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贤/文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后期，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是一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到6.9％，但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三产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8.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当我们蓦然发现，我国三产比重已经比二产高出10.8个百分点时，如下疑问也就产生了：三产能否持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在欧美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中，我国的服务经济时代是否来得太早？去工业化的速度是否过快？

服务业增加值的高低之辩

随着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对服务业增加值的数据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4.1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远远高出二产36.8％的贡献率（见图1）。由于对无形服务的统计难度高于有形产品，对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总是充满争议。一部分研究基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慢于工业”的逻辑，认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是被高估的。例如伍晓鹰在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按照官方统计数据，1978年－1995年期间中国“非物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每年的增长率为4.3％，而这一数据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反常的。

诚然，由于生产很难标准化，且不易跨期跨地进行贸易，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确很难提升——200年前需要4名乐手演奏的莫扎特四重奏，到今天仍然需要4名乐手登台。但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服务业形态出现了标准化和可贸易的趋势，显现出传统服务业不具备的规模经济效应。例如，演唱会的网络直播收获了比现场门票更高的收入，网络约车大大提高了闲置车辆的使用效率，在线医疗充分调动了医生的碎片化时间资源等，这都极大改进了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构成了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基础。

服务业比重提升中包含了“风险增加值”因素。今年前三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2％，比去年同期提高8.2个百分点。如果剔除金融业，非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对增长的贡献率仅比去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在三季度出现了大幅震荡，有人对金融业增加值数据产生了一种朴素的质疑。但事实上，与年度金融增加值采用收入法核算不同，季度金融业增加值是根据人民币存贷款余额、股票交易额和保费收入这三项指标的增长推算而得，股价高低并不能对其产生直接影响，三季度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主要来自于快速增长的贷款。而且，如果将目前在“商务服务业”门类的融资性担保、银联银行卡清算以及银行表外业务，也列入金融业增加值的统计范围，那么金融业对国民经济在统计意义上的贡献可能更大。

然而，金融业增加值在目前的统计体系中是存在缺陷的，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反映风险状况。当一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上升时，银行会通过提高利率（进而增加收入）来应对预期损失的增加，资本市场的佣金收入会因为资产泡沫的增多而提高。这容易造成人们对金融部门之于实体经济贡献的高估以及对风险的误判。

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

服务业比重超过二产比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供需两端升级的必然要求。在需求侧，服务业可笼统地分为生活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需求渐趋饱和，大众消费更多转向医疗健康、优质教育、旅游娱乐等由服务业提供的非物质产品，洗衣、做饭等家庭无酬劳动也越来越多地以O2O为媒介计入到GDP中。此外，全球生产网络专业分工的细化，促使更多服务环节从工业部门分离出来，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第三方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大增加。在供给侧，技术创新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二产技术的进步快于三产，生产环节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促使劳动力更多地从二产部门转移到三产部门。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还触发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兴起，比如汽车厂商通过物联网为驾驶者提供导航、救援等增值服务。

虽然服务业比重超过二产比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并不意味着这一趋势来得越早越好。普林斯顿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Dani Rodrik在2015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总结了一种被称为“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Premature Industrialization）：受全球化和工业生产自动化的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整地经历工业化全过程，二产比重就达到了峰值。拉美一些过早去工业化的国家，在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和增加值比重超过二产的时点上，二产比重和人均收入都要低于发达国家跨越这一时点的水平，未能充分利用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空间，甚至因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ShahidYusuf等人在2012年的研究中更是指出，即使是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以服务业为支撑的世界级城市，也因为过早去工业化错过了从新兴工业中获利的机会，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产业单一化和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弊端。

从国际比较上看，我国并没有出现“过早去工业化”。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我国2014年人均国民收入为738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表1所示，当前我国二产比重40.6％的水平高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均值（36.0％），而三产比重51.4％的水平甚至还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均值（52.2％）。从国别比较来看，我们考察了德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二战”后高速增长且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当这三国的三产比重上升到51％左右时，人均GDP在1万至1.2万国际元（Madison的1990年国际元，下同）的区间。

如果保持三季度增长速度和结构数据，当我国三产比重在2015年末的年度值首次超过50％时，人均GDP将达到1.18万国际元，接近当年德国的收入水平。应该说，无论是从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比较来看，我国三产比重提高的节点都落在了合理区间，并没有出现类似拉美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当然，以上国际比较的结论并不能说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走在一条铺满蜜糖的道路上。近两三年来，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固然有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推动，但金融危机下的外部需求萎缩，能源、智能制造浪潮下的欧美国家再工业化，以及国内制造业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所导致的工业比重下降，也是服务业相对比重上升的重要原因。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和二产比重下降的速度是否过快了？

“过快去工业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表现出“过快去工业化”的趋势。在2002年-2012年间，我国服务业比重年均提高0.32个百分点，增长速度较为平稳。但从2013年开始，服务业比重每年提高近2个百分点，三年累计提高5.9个百分点。同期，二产比重也由2012年的45.0％骤降至当前的40.6％。近三年我国产业结构变化速度之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例如，自1984年以来，美国只在6个年份里服务业比重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最大幅度是1998年提高了1.65个百分点。在全球前五大经济体中（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法国），40多年来，只有1975年的日本、1974年的法国、1993年和2009年的德国，服务业比重当年提高的速度与今年的中国相当。

“过快去工业化”容易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当二产比重下降过快，生产效率较高的新兴服务业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成为主导产业时，要素资源将更多地配置于传统服务业。由于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提高速度慢于二产，“过快去工业化”将导致经济步入增速放缓期。近30年来，在美国服务业比重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的6个年份中，其经济增长速度无一例外都比上年出现了下滑。图2显示了美日德法四大经济体“服务业比重提升”与“经济增速与上一年变化”的关系。我们发现，两者呈现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特别是当服务业比重提升的速度超过1个百分点时，各国当年的经济增速有较大的概率出现下滑。这一比较分析也印证了，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速下滑与“过快去工业化”（服务业比重上升较快）是存在逻辑联系的。

“过快去工业化”将阻碍服务业自身的高端化。二产特别是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动需求方，决定着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高度和竞争力。二产比重的过快下降，有可能反过来侵蚀服务业升级的基础，拖累服务业的高端化进程。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2010年我国服务业每万人增加值6.86亿元，高于二产6.76亿元的水平；但到2014年，服务业每万人增加值略升到7.95亿元，已远低于二产11.47亿元的水平。在相同的技术环境下，我国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大大慢于二产。

“过快去工业化”有可能恶化收入分配。金融、法律、会计等高端服务行业固然能创造高收入的岗位，但这只针对高学历者。对于原来处于第二产业的中年劳动者而言，再培训难度很大，人力资本积累需要一个过程。如果经济体出现“过快去工业化”，在人力资本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许多蓝领工人以及在制造业的低端白领都将面临失业的威胁，这将恶化收入分配状况。

毋忧拂意，毋喜快心，毋持久安，毋惮初难。在发达国家加紧实施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速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我们应客观评判我国产业结构变化背后的喜与忧，推动体制改革以引导资源在实体经济领域优化配置，发挥比较优势以稳住工业的发展速度，依托制造业升级促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推进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服务业的高端化。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