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兴元 张林/文

民营企业目前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支柱。无论民营企业的数量占比，还是其对GDP、就业、纳税、发明专利数量的贡献，都超过了国有经济。但是近年来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总体上在恶化。这里既有市场因素和民营企业自身管理因素，也有体制和政策因素。

总体而言，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存在一个竞争秩序为其保驾护航。根据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在其《经济政策的原则》著作中的观点，可由国家建立和维持竞争秩序，而且国家必须在法治国框架内运作。构成这一竞争秩序的原则一共有七项：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上述竞争秩序及其构成原则的适用性，也在实际经济发展中得到了验证。美国、德国和英国基本上是从一种普适主义角度引入竞争秩序及其构成原则。中国实际上是有意或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性地引入这种竞争秩序和遵循这些构成原则。

纵观中外历史，各国若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无一例外需要或多或少的接受这种竞争秩序和构成原则。

一个国家GDP基数越大，人均GDP越高，若要进一步实现较高速增长，转向以普适角度维护竞争秩序的必要性就越大。在低人均收入阶段，只要通过法治或者人治维护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和一个平稳的经济运行环境，经济就能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更需要利用法治而非人治来维护更高程度的经济自由，保障更为平稳的经济运行环境，让市场作为自发秩序在资源配置和创新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单靠人治经常会有顾头不顾尾、“按下葫芦起了瓢”的结果，解决不了政府官员面对庞大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政策失灵问题，会难以保证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

用指数测度民营企业

生存与发展环境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仍然亟待改进。但是各省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究竟如何？企业家们究竟如何感知？存在哪些具体客观数据可作为佐证？

这需要设计一种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对特定省区的民营企业进行调研，实际把握这些省区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现状与问题。这样一种指数、各方面指数和各单项指标的得分高低，以及不同省区之间的排序，有利于我们了解各省区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状况，其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对照竞争秩序诸项原则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改善各省区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一些总体思路和具体对策。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笔者设计了以弗莱堡学派竞争秩序诸原则和法治原则为基础的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并以此来测度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得分。

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分为三级：一是总指数；二是方面指数；三是分项指标。总指数由七项方面指数组成，它们是政治秩序、法制保障、私人产权保护、开放市场、币值稳定、金融自由，以及社会舆论。这七个方面指标对应了竞争秩序诸项原则和法治原则。

上述七项方面指数由34个分项指标组成。其中方面指数“政治秩序”由政治稳定、政府廉洁度、政府权力的分权与制衡、政府权力来源，以及公权依附度这5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法治保障”由知识产权保护、劳动合同法、环境法律法规、司法公正、财产安全，以及人身安全这6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私人产权保护”由非国有经济产值比重、行政干预、非生产性投入时间、非正式费用支付、税收政策、宏观政策的扰动，以及企业补贴这7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开放市场”由民企进入的一般性、区域间贸易屏障、注册企业的程序与时间，以及行政垄断这4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币值稳定”由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通胀率、通胀方差，以及汇率波动这4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金融自由”由融资缺口、金融市场准入、融资渠道、融资成本、投资渠道，以及资本流动性这6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社会舆论”由社会舆论的影响和相对话语权这2个分项指标构成。

在上述34个分项指标中，有些指标属于主观指标，有些属于客观指标，也有一些既涉及主观评价，也涉及客观测度。为了获得主观指标及其他信息，笔者设计了包括有86个问题的调研问卷。

指数得分在市场发育

最好的粤浙两省均不合格

自2014年底至2015年初，笔者利用四个月的时间在广东、浙江两省走访企业，并利用面谈、电话访谈、问卷答复等形式在两省各获得了100多份的企业家问卷。笔者利用其中每省各100份有效问卷，计算了两省的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的得分。

即便两省已经是国内民营企业最为发达的省份，但是其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也只是接近刚刚及格的水平（分别为5.39分、5.83分，满分为10分）。方面指数的得分分布在4.62分至7.86分之间。

广东省的政治秩序、法治保障、开放市场及金融自由四个方面指数都低于5分，私有产权保护在5分至6分之间，币值稳定和社会舆论得分超过了6分。浙江省的政治秩序、法治保障两个方面指标低于5分，私有产权保护、开放市场及金融自由三个方面指标在5分至6分之间，币值稳定和社会舆论得分超过了6分。广东和浙江两省得分最高的方面指数是社会舆论，分别为7.03分和7.86分。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币值稳定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较好的宏观保障，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入人心，企业家逐渐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枷锁，企业家的地位也在逐步上升，当地企业家感受的社会舆论对企业家比较肯定和尊重。这两者对企业家的经营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浙江省的得分高于广东，主要源自于浙江省的市场更为开放，金融自由更为广泛。具体表现在浙江省的企业面对相对较低的市场进入壁垒，以及金融自由度更高。这证明广东目前可以首先在开放市场及金融自由方面改善企业家的生存发展环境。而广东省在行政垄断、融资成本等分项指标上高于浙江，浙江省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亦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以上得分还表明，无论广东省还是浙江省，都同时在政治秩序和法治保障方面得分最低，这个相同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国总体的状况。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步伐使得民营企业面对了较为不利的政治环境；而相关的法律，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法律则又和市场经济的相关精神不符。

以上两个方面是造成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低于及格线的重要原因。

从具体分项指标来看：两个省的分项指数都低于3分的包括：政府权力的分权与制衡、政府权力来源、劳动合同法，以及区域间贸易屏障。以上四个指标指明了发展民营企业所亟须改善的方向。

两个省的分项指数超过6分的包括：政治稳定、政治廉洁、财产及人身安全、行政干预和非生产性投入时间、通胀率及方差、资本流动性和社会舆论。以上几个指数也是广东和浙江民营企业相对发达的一些重要原因。其他的分项指标表明，劳动法、环境法在内的法律制度，税收、宏观经济政策及补贴等政府政策，行政干预、行政垄断及其带来的对产权的侵害，垄断的金融体制及较大的金融缺口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点，也是本文所指出的改善重点。

企业家问卷的汇总分析

针对本文所调查的浙江和广东两省民营企业以及其所代表的行业，本次调研所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

从回答选项的选择频数来看，两省被调查民营企业自身所面临的最主要经营困难为：融资困难（61％），行政干预与行政垄断垄断（42％），政策波动大（41.5％），以及市场竞争和市场波动（38％）。其他主要经营困难包括：人力资源短缺（16.5％），税收压力（14.5％），国际经济环境恶化（7％），公司治理不完善（3.5％），土地被征用（0.5％）。

这说明政府因素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经营困难。除了行政干预与行政垄断和政策波动大属于政府因素之外，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政府因素，与我国长期推行金融抑制政策直接相关。

两省被调查企业，大多数或多或少存在本企业维系经营需要的融资缺口，这个比例高达90％。其中12.5％回答有很大的缺口，急需融资，77.5％回答略有缺口，需要融资。虽然信贷配给总体上总会存在，但上述数字说明两省的金融体系存在巨大的缺陷，需要检讨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虽然部分原因是企业自身管理造成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政府金融抑制政策的负面影响。

第二，民营企业的经营压力。

根据选择频次来看，在两省被调查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中最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59％），人才竞争（47％），以及非常规竞争手段（46％）。其次表现为产品质量竞争（27％），劳动力、土地、资本成本增加（21.5％），品牌知名度竞争（20％）。再次为企业管理水平（8.5％）。价格竞争伴生了部分民营企业的不规范的竞争行为，包括通过依附政府获得额外收益以及采用非正常的市场竞争手段。除去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之外，两省民企面对的行政干预、行政垄断问题颇为严重。而且，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力度仍然较强，多半企业的经营认为受到了政策波动的较大负面影响。

第三，民营企业的生存年限。

两省民企的生存年限仍然比较低，关于其平均生存年限的乐观估计也不会超过10年，经营超过20年的企业更是不多，但是在广东、浙江新成立的企业较多。

第四，民营企业面临的法律法规约束。

当问及目前国家的劳动保护对本企业的影响时，两省99％的被调查民营企业主认为现行《劳动合同法》造成了劳动成本增加，35.5％认为该法造成员工出现消极怠工，19.5％认为造成裁员增加，19％认为造成人才流失，1％认为不利于吸引外资。此外，有11％认为有利于规范企业运作。

在访谈中，部分企业主认为该法对企业主不公平，尤其是在出现劳动意外时需要业主负担全部责任，使得一些员工在操作器械时不够小心，甚至出现了故意受伤以获得劳动赔偿的情况。这也涉及到经济学中所指的典型“道德风险”问题。

第五，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公权力依附程度。

当问及民营企业负责人自己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对公共权力的依附程度有多大这一问题时，两省多数被调查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民营企业对公权力很大或者较大的依附，占比合计为82％。只有18％认为依附不大或者不依附公权力。这么多企业负责人认为民企对公权力有很大或者较大依附，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92％的企业负责人认为或多或少有必要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参政，没有企业家认为“没有必要参政”。正因为企业的经营生存受公权力影响很大，两省大部分企业家才认为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参与政治非常重要。只有6％的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实现人生价值”，这证明只有很少数企业家将从政作为人生追求，不是为了其他外在的目的而参政。

根据其回答的选择频次，两省民营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为（括号内为各项答案的选择频度）：一是为了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向（88.5％），二是表达政治主张并推动社会进步（68.5％），三是寻求权利保障与政治安全（66％），四是提高政治地位获得社会尊重（25.5％），五是积累政治资源（19％），六是实现自我价值（6％）。在广东省，70％的被调查企业负责人选择了“提高政治地位获得社会尊重”，而在浙江省，只有25％的被调查企业负责人选择此项回答。这是两省之间最大的差别。被调查者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第一大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向”，说明我国政治与经济走向仍然不够透明，缺乏预期，难以从其他平台获得有关信息。

第六，企业家的移民倾向。

两省均有相当一部分的被调查民营企业家（合计38％）希望或者已经开始着手移民，企业家的企业规模越大，或经营者身价越高，其移民倾向越强烈。这一比例也给决策者与社会各界提出了很多警告。毕竟“良禽择木而栖”，大量企业家移民，说明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相对于移民接受地而言不再有吸引力。移民接受地和移民来源地之间的制度落差要足够大，前者才能吸引来自后者的企业家离乡背井。

改善民企生存与

发展环境的思路与对策

正如竞争秩序原则所显示的，提高民企发展环境的核心是以普适的方式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正如上文所述，这就需要推行和遵循构成这一竞争秩序的七项原则。过去我国的改革成功，其实是选择性地、有意无意地接近这种竞争秩序的结果。现在若要进入富国俱乐部，则需要比以前做得更好，这就需要以普适性的方式替代选择性的方式来遵循竞争秩序。

广东和浙江两省民营企业所面对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着很大的共性。针对课题组所发现的问题，我们提出一些旨在改善包括广东和浙江两省在内的全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思路与对策：

维护政治稳定应该建立在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使得维权即为维稳，维稳等于维权。目前主要是通过反腐运动来提升政府廉洁度，还需要同时反腐的制度化和自动化，以此需要节制和约束公权，防微杜渐。政府权力来源还需要更多地体现民意，比如在中短期，可以引入地方民主选举。公权力受到约束，推行有限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减少企业家和其他群体对公权的依附度。

落实法治保障：法治要体现上述哈耶克意义上“法律下的自由原则”。需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与发明。广东和浙江企业家大多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经营有着负面影响。需要正视这方面的影响。需要区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给予权益”（entitlement）。要把重点放在劳动力的基本权利保护。而“给予权益”可能需要通过费用和受益的多层化，供企业主和劳动者自主选择。

加强私人产权保护：需要真正提升民营企业的地位，推行国企改革，使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国有产权比重大，行政干预和行政垄断多，私人产权遭受侵犯和市场扭曲的程度必然倾向于大，距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就越远，离开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也远。税收政策和非正式费用支付的得分均很低，说明我国还需要走向低税体制和有限政府，以大幅度提高得分。

在广东和浙江两省调研中，我们发现宏观政策扰动对民营企业经营的影响很大，转向奉行一个竞争秩序，维护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要求各种经济政策服从竞争秩序，与竞争兼容，才能真正持之以恒地私人产权保护和经济发展。在竞争秩序下，市场作为自发秩序发挥作用，自发利用大量的市场力量去实现经济效率，创造财富，增进国民福祉。在竞争秩序下，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位置，也不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此外，企业补贴不仅是拿到补贴者的特权，而且是对未拿到补贴者的歧视，会扭曲竞争，而且政府并没有充分的知识识别谁最合适接受补贴。企业补贴反而往往成为政府的“设租”，不符合补贴要求者反而去寻租，即捞取在竞争秩序下不存在的额外好处。因此应该原则上取消企业补贴。

积极开放市场：应该通过打破垄断，以保障民企进入的一般性。需要引入政府之间的可诉性，强化对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以此推动消除区域间贸易屏障。目前注册企业的程序、时间在两省得分较好，但是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方面的改进需要打破垄断相结合。否则民营企业只是在为其划定的竞争性领域运作。

实现币值稳定：在币值稳定方面，汇率波动的得分最低，对东部企业经营的影响也最大。从长期看，汇率稳定作为外部币值稳定取决于内部币值稳定，即国内物价稳定。货币政策应该遵循单一政策目标，即以维持物价稳定为目标。币值稳定的人民币可以与浮动汇率制相结合。汇率的稳定取决于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和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定。从长远看，转向自由银行业和自由的货币竞争，更能维护币值稳定，包括汇率稳定。在其中，私人银行可以基于多种足额的准备发行货币，由此展开货币竞争。

扩大金融自由：从调查结果看，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非常严重。减少融资缺口的唯一方法，就是提升金融自由。这里包括明晰金融机构的产权，开放金融市场。应该允许通过核准制替代审批制来放开建立新的民营银行业金融机构。政府应该至少退出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地位。这样能够使得我国的货币和信贷创造更加均衡化，从而便利民营企业参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便利其取得信贷，这样做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去行政化，也需要开放市场，同时其监管需要做到规则取向，将监管作为一种服务，聚焦于反欺诈，重视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的产权保护，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监管规则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杜绝股市监管上的行政裁量。

理性化社会舆论：由于体制问题和正统意识形态的影响，“舆论杀人”和话语权被剥夺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仇富现象和“剥削论”论调不时冒头。这需要开放言论空间和更多的多元化公民教育，磨练政府官员和民众自身的判断力，由此形成自己的判断。此外，其他抹黑民营企业家形象的说法也存在，比如一些人指责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伦理问题。但是，这样的伦理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员，甚至适用于政府官员。单说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伦理问题是一种不公。民营企业家以诚立本，做好生意，做大利润，这是其本分，也是其最大的社会责任，甚至被一些思想家认为是唯一的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家利润越大，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创造财富，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其实质是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要求更多民营企业家更为积极地参与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利用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传播市场理念，推进对政府从管治到治理的职能转型，积极推动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改善。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