尔（Hugh Herr）博士。医生告诉他只能接受行动受限的现实。可在经过最初一段沮丧的低潮期后，他果敢地决定，问题并非出在自己的身体或精神，而是在传统医学。因此他创造了机械腿，今天他靠着自己的仿生腿，不仅攀上了比之前难度更高的岩壁，还帮助了数以千计的残疾人。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创新就是要以意志力改变现状，去做多数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新的技术在改变世界，亚洲经济在面临颠覆性技术威胁的同时，也享受着新增长新收益的好处。

颠覆性技术是门竞争激烈的生意。年销售约4000亿美元的生意被两大智能手机公司苹果和三星垄断，其他公司基本都在亏损或被重整。

同样，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也面临着创造性颠覆的挤压，其煤炭、钢铁、石化和汽车等产业面临产能过剩、污染限制、巨大的能源和资源低效。没有哪个亚洲经济体能同时抵抗技术颠覆和长期滞胀的双重影响。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或许是最顶尖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了。他认为通过知识型服务得到的增长或许是未来的焦点。

但是，向服务导向型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以GDP增长放缓为代价，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衡量实体生产比服务生产要容易。

换言之，生产线技能或钻井打油与思考和创新技能完全不同。一些服务部门相对容易增长，如旅游、餐饮，但其他如医疗卫生、教育、金融服务、创意产业和网络技术等则需要非常专业化的技能和思维。过去的结构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基础上，而新的互联网市场需要水平思考，更加自下而上。

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由于基础科学以及应用技术研发水平较高，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它们的大学也更鼓励创造性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跨国公司也认识到它们可通过多元化和投资在年轻人身上，来获得创新力量。最具创意和活力的公司成立都不超过十年，而较久的公司仍在努力重建自己的商业模型。

创新供应链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亨利·福特是“产品”（汽车）和“流程”（生产线）创新的先驱。丰田完善了著名的即时生产流程和质量控制小组，正是这些因素让日本车如此可靠和完善。乔布斯将普通的产品（手机）变成时尚的生活方式，玩的完全是“精神”或思维创新。阿里巴巴创造了亚洲第一个“平台创新”，其互联网平台帮助50万小企业互相交易并找到了成百上千万的网络客户。阿里巴巴一下子调和了之前被分割的支付和物流业。

简言之，走出目前缓慢增长和通货紧缩为特征的长期滞胀的唯一出路就是持续创新和结构性改革。我们需要进行痛苦的结构性改革，因为我们需要逐渐淘汰重污染、能源和资源浪费、破坏价值的20世纪工业。而这将是艰难的过程，因为有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希望它们继续存在。

但只要这些既得利益仍然控制资源，那么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就很难得到公平的话语权，很难获得能源和资金来打造属于21世纪的新产品、流程、平台和精神。

既往者不愿改变，因为害怕不确定的未来。后继者无所畏惧，因为他们将继承未来。因此，如果我们要释放增长潜力，就必须拥抱后继者，信任他们，让他们自己犯错，从中学习，打造新的业务和机制，并最终改造我们的社会。

在整个亚洲，新一代都在等着改变世界。他们成长在互联网时代。他们的技能不同于当前处于中流砥柱的婴儿潮一代，这些前辈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繁荣，但也创造了空前的不平等。这一代领导者的创新能力最多只能算线性级的，而年轻一代的创新将是量子级的。

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必须开始创造平台和新的社会机制，让年轻人把精力投入到创造性活动中。这并不是对现状的反叛，而是为了塑造未来。我常常想，为什么很多新任命的公职人员都是“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老者”，而不是更多元的年轻人。人们的意见变得更加顽固，态度也更加两极分化。世代之间没有进行对话，因为他们彼此都听不进去。

成功取决于承继。是时候将接力棒传给下一代，让他们去解决21世纪的问题了。

作者为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正在创作从亚洲视角看全球变化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