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记者 马国川/文
近年来，中国公益组织蓬勃发展。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正式登记的社会团体30.7万个，而正式注册的公益基金会只有4044个，其余从事公益事业，被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的有28.9万个。
“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85岁的资中筠先生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对于解决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有重要意义，尽管成功注册的只是一小部分。”
资中筠是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鲜为人知的是，她也是中国公益事业的重要推动者。十几年来，她不仅著书立说，而且亲身参与到公益组织的活动中，备受业界尊崇。
资中筠在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意外发现，100年前中国的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到处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影子，这让她对美国的基金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3年她出版《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一书，本意是为研究美国20世纪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却无意中为刚刚发轫的中国公益事业提供了难得的借鉴。
此后十年间，这本书再版两次，成为公益人士和一些企业家的案头之书。难能可贵的是，年过80岁高龄的资中筠近年专程考察国外出现的新公益组织，补充了大量新鲜材料，不久前又推出了第四版，更名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
新书甫一面世，就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吴敬琏、张维迎、任志强等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给于高度评价。一位资深的公益人士说，“这本书对国外经验有充分的介绍，我们做公益事业的人不可不读。”
资中筠指出，新公益模式正在欧美国家兴起，它将慈善的理念“从授之以鱼、授之以渔转向改变渔业生态”，“其雄心壮志是要改造资本主义”。
“它代表了美国乃至一些其他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精英的觉醒，”资中筠说，“他们推动的一场深刻变革正在悄然进行，也许可以相当于100年前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
公益基金会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
《财经》：梳理公益慈善发展史我们发现，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发展起来众多而庞大的公益基金会，这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现象。这是否和当时美国经济崛起有直接关系？
资中筠：当然是有关系的。公益基金会是经济繁荣的产物，经济繁荣则是工业化急剧发展的成果。
和农业时代相比，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不一样，积累财富的手段也不一样，而且财富积累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社会阶段。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生产超过了英国，20世纪初出现大财团，贫富差距尖锐化，令人不能忍受，社会矛盾激化。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权利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美国人除此之外更加强调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公平竞争发家致富，再加上基督教鼓励捐赠的传统，所以，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美国都有发展公益事业的土壤。
《财经》：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时代的欧洲没有像美国这样，发展起数量巨大的基金会呢？
资中筠：美国发展和欧洲有时间差。19世纪中叶，欧洲贫富分化非常尖锐的时候，各种改良思想，包括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发展起来，《共产党宣言》就是在1848年问世的。面对越来越大的革命压力，一些欧洲国家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建立社会福利政策，以缓解社会矛盾。
最早开始实行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是普鲁士的首相俾斯麦，英国在社会福利建设方面做得也比较好。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写了英国工人的悲惨境遇。但是40年后，恩格斯在该书德文版再版序言里承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
《财经》：看来，欧洲的福利政策是社会主义思潮推动和革命压力的结果。
资中筠：是的。19世纪最后30年里，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加剧，阶级冲突不断。欧洲的革命为美国提出了警示。那些富裕起来的资本家不愿意看到社会动荡，当然更怕社会主义革命。就像钢铁大王卡耐基所说，一个社会不能拆了重来。他觉得，美国社会制度很好，只需要对弊病加以改良。自己的能干和聪明是上帝赋予的，就应该照顾不如自己幸运的穷兄弟。自己既能经营企业赚钱，也有能力经营一种组织，最有效地花钱来解决社会问题。
这种想法在美国资本家中很有代表性。于是，他们纷纷捐资建立公益基金会，开创了诸多事业。因此，美国的公益基金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和农业社会的慈善模式不同。
《财经》：既然美国公益基金会并非资本家单纯发善心，而是要解决社会问题，那么从整个20世纪看，公益基金会在推动美国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资中筠：在美国政府实行福利政策之前，公益基金会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例如，1936年卡耐基基金会捐给教育的经费，就超过了联邦政府的教育预算。
卡耐基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些资本家富起来以后把钱捐出来做公益，既可以为自己赢得美名，也可以避免子女成为纨绔子弟。最重要的是，他们带领了一种社会风气，整个社会无形中向健康方面发展。
自罗斯福“新政”之后，政府作用日益扩大，福利制度逐步形成。公益基金会所起的是辅助作用，但是，公益基金会仍在继续成长，作为整体，在美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政府主导的福利不可能覆盖社会所有方面的需求。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悄然进行”
《财经》：最近十几年，新公益在美国社会迅速兴起。和传统公益基金会比起来，这种新公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资中筠：实际上这种“新公益”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兴起了。近十几年更成规模。概括而言，新公益是以追求影响力和效率为目标，营利与非营利混合的公益模式。
小额信贷就是基于这种理念的创举。不过当前的新公益已经远远超出这一种形式，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派生出许多不同的模式，令人眼花缭乱：“创投公益”、 “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负责任的投资”，等等。其中“创投公益”是主要模式，其他形形色色的组织和模式都是其变奏。
创投公益的核心内容，就是借用“风投资本”的模式，以市场的模式做公益，使公益不仅仅是无偿的捐赠，也可以是一种可盈利的事业。其目标对象当然还是弱势群体，但是不把穷人当作单纯受捐赠者，而是潜在的创业伙伴。
《财经》：据了解，新公益最初兴起于英国，开始不为人所注意，后来在美国发展壮大，这是为什么？
资中筠：如果说现代化的公益基金会是大工业的产物，那么新公益就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
后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信息化、数字化，经济生产方式进入一个新阶段，财富积累的速度更快了。像硅谷的新富们年轻得很，很短时间就积累了大量财富，甚至富可敌国。在这种情况下，贫富差距的拉大也空前迅速，财富高度向金字塔尖集中，这种趋势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 不管是繁荣时期，还是经济危机时期，受害者都是中产以下阶层。更严重的是，中产阶级正在萎缩，中产的上层往下走，中产的下层变为穷人，而且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堵塞了。
《财经》：这就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21世纪资本论》里揭示的现象吧，所以《21世纪资本论》一纸风行，成为近年来的畅销书。
资中筠：皮克迪讲的现象大家都看到了，主要是如何解决问题。美国两位教授创造了一个名词“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其含义可以称为“全民资本主义”，就是要设法改变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反对不平等的分配制度、制约财富向上集中，把更多的人包容到资本主义制度里来，而不是只让少数人享受繁荣。
美国社会精英意识到，虽然现在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整个社会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必须革新这一观念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他们认同“包容性资本主义”理念，积极参与到新公益中来。
他们认为，两极分化严重的结果是市场购买力严重不足。这不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当消费者无钱消费时，商业企业也就失去获利的机会。购买力不足直接威胁到金字塔尖百分之一的人口利益，乃至威胁资本主义本身，所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关系到资本主义的存亡。
《财经》：由此看来，美国社会精英之所以积极参与新公益，实际上还是要挽救资本主义？
资中筠：当然。不能推倒重来，是他们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换句话说，资本主义需要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不能走激进的社会革命道路。
如果说，传统基金会模式主要着眼点是穷人，那么新公益除了帮助穷人外，还要挽救中产阶级。他们认为中产阶级的萎缩是最大的危机。新公益把资本引向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寓公益于商机。降低“企业家”的门槛，把低收入者包括进来，不仅提高其购买力，创造需求，而且还要培养更多的投资者，从而加强供应，把大多数的人提升为中产者。一句话，把更多的穷人变成资本家。
用一位创投人士德雷顿的话来说，新公益不满足于授人以渔，而要掀起一场“渔业革命”。其雄心壮志是要改造资本主义。它代表了美国乃至一些其他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精英的觉醒，他们推动的一场深刻变革正在悄然进行，也许可以相当于100年前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改革——那也是政、商、知识界、媒体以及平民联合推动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一场深刻变革。当时被列宁称之为“拯救资本主义”的努力。现在他们自己就明确是拯救资本主义，努力推动美国走向“包容性资本主义”。
“不能够共享繁荣的社会，
不是民主社会”
《财经》：现在看，新公益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什么人？
资中筠：主要是学界、工商业界、政界和NGO精英。从一些新公益组织的创始人来看，大多是名牌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或至少有投资商业的经验，所谓“成功人士”，老、中、青都有。倡导者还属于老一代，而大量的推广者是新生代的企业家。
新公益现在已经规模化了，也影响到政府的政策，专门为这一类的事业重新立法。一般的公司法都规定，必须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现在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企业，称呼有多种，比较普遍的叫“共益公司”（Bcorp）。美国很多州都已出台专门为这种新型企业的公司法，与一般公司法最主要的不同点就是可以不为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是要保证创办宗旨中的具体社会目标按规定完成。这些都有很细致、具体的规定，不是一句空话。
《财经》：作为新生事物，新公益是否也遭遇了阻力？
资中筠：当然，阻力还是很大的，因为还有大批资本家不愿意、甚至在抵制这种做法。新事物还在社会博弈过程中。但是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规模，可以使得它能够往成功的方向发展，至少能够缓解目前中产阶级下滑的趋势。
新公益就是对传统资本主义观念的一种革新，目前“社会企业”的课程已经进入了部分大学商学院的课堂。商学院本来就是教人怎么赚钱的，现在一些商学院一方面教学生如何把企业搞成功，另一方面教育他们从一开始赚钱就要对社会负责，而不是随便通过什么手段先赚了钱之后再捐出来做公益。假如下一代商业英精慢慢都有这种观念的话，新公益就会普及开来。
《财经》：最乐观地展望一下，有没有可能通过新公益，将整个资本主义的现有结构进行调整，切换进入一个全新的模式？
资中筠：我不清楚，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不知道从经济学角度看，营利与非营利混合的企业是不是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另外，它们能够持续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是未知数。
正如现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罗丁女士指出的，现在推动新公益的一批人是在玩光怪陆离的电子产品中长大的。他们才华横溢，野心勃勃，充满了好奇心和创新的冲动，而且有足够的财力和社会责任感，但是不知道他们能否经得起非常枯燥无味的、艰难困苦的考验，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韧性。
整体来看，新公益还处于试验阶段。一些从事新公益的人士自己也说，我要努力去做，但是我不一定能看得到最后的结果。
《财经》：在您看来，对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新公益的意义是什么？
资中筠：新公益是非常有价值的。美国走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困境，经济复苏，主要靠两个东西：一个是新能源等新产业的出现。100多年来美国多次遭遇经济危机，每一次真正复苏都是由于有了新的产业；一个是靠结构性的改革，就是改变过去的赚钱办法。新公益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新公益的许多理念值得赞赏。例如，它提出“社会共荣”的概念，推崇的是共同繁荣，认为一个不能共荣的社会，不是民主社会。这些思想都很有价值。
《财经》：看来，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从公益基金会模式到新公益模式，其实不变的是美国精英阶层拯救和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完善的共识。
资中筠：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但是现在社会公平出了问题，而不公平的市场是不可能有持久效益的。新公益就是为了解决公平问题。这些人推动新公益，比一般老百姓要有力量得多，而且他们相当聪明，有经营头脑。所以我觉得，成功的希望在于这一大批人已经觉悟了。我想，也许资本主义社会面临一次大的调整，跟100年前欧洲的福利国家一样。
还应该强调的是，这场新的革新浪潮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这批有前沿思想的人强烈地意识到今后越来越多的因素使全人类祸福与共，最明显的是环境和传染病无法分国界，贫穷问题也会溢出国界。狭隘的所谓“国家利益”结果是以损人始，以损己终。市场经济中的恶性竞争也一样。所以关注贫富差距、弱势群体，外加生态环境，绝不是一国之内的问题，据此提出以全球40亿的金字塔底人群为目标。根据联合国的标准，年收入在3000美元以下的属于金字塔底人群（BoP）。如果套用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庶几近之。但是不一定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对全球现实的清醒认识，只不过这些精英眼光看得更远而已。虽然最后成效如何现在尚难预料，但是这样一种代表革新的思潮是值得关注的。
公益也要启蒙
《财经》：十多年前您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您的著作也成为中国公益人士的必读书，再版多次，而且多次改变书名，其中有什么深意吗？
资中筠：书名的变化反映了我对公益的认识不断更新。第一版叫“散财之道”，我受到美国基金会的启发，关注的是聚财以后如何花钱。“散财”对应的是“聚财”，强调除了汲汲于赚钱之外，如何花钱，其中大有学问。
第二版与第三版名“财富的归宿”，则从根本上提出，个人聚敛的财富本是取之于社会，最终还要回归社会。
最近一版改名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是因为公益事业又进入了新阶段，一部分人提出了用资本的力量、市场的途径促成“资本主义演变”的命题，起着推进社会改革的作用，这个改革当然仍是向着社会公平和普惠大众的方向，不过观念和手段有所创新。
《财经》：美国的公益基金会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现在又发展到“新公益”阶段。中国的公益起步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如何能在这么短期内走完美国百年的历程？
资中筠：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误区。现代公益模式在中国并不是最近二三十年才开始的，是100年前就已开始。正像中国现代化也不是走了30年，而是将近180年了。只不过像现代化的进程一样，公益事业中间也经过断裂和弯路。
例如，从晚清张謇那一批最早的实业家开始，已经有了现代公益的观念，做了许多事情，已经超出单纯的扶贫济困，而已经涉及社会改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资本家非常有主人翁意识，倡导和实践“实业救国”、“产业救国”的理念。不少人，例如黄炎培等等，都既做实业，又办公益，特别是在普及教育方面有很大贡献。尽管他们也受到种种限制，但是做事的空间要大得多，没有想跑到国外去的。当然，现在整个的社会结构和背景完全不一样了。
《财经》：那么，现在中国公益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资中筠：如今中国民营企业家已经积累了很多财富，大多数人并不缺乏公益慈善的意愿。主要问题在于，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缺乏足够信任，做公益的渠道狭窄，各种政策束缚太多。例如开始讲到，现在正式注册的公益基金会只有4000多家，实际上应该比这多得多。怎么能够使受惠者真正受惠？这始终是个问题。在英美国家，公益活动不会受到行政权力的干预。
另外，慈善机构享受免税待遇非常难，政策还是向官办基金会倾斜。另外，公益基金会也是专业性很强的，需要专职人员管理。我国很多企业家还没有这种意识，他们捐出钱来，总想自己控制，不愿意给专业基金会去做，要么全部通过官办基金会渠道，因此常常效益不高，很多善款是浪费的。
《财经》：在多年的剥削理论教育下，目前社会上仍然以“有色眼镜”看待民营企业家的财富，“逼捐”意识也不少见。
资中筠：对于现代公益事业，中国社会还有很大的认识误区，需要启蒙。不管是政府还是大众，都应该改变观念，树立正确的现代公益观念。
首先，公益绝对是民间的。政府福利不能叫公益，政府也不是公益的主体。所以把钱捐给政府是很奇怪的事，但我们现在常常就是这样。
第二，公益是自愿的。社会公众中有“逼捐”意识，政府也有“逼捐”意识，有钱人不拿出钱来似乎就不对。要知道，逼捐也是不道德的，因为任何人和机构都没有权力去逼别人怎么花自己的钱。
第三，公益是自主的，捐款人有权利决定捐给谁、做什么事情。如果不是自主的话，是不是到受益者手里就很难说。
《财经》：您前面讲到，欧美国家的精英有一种共同的情怀、对改变社会现状的共识。中国这方面的共识是不是要少一些，为什么？
资中筠：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家没有主人翁意识，缺乏社会共识，主要是体制和制度的原因。并不是不想当主人，而是不被当作主人，这不仅是民营企业家，一般民众也一样。民营企业家首先是有财富安全感的需求。只有在一个充分用法律保护公平、公正的竞争，并给人以充分自由的社会，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们才会有主人翁意识，主动以社会公益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
《财经》：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也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在您看来，新公益在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上能发挥多大作用？
资中筠：坦率地说，现在中国还谈不到大规模的新公益，因为原来传统的公益慈善还没有完善。而且现在缺乏真正懂得新公益的人才，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国人善于引进新的名词和口号，“创投公益”、“社会企业”等名词已经屡屡见诸报端，预计很快就会有许多以此为名的组织出现，难免良莠不齐，名实不副。真正有志者需要对困难有足够的预见和准备，严肃认真对待，才能实至名归，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另外还需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支持和规范。这一新事物方兴未艾，我国已经有一批先驱者出现，为行业起示范作用，希望能扎实前进，最后实现规模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