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正位／文

孙中山曾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今中国更应该高度重视“世界大势”。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他多次在国内外重大场合指出：要“正确认识和积极顺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善于把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大势”、“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如果我们对世界发展大势认识不清，甚至茫然无知，就难以把握时代的脉搏，我们的事业就难以有新的开拓”。

究竟什么是世界大势？如何才能把握和顺应世界大势？亟须从各个层面破题。本文拟从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角度入手，提出一个分析的初步框架，以期抛砖引玉。

顺应世界大势

从经济层面看，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大势，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尊重现代制度文明、按照国际经济规则办事、实现国内体制与国际规则的合理衔接，应当是顺应世界大势的表现

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始于“二战”末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有关理念，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自由市场体制、社会市场体制和转轨市场体制汇流，共同推动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二是倡导经济自由化。GATT/WTO的多回合谈判，IMF、WBG的政策及“华盛顿共识”等，都体现了让贸易、投资、金融更加自由的主张。

三是总体上由发达国家主导，美国在金融等领域占据绝对话语权，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新兴大国的话语权也在增加。

四是保护产权和鼓励创新。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都很注重创新能力的培育，产权保护严格，并希望推向世界，成为国际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进带落后”的趋势。

五是维护自身优势和利益。各国都希望自身优势产业有更大的自由，劣势产业有更多的保护，由于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扩张优势产业、维护劣势产业的能力较强，自身利益更能得到保护。

六是通过协商妥协来争取共赢。WTO等各类组织总体上是开放的，允许大家谈判、争吵、让步、妥协，基本上是正和博弈而非你死我活，比如对发展中国家的倾斜政策不断增多，多哈回合被称为发展回合，发展中国家任国际组织的高管增加，话语权被迫从G8转到G20，都说明现行规则是可以不断修正完善的，而不必推翻、抛弃或从头再来。当然这些改进也不是坐等来的，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争取的结果，可谓来之不易。

国际经济规则并非各国好处均沾、自动“兼济天下”的机制，存在不少缺陷。比如其发展促进功能不足，世界南北差距还在拉大，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仍待努力。技术扩散不足，IPR的过度保护反映了缺乏“地球人”的宽广胸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劳动力流动不足，白领涌向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蓝领跨国流动很难，要素价格均等化只存在于理论上，劳动工资的国际差别惊人。金融和资本监管不足，过快的资本流动、金融衍生产品的膨胀、跨国公司难以监督、美国不承担国际储备货币的责任等，都显示出这一领域的规制过少过松，这也是此轮危机的直接原因。规则公平性不足，同样的国际竞争体现了程序公平，却忽略了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让发展中国家处于竞争弱势，就好比国际拳坛上，不分重量级、不分年龄段的选手在同一舞台比赛，这倒更像是中国的打擂台。国情差别考虑不足，比如金融自由化后世界金融危机加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此起彼伏，无不与IMF开错药方、药量过猛有关，自由过快难以消化，严重脱离发展中国家实情。这些方面常为人诟病，如何弥补和修正这些不足，建立更优的、更能广泛认同的规则，需要更高的、适应全球化需要的智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呼唤着新的国际经济治理，IMF、世行、WTO“三大支柱”纷纷改革，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陆续进行了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但至今没有实质性建树。多哈谈判进展缓慢，2013年底在巴厘岛取得了“早期收获”一揽子协议，能否重拾人们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人们仍在观望与期待。

G20、货币联盟、区域合作走上前台，填补“三大支柱”的集体缺位。宏观政策协调方面，G20地位在危机中迅速上升，但随着危机深化和宏观政策取向各异，成员间的合作减弱，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开始遭受质疑。虚拟经济治理方面，去年美欧等六大主要发达经济体达成一项长期性、无限额度的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形成了超级货币联盟。

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美国牵头的TPP和TTIP“两洋战略”更是成为新规则的试验田，很可能对未来国际规则起到“标杆”的作用。两洋战略实质是绕开多边谈判对手，集结部分贸易伙伴，先行达成一致，待规则成熟后再推向多边，形成倒逼机制。中国2002年开始对外商谈自贸协定，目前已签署并实施了12个，涉及20个经济体，中国还将按照“全面参与、重点突破”的原则，推进中韩、中澳、中日韩、中国-海合会、RCEP等自贸谈判。

早期的国际经贸规则大多关注货物贸易的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等议题。1986年乌拉圭回合启动后，金融、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越来越多议题被纳入谈判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规则重构步伐加快，这既包括旧有规则的改革与完善，也包括新规则的谈判与建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12个规则：第一类涉及国际经济的主要业务，包括国际贸易（货物与服务）、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的“大规则”；第二类是与贸易投资相关的规则，包括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全球价值链及贸易统计规则等；第三类指“21世纪新议题”，包括竞争中立与国企纪律、可持续发展、国际发展合作、劳工标准、电子商务等规则，这些“新议题”备受关注。现择要分述几类：

一是国际金融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诞生起，最核心体现了美元霸权、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基本过程。这种霸权也不一定是很坏的东西，而是相对不坏的霸权，毕竟为世界提供了一套规则，我国从中受益很大。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铸就了美元霸权，形成“美国发行货币，其他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格局。金融上的霸权和不平等，从一定角度来说是最不合理的，比商品贸易上的不平等意义更大。如基辛格所言，“你如果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你如果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人；你如果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这真实反映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当前，国际社会正在从国际货币体系、资本流动监管、汇率制度、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增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责任等方面，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二是服务贸易规则。2013年，美欧联合包括中国台澎金马、香港独立关税区在内的经济体组成“服贸挚友”，启动《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致力于制定混合式清单、技术中立、服务模式中立、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等新规则。未来，作为“旧规则”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作为“新规则”的TISA可能最终融合，形成服务贸易规则的新框架。2013年9月，中国宣布参加TISA谈判。

三是国际投资规则。危机后，主要经济体积极展开投资规则谈判，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投资者可直接对东道国提起争端仲裁、资金自由汇兑等新规则被广泛接受，投资自由化倾向十分明显。中国政府在2013年7月正式提出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与美国商谈双边投资协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结束全球投资规则碎片化的一个契机。

四是知识产权规则。WTO框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是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基石，但美欧日认为TRIPS范围窄、标准低，于是另起炉灶，联合近40个国家达成诸边《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其目的是扩大保护范围，提升执法标准。尽管ACTA由于标准过高，难以被各国批准，美在TPP相关内容中仍沿用ACTA的一些表述。新的更高的保护知识产权规则对于中国实施国家创新战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提升全球竞争力有着借鉴意义。

五是政府采购规则。《政府采购协定》（GPA）几经修改，形成了2012版本。GPA强调非歧视性和公开性原则，促进政府采购市场开放。2012版目标更多，首次纳入反腐败目标；范围更广，新增了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内的政府采购实体近500个。2007年底，中国申请加入GPA，但终因与各成员方要价相距甚远而至今仍在门外。

六是竞争中立与国有企业纪律。危机后，“竞争中立”成为国际经贸谈判无法回避的议题。这一概念并不判断国家所有制的优劣，也不要求国企私有化，而是要确保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对于国有企业享受政府财政性补贴有明确的规范和透明度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也为主动参与竞争中立等相关规则的制定创造了条件。

为让国际经济规则更加完善、皆大欢喜，今后国际经济规则应更加注重“包容、公正、均衡、普惠、中道”五个原则，致力于提高规则中的“发展成分”与“中国元素”，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体制。

“包容”就是让规则更能容忍不同文化背景、制度环境、发展阶段的差异，充分反映各方的利益诉求，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共享型发展。“公正”就是让规则更加注重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扩大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规则修订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更多体现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增强补偿功能与救助机制。“均衡”就是让规则更能促进货物贸易内部的均衡、各种要素流动的均衡、货物与服务的均衡、双向投资的均衡、权利和义务的均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均衡等。“普惠”就是要让规则增强发展促进功能，更能推动世界缩小发展差距，扩大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均衡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中道”就是让规则更能体现合适的“度”，拿捏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实现目标、方法、路径的统一，既要有反映世界大势的方向和目标，也要选择适合国情、发展阶段的方法与路径，特别是在操作中要适合各国具体国情，更有弹性、灵活性、建设性。

要把中国理念逐步融入到国际经济规则之中，还有一个过程，需要我们不断提高规则参与和制定能力，提高参与国际经济治理能力，做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者。

探寻文化交流的最大公约数

从文化层面看，文明交流互鉴是世界大势，中华文明可与现代西方文明及人类一切优秀文明交融互补，探寻其最大公约数与黄金结合点，借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涵

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中，不少人想的都是我们强大了、很牛了，想重构规则、主导规则。其实，真正重构规则的主体是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自贸区许多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他们希望通过区域再推到全球。我们对自己的地位要保持头脑清醒，经济第二不等于国际地位第二。我们认为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不好，但也要看到另一面：国际经济规则认同贸易投资自由化，认同市场经济，认同经济全球化，核心的东西是没变的，只是在修正新自由主义中的过分之处，不考虑发展中国家国情的那一面不好，但也不宜把婴儿和脏水一起倒掉。还应看到，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尽管是西方主导，但由于我们主动参与、兴利除弊，积极学习、运用和参与制定规则，仍被视为最大受益者。对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关键是要主动加入，做好修补与完善工作。

这些国际经济规则当中，有一部分是中国价值，主要部分是西方价值，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东西，对我们国家下一步发展仍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中的公正、平等、人道、自由人联合体等内容，既融入了现代西方社会价值，也将融入中华文明现在及未来的价值体系之中。西方社会中有些好的概念，如法制、自由、人权、民主等，我们国家的宪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都有阐述。任何一个概念和口号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实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反对有的概念显得吃力不讨好的话，可以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表达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先把概念搞清楚，避免牛对马讲，这需要加强对话沟通。尤其应避免站在道德制高点轻率地予以否认，最后暴露出逻辑的欠缺。

我们需要宣扬中国的什么东西呢？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党的十八大有一个阐述，包括三个倡导、十二个词、二十四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其仔细分类辨别，正好是中西合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好多优秀的东西还值得挖掘。我个人体会最重要的就是三位一体的“道”——“天道、王道、中道”（是否还包括大道、正道等，也可商榷，但概念有所交叉），其中包含“和”、“仁”、“民本”等理念。中华优秀文化非常重要，值得宣扬，这也是一种世界价值，有极高的普世意义。今后，我们在国际场合包括国际经贸谈判中，也应积极推广这些理念，主动宣扬中华文化价值，宣传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价值。

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二者的关系，是有很多交集的；中、西文明的价值再加上印度、伊朗、阿拉伯、犹太、美洲等其他文明不同的价值观，则交集又会有变化。但是，“仁善、友爱、自由、和平”应当是“最大公约数”中的内容，也可姑且叫世界价值、全球价值或共同价值，但一定不只是中国价值或只是西方价值。中华文明希望复兴，不少其他文明也盼望复兴，心情和我们一样迫切。我们学文科的人逻辑相对差一点，中国文化也有点缺乏逻辑，需要虚心补一点课。搞清楚这三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一些耳熟能详的话按照逻辑推理是很滑稽的，像韩愈所说的“不破不立”，有时候不破也能立、破了也不一定能立。分清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与充要条件，厘清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才有立论或批判的基础，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中国特色”肯定是重要的、关键的。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在儒家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佛教进入中国，几百年后融入中国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很伟大，能把外边的文化纳入进来。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对中华文明极有信心，他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即使在“文革”时也认为中国人可能把中西文化融于一炉，“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他预言中华文明可能重回世界之巅。当然，重回之时必然吸纳了更多的现代文明与其他优秀文明，应当是“中国特色”与“世界大势”两者之间的黄金结合点。到底这个结合点是中国占61.8％、世界占38.2％？还是一半对一半呢？特别是在当前西方文化强势、更多与现代文明胶着在一起的时候，目前难以确定二者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必将有机结合，而不是单纯排斥哪一方面。

当前可能危害中国的极端思潮，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有这种单纯排斥的倾向，丢掉了中华文明核心之一的中道思想。凡事成功，因素很多，大概需要目标正确、路径正确与操作正确三者的有机统一。但后两者更易为知识者所忽视，至今仍搞不清康梁“百日变法”失败之由：即使理想很好，但不懂实际、不懂操作，单凭热血、单凭激情，必然“一则败于顽固、一则败于操切”，“轻举妄动、虑事不周”，“其进弥骤、其途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上负其君、下累其友”，维新仅存“百日”实有合天理之处。康梁那一套脱离实际的做法，进一步加剧、演化成百年来的激进主义、极端思想，背离常识，“目的热、方法盲”，甚至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害国害民不浅，“文革”达其极致，遗毒未消，今后还定会兴风作浪。其是否成势，就看国人智慧的增长了。

严复曾言“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还说到“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我认为当前面对世界大势，也是“非外无以为进，非中无以为守”。“中国特色”是起点、是基础、是定力，“世界大势”是镜鉴、是方向、是动力。无论是上述的经济规则还是文化价值，顺应世界大势都离不了开放包容。可见，坚持开放国策，立足中国特色，顺应世界大势，参照西方先进经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是我们“以开放促改革”的要务，也是民族复兴的要务，实现中国梦的要务！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发展战略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