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芳/文

随着官方层面以文件形式推动智库建设，近年智库建设成为热潮，在社会上及有关部门内成为一大热点话题。中国公共智库体系庞大，包括社科院系统、隶属于党政军机关的研究机构及高校直属研究机构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交往的发展，中国智库在全球开始获得一定影响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七家智库进入了“全球智库150强榜单”。然而相比自身庞大的智库数目，中国智库发展还是相对滞后，在全球事务上的影响力仍远远没有达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水平。

全球一流智库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高度的声誉来自于其独立研究的社会影响和政策影响力。由于不少全球知名智库的高度独立性，它们被称之为政府和媒体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我国体制不同，国内绝大多数智库往往隶属于党政军系统，或者行政管理下的科教文卫系统。体制上的非独立性是否会影响中国智库发展成为全球一流智库？体制内和体制外智库从西方一流的独立智库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笔者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15年度的“尤利西斯学者”（Julius Fellow）。该所在全球智库排名中一直位于非美智库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二的领先位置。在访英期间，我与该所所长Robin Niblett博士就智库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获得不少启发，希望这些对外交流中形成的认识能对国内新型智库的建设提供参考。

独立性的三个层面

我所访问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英文中更常用的名字是Chatham House，即它所在楼宇的名称。这栋物业曾是英国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William Pitt等三任首相的官邸，于成立初期赠予该所），其成立缘起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开会期间，一些英美学者及外交官达成一致意见，为了防止未来战争，应共同建立一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之后英美在1920年和1921年各自成立了大英国际事务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这两家姊妹机构。后来，前者在1926年获得皇家宪章，更名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为促进观点交流而在全球被广泛使用的查塔姆宫守则（Chatham House Rule，即与会者可以自由使用在会议中获得的信息，但不得透露发言者及与之相关机构的身份,也不得透露任何其他与会者及其相关组织的身份）正是诞生于此。

虽然致力于研究国际事务这一具有高度政策性的领域，该所并非政府下属或者负有任何固定的义务，而是一家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该智库在各种内部章程、研究守则及对外宣传中都非常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在该所所长Niblett博士看来，这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该智库认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在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中公众对于独立信息观点需求也快速增长。二是该智库在治理架构等制度层面相比许多其他智库也是非常独立的，因此有信心做这样的宣言和要求。

他们所理解的独立性有多个方面的含义，而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首先，智库独立性在最基本的层面意味着其专家能够真正感到可以自由发表观点，因此受众能尽可能接近其最本原的想法。这也意味着，其所说乃是所信的。其次，独立也是一种角色定位。它需要独立于政府之外，才能充分拥有提出政府或有关决策者在国际事务方面哪些当做或哪些不当做的自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之所以在1926年更名为“皇家”，而非沿用之前的“大英”（British），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定位的自觉意识。

据说，这样一家以国际事务为研究领域的机构成立时，当时的英国外交部并不赞同。外交部担心，一旦该所成为政府之外在大英外交事务上的另一种声音，将对政府讯息产生干扰。早期的机构创始人很智慧地处理了这一问题，解决方法是向王室寻求庇护。英国王室没有政治性，在英国政治中是中立的，因此由国王或女王作为该机构的庇护人，该机构在早期发展中能更为理直气壮地免于英国政治的压力。

第三，运作上的独立性以财务独立性为基本保障。目前全球排名前几位的英美智库几乎都诞生于“一战”前后。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是，由一些非常富有的个体而非政府设立，如安德鲁·卡内基、罗伯特·布鲁金斯等人。当时以这些人为代表的一个社会群体强烈认为，如果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政府就应当更多聆听专家的智慧。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智库的筹资模式越来越多样化，但财务和运营上的独立性一直延续下来。

广泛会员制基础上的治理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治理结构是以会员制为基础，其最高决策部门是理事会（Council of trustees），职责包括年度战略规划、财务预算、绩效评估等重大事项的决定。15名到25名成员的理事会从3000多会员中产生，并由会员选举决定。与其他西方智库相比，该所会员制在运作上还有三大特点，这些特点对于维护机构的独立性、透明度以及与公共利益的关联都有重要含义。

首先，大捐款人并不自然成为理事会成员，甚至并不会自然成为会员。在该所成立初期，理事会成员很多就是捐款的个人，随着该所财务结构更为多元化，理事会成员的来源转变为会员。这一点与不少美国智库有着鲜明区别。美国不少智库虽然独立于政府，但其理事会中不少成员其实是主要的捐款人。虽然正常情况下，列席董事会的捐款人并不会干预智库运作，但这到底会给外部留下研究可能受资金影响的印象。一些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等都曾对此提出质疑。

其次，会员来源广泛，对会员资格并不设定严格要求。根据该所条例，不论国籍职业种族信仰，只要能证明对国际事务有兴趣或者在这一领域具备一定的经验或知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会员。会员资格的审核由所长和理事会全权负责。同时，会员申请也包括了公示程序，现有会员及该所职员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会员身份才最终成立。

会员有两种：一种是个人会员，另一种是机构会员。个人会员的标准费用一年不到300英镑，相对当地收入而言并不是很昂贵的费用，可拥有参与活动、使用图书馆、查阅电子资料、获得最新研究咨询、提名和选举理事等多种权利。机构会员费用根据权限类型则从3000多英镑到1.3万多英磅不等。该智库全球个人会员数目超过3000人，另有包括公司、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及使馆在内的300多个机构会员。会员制是该所与国际社会建立广泛联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会员费为智库的运作也提供了用途灵活且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

第三，理事会成员背景更为广泛，且多为中层人士。由于理事会成员由会员选举并在会员中产生，理事会成员绝大多数并非捐助者，而是来自各个社会阶层。这一点和其他一流智库很不一样。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会中往往有前国务卿这样的前政府高官、商界大佬等社会名流。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理事会中也有一些前外交官，但人员构成更为多元，而且以中层人士居多。这些人往往是自己选择加入理事会，经过选举程序后上任，因此对于理事会工作能够并且愿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更多。事实上，理事会的一项核心工作就是维护该智库的独立性，确保智库的筹资、研究、公开活动、出版等各个领域都不受特殊利益影响。大捐助者可能会列席在顾问委员会中，但并不是治理结构的成员。

筹资与研究独立性的平衡

通常看来，如果需要从外部获得研究资金，一所智库就很难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对智库而言，长期运作中融资模式、内部治理及研究成果一定会存在相互影响及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因此，自有来源的资金对于一家智库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智库快速进入某些重要议题开展研究工作，往往需要投入自有资金作为项目的先期资金。如果临时为公共议程上的重要议题进行外部筹资，筹资节奏很可能会远远落后于议题的演变节奏，导致失去在重要议题上深入建言的机会。

另外，对外筹资易受宏观经济环境等众多因素影响，自有资金也可发挥重要的资金缓冲功能。但是，自有资金也并非比例越高越好。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Niblett博士认为，筹资活动提供了让智库积极参与社会的动力。筹资过程中，智库人士需要与各部门人士交流，理解不同部门的视角和关切，而不是关起门来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目前多数一流的全球性智库，每年收入中有大概百分之十几到三十几来自基金的投资收益，其他则需要从经营及筹资活动取得。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而言，它的收入来源非常广泛，包括会员费、捐款、出版、会议收入，及来自于各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私人基金会、企业的研究资金。资金分布比较均衡，并没有主导性的外部资金渠道。分散化和多元化的资金结构不仅降低了它的运营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资金对于机构研究的非中性影响。

不过，大部分的研究资金到底还是来自于代表着不同利益关切的部门，即便有了好的治理结构，也需要有另外一套机制去隔离资金对于研究的影响。就国际问题而言，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中东局势走向，愿意资助这些议题研究的机构或个人对这些议题显然是出于理念、商业或政治利益而怀有特殊兴趣，譬如对气候变化感兴趣的基金会，或者是在相关领域投资的企业，或者是相关地区的政府部门等。

为防止机构从下至上地受到外部利益影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设立了更为复杂的保护机制。首先是在资金的用途上进行引导。该所从许多企业所获得的研究资助并不指定给某一研究项目，而是作为一个或者若干个研究部门的种子基金。而一个研究部门的种子基金来自多个渠道。其次对于研究项目，Niblett博士在任所长期间对研究项目也引入了顾问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的架构。顾问委员会中包括各种对政策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资助者在多个声音中只是非常少数，并不能主导研究项目的最终产出。而指导委员会中往往会均匀来自于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前任非政党性质的政府官员、学者等。他们对研究项目的结果进行审查，并对审查结果进行最后签名，或者表示都同意，或者表示几人同意几人不同意。

这一架构在Niblett博士多年前担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时也进行了引入。不过，在美国智库的指导委员会设计与在英国很不同。美国智库工作与美国政治过程联系非常紧密，许多美国智库创立的目的就是为美国的政治过程提供知识，所以美国智库或者要证明自己并非左翼或者右翼，或者需要证明自己就是左翼或者右翼。在美国社会声明独立性，需要证明自身是无党派的。因此，美国的指导委员会往往会同时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议员，前任共和党政府及前任民主党政府的官员。

除以上两点之外，该所对内容发布、人员招聘也有一系列的规则来保护其独立观点的核心价值。譬如，对外发布的内容有严格的检查程序，确保外部同行评议不是由研究者的朋友所作，对专家招聘，也会非常注意确保专家不会带有已经设定的意识形态观点，而是愿意开放面对各种证据并且有兴趣提出建设性意见。这意味着，专家一方面对于政府、政策甚至任何人都要有批评意识，但另一方面还要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努力使得事情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简单地说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

独立性的特殊因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之所以能够从其独立性的实践中获得巨大价值，也是有其特殊机缘的。该所位于伦敦这样的国际化水平极高的城市，所做的又是国际事务上的研究，由此得到了一种独特的地位。在它所研究的诸多国际问题上，英国政府已非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不再是主导性的参与者，因此现在英国政府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去干预该所的研究。

虽然英国外交部门对于该所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往往不是说英国政策应该怎样，而是从全球角度来提出政策主张，譬如西方国家政府可以做什么、欧洲可以做什么、跨大西洋关系上可以做什么、中国应该做什么、中东乃至非洲政府应该做什么。因此，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是将伦敦作为其根据地，讨论的却是如何在国际上改善公共政策及国际事务。

该所也并非一直如此。在“二战”之前及之后一段时间，该所做了非常多的英国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在冷战时期，该所属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主要研究英国、跨大西洋、NATO等相关议题。随着英国失去了往昔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在更多方面成为了中介的角色，以及整个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后的变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经历了巨大的适应和转变，它所关注的听众逐渐超越了英国政府，这一点与其他国际一流智库都不同。美国智库的主要角色仍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只是有些用独立的方式，有些用党派性的方式去做。美国智库获得资金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获得资金的原因不是为了影响英国政策，这也使得后者有更大的条件实现独立性。事实上对于伦敦拥有一家有国际声誉的领先智库，英国政府非常欢迎，这也正是当前英国在国际舞台上软实力的体现。

该所的独立性实践能够深入建立起来，与英国社会的政治架构也不无关系。该所对于英国政府的公共政策仍常常提出批评意见，譬如近年对于保守党政府在欧洲政策上的批评。然而英国政治并非是集中式的，政府中也存在竞争，行政官员与政客的意见可能相左，政客之间意见也可能相互冲突，所以即便是批评政府的意见，也总会在政府中有赞同这一批评意见的人士。

另外，智库独立性声誉会对筹资结构产生正向影响，反过来强化自身的独立性。Niblett博士指出，一旦一家智库有了独立性的声誉，它所吸引的捐款对象往往也是出于对该机构独立性的重视来提供捐助。这些捐款对象知道，该机构一旦丧失独立性，那么该机构也就丧失了其主要价值。因此他们不会因为资助本身而希望改变机构的独立性。于是该所对于自身独立性的重视，转化为对希望获得独立观点的捐款人的吸引。事实上，对这些捐款人而言，得到一个独立观点，比得到他们自己所喜欢的观点更有价值。这样的群体并不是极少数。因为无论在政府还是在企业中，当争论双方过于极端时，与其用一端来压制另一端，不如去寻找超越其上的另一种独立分析和观点。这种独立分析应当能中立地指出什么是证据所支持的，什么样的举措是建设性的。这一需求恰恰为独立智库提供了生存空间。

特殊案例的一般启示

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发展来看，其独立性定位以及实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中包含了与其所处的当地文化、政治现实、本地需求及国际环境的复杂互动。其生存模式正产生于此，其成功也在于能够敏感地把握各种变化并找寻到自身价值观得以实现的现实路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际一流智库的生存发展经验并非可以简单移植。一所智库存在的形态方式必须深深镶嵌于社会文化及政治经济过程中。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该所对于在全球各地设立分支机构非常谨慎，他们认为一家智库在不同国家保持同样的文化以及使命会相当复杂。

对在中国的智库而言，其发展也必定要根植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由于文化传统、政治架构、社会发展、开放程度等多方面的差异，中国智库的发展很难照搬西方一流智库的独立运营模式，但中国智库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努力而发展出更高的国际影响力。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中国智库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析，自然会获得更大的关注。这可以说是来自于中国发展的红利。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智库可以靠自身努力建设的是可信度，这是比独立性而言更基础的价值。独立性也可以看做一种可以达到可信度的生存方式及

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发展来看，其独立性定位以及实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中包含了与其所处的当地文化、政治现实、本地需求及国际环境的复杂互动

英国智库独立性实践

□李远芳/文

随着官方层面以文件形式推动智库建设，近年智库建设成为热潮，在社会上及有关部门内成为一大热点话题。中国公共智库体系庞大，包括社科院系统、隶属于党政军机关的研究机构及高校直属研究机构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交往的发展，中国智库在全球开始获得一定影响力。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七家智库进入了“全球智库150强榜单”。然而相比自身庞大的智库数目，中国智库发展还是相对滞后，在全球事务上的影响力仍远远没有达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水平。

全球一流智库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高度的声誉来自于其独立研究的社会影响和政策影响力。由于不少全球知名智库的高度独立性，它们被称之为政府和媒体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我国体制不同，国内绝大多数智库往往隶属于党政军系统，或者行政管理下的科教文卫系统。体制上的非独立性是否会影响中国智库发展成为全球一流智库？体制内和体制外智库从西方一流的独立智库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笔者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同时也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15年度的“尤利西斯学者”（Julius Fellow）。该所在全球智库排名中一直位于非美智库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二的领先位置。在访英期间，我与该所所长Robin Niblett博士就智库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获得不少启发，希望这些对外交流中形成的认识能对国内新型智库的建设提供参考。

独立性的三个层面

我所访问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英文中更常用的名字是Chatham House，即它所在楼宇的名称。这栋物业曾是英国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William Pitt等三任首相的官邸，于成立初期赠予该所），其成立缘起于1919年的巴黎和会。开会期间，一些英美学者及外交官达成一致意见，为了防止未来战争，应共同建立一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之后英美在1920年和1921年各自成立了大英国际事务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这两家姊妹机构。后来，前者在1926年获得皇家宪章，更名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为促进观点交流而在全球被广泛使用的查塔姆宫守则（Chatham House Rule，即与会者可以自由使用在会议中获得的信息，但不得透露发言者及与之相关机构的身份,也不得透露任何其他与会者及其相关组织的身份）正是诞生于此。

虽然致力于研究国际事务这一具有高度政策性的领域，该所并非政府下属或者负有任何固定的义务，而是一家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该智库在各种内部章程、研究守则及对外宣传中都非常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在该所所长Niblett博士看来，这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该智库认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在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中公众对于独立信息观点需求也快速增长。二是该智库在治理架构等制度层面相比许多其他智库也是非常独立的，因此有信心做这样的宣言和要求。

他们所理解的独立性有多个方面的含义，而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首先，智库独立性在最基本的层面意味着其专家能够真正感到可以自由发表观点，因此受众能尽可能接近其最本原的想法。这也意味着，其所说乃是所信的。其次，独立也是一种角色定位。它需要独立于政府之外，才能充分拥有提出政府或有关决策者在国际事务方面哪些当做或哪些不当做的自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之所以在1926年更名为“皇家”，而非沿用之前的“大英”（British），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定位的自觉意识。

据说，这样一家以国际事务为研究领域的机构成立时，当时的英国外交部并不赞同。外交部担心，一旦该所成为政府之外在大英外交事务上的另一种声音，将对政府讯息产生干扰。早期的机构创始人很智慧地处理了这一问题，解决方法是向王室寻求庇护。英国王室没有政治性，在英国政治中是中立的，因此由国王或女王作为该机构的庇护人，该机构在早期发展中能更为理直气壮地免于英国政治的压力。

第三，运作上的独立性以财务独立性为基本保障。目前全球排名前几位的英美智库几乎都诞生于“一战”前后。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是，由一些非常富有的个体而非政府设立，如安德鲁·卡内基、罗伯特·布鲁金斯等人。当时以这些人为代表的一个社会群体强烈认为，如果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政府就应当更多聆听专家的智慧。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智库的筹资模式越来越多样化，但财务和运营上的独立性一直延续下来。

广泛会员制基础上的治理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治理结构是以会员制为基础，其最高决策部门是理事会（Council of trustees），职责包括年度战略规划、财务预算、绩效评估等重大事项的决定。15名到25名成员的理事会从3000多会员中产生，并由会员选举决定。与其他西方智库相比，该所会员制在运作上还有三大特点，这些特点对于维护机构的独立性、透明度以及与公共利益的关联都有重要含义。

首先，大捐款人并不自然成为理事会成员，甚至并不会自然成为会员。在该所成立初期，理事会成员很多就是捐款的个人，随着该所财务结构更为多元化，理事会成员的来源转变为会员。这一点与不少美国智库有着鲜明区别。美国不少智库虽然独立于政府，但其理事会中不少成员其实是主要的捐款人。虽然正常情况下，列席董事会的捐款人并不会干预智库运作，但这到底会给外部留下研究可能受资金影响的印象。一些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等都曾对此提出质疑。

其次，会员来源广泛，对会员资格并不设定严格要求。根据该所条例，不论国籍职业种族信仰，只要能证明对国际事务有兴趣或者在这一领域具备一定的经验或知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会员。会员资格的审核由所长和理事会全权负责。同时，会员申请也包括了公示程序，现有会员及该所职员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会员身份才最终成立。

会员有两种：一种是个人会员，另一种是机构会员。个人会员的标准费用一年不到300英镑，相对当地收入而言并不是很昂贵的费用，可拥有参与活动、使用图书馆、查阅电子资料、获得最新研究咨询、提名和选举理事等多种权利。机构会员费用根据权限类型则从3000多英镑到1.3万多英磅不等。该智库全球个人会员数目超过3000人，另有包括公司、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及使馆在内的300多个机构会员。会员制是该所与国际社会建立广泛联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会员费为智库的运作也提供了用途灵活且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

第三，理事会成员背景更为广泛，且多为中层人士。由于理事会成员由会员选举并在会员中产生，理事会成员绝大多数并非捐助者，而是来自各个社会阶层。这一点和其他一流智库很不一样。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会中往往有前国务卿这样的前政府高官、商界大佬等社会名流。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理事会中也有一些前外交官，但人员构成更为多元，而且以中层人士居多。这些人往往是自己选择加入理事会，经过选举程序后上任，因此对于理事会工作能够并且愿意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更多。事实上，理事会的一项核心工作就是维护该智库的独立性，确保智库的筹资、研究、公开活动、出版等各个领域都不受特殊利益影响。大捐助者可能会列席在顾问委员会中，但并不是治理结构的成员。

筹资与研究独立性的平衡

通常看来，如果需要从外部获得研究资金，一所智库就很难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对智库而言，长期运作中融资模式、内部治理及研究成果一定会存在相互影响及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因此，自有来源的资金对于一家智库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智库快速进入某些重要议题开展研究工作，往往需要投入自有资金作为项目的先期资金。如果临时为公共议程上的重要议题进行外部筹资，筹资节奏很可能会远远落后于议题的演变节奏，导致失去在重要议题上深入建言的机会。

另外，对外筹资易受宏观经济环境等众多因素影响，自有资金也可发挥重要的资金缓冲功能。但是，自有资金也并非比例越高越好。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Niblett博士认为，筹资活动提供了让智库积极参与社会的动力。筹资过程中，智库人士需要与各部门人士交流，理解不同部门的视角和关切，而不是关起门来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目前多数一流的全球性智库，每年收入中有大概百分之十几到三十几来自基金的投资收益，其他则需要从经营及筹资活动取得。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而言，它的收入来源非常广泛，包括会员费、捐款、出版、会议收入，及来自于各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私人基金会、企业的研究资金。资金分布比较均衡，并没有主导性的外部资金渠道。分散化和多元化的资金结构不仅降低了它的运营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资金对于机构研究的非中性影响。

不过，大部分的研究资金到底还是来自于代表着不同利益关切的部门，即便有了好的治理结构，也需要有另外一套机制去隔离资金对于研究的影响。就国际问题而言，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中东局势走向，愿意资助这些议题研究的机构或个人对这些议题显然是出于理念、商业或政治利益而怀有特殊兴趣，譬如对气候变化感兴趣的基金会，或者是在相关领域投资的企业，或者是相关地区的政府部门等。

为防止机构从下至上地受到外部利益影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设立了更为复杂的保护机制。首先是在资金的用途上进行引导。该所从许多企业所获得的研究资助并不指定给某一研究项目，而是作为一个或者若干个研究部门的种子基金。而一个研究部门的种子基金来自多个渠道。其次对于研究项目，Niblett博士在任所长期间对研究项目也引入了顾问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的架构。顾问委员会中包括各种对政策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资助者在多个声音中只是非常少数，并不能主导研究项目的最终产出。而指导委员会中往往会均匀来自于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前任非政党性质的政府官员、学者等。他们对研究项目的结果进行审查，并对审查结果进行最后签名，或者表示都同意，或者表示几人同意几人不同意。

这一架构在Niblett博士多年前担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时也进行了引入。不过，在美国智库的指导委员会设计与在英国很不同。美国智库工作与美国政治过程联系非常紧密，许多美国智库创立的目的就是为美国的政治过程提供知识，所以美国智库或者要证明自己并非左翼或者右翼，或者需要证明自己就是左翼或者右翼。在美国社会声明独立性，需要证明自身是无党派的。因此，美国的指导委员会往往会同时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议员，前任共和党政府及前任民主党政府的官员。

除以上两点之外，该所对内容发布、人员招聘也有一系列的规则来保护其独立观点的核心价值。譬如，对外发布的内容有严格的检查程序，确保外部同行评议不是由研究者的朋友所作，对专家招聘，也会非常注意确保专家不会带有已经设定的意识形态观点，而是愿意开放面对各种证据并且有兴趣提出建设性意见。这意味着，专家一方面对于政府、政策甚至任何人都要有批评意识，但另一方面还要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努力使得事情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简单地说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

独立性的特殊因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之所以能够从其独立性的实践中获得巨大价值，也是有其特殊机缘的。该所位于伦敦这样的国际化水平极高的城市，所做的又是国际事务上的研究，由此得到了一种独特的地位。在它所研究的诸多国际问题上，英国政府已非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不再是主导性的参与者，因此现在英国政府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去干预该所的研究。

虽然英国外交部门对于该所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往往不是说英国政策应该怎样，而是从全球角度来提出政策主张，譬如西方国家政府可以做什么、欧洲可以做什么、跨大西洋关系上可以做什么、中国应该做什么、中东乃至非洲政府应该做什么。因此，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是将伦敦作为其根据地，讨论的却是如何在国际上改善公共政策及国际事务。

该所也并非一直如此。在“二战”之前及之后一段时间，该所做了非常多的英国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在冷战时期，该所属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主要研究英国、跨大西洋、NATO等相关议题。随着英国失去了往昔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在更多方面成为了中介的角色，以及整个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后的变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经历了巨大的适应和转变，它所关注的听众逐渐超越了英国政府，这一点与其他国际一流智库都不同。美国智库的主要角色仍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只是有些用独立的方式，有些用党派性的方式去做。美国智库获得资金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获得资金的原因不是为了影响英国政策，这也使得后者有更大的条件实现独立性。事实上对于伦敦拥有一家有国际声誉的领先智库，英国政府非常欢迎，这也正是当前英国在国际舞台上软实力的体现。

该所的独立性实践能够深入建立起来，与英国社会的政治架构也不无关系。该所对于英国政府的公共政策仍常常提出批评意见，譬如近年对于保守党政府在欧洲政策上的批评。然而英国政治并非是集中式的，政府中也存在竞争，行政官员与政客的意见可能相左，政客之间意见也可能相互冲突，所以即便是批评政府的意见，也总会在政府中有赞同这一批评意见的人士。

另外，智库独立性声誉会对筹资结构产生正向影响，反过来强化自身的独立性。Niblett博士指出，一旦一家智库有了独立性的声誉，它所吸引的捐款对象往往也是出于对该机构独立性的重视来提供捐助。这些捐款对象知道，该机构一旦丧失独立性，那么该机构也就丧失了其主要价值。因此他们不会因为资助本身而希望改变机构的独立性。于是该所对于自身独立性的重视，转化为对希望获得独立观点的捐款人的吸引。事实上，对这些捐款人而言，得到一个独立观点，比得到他们自己所喜欢的观点更有价值。这样的群体并不是极少数。因为无论在政府还是在企业中，当争论双方过于极端时，与其用一端来压制另一端，不如去寻找超越其上的另一种独立分析和观点。这种独立分析应当能中立地指出什么是证据所支持的，什么样的举措是建设性的。这一需求恰恰为独立智库提供了生存空间。

特殊案例的一般启示

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发展来看，其独立性定位以及实践，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中包含了与其所处的当地文化、政治现实、本地需求及国际环境的复杂互动。其生存模式正产生于此，其成功也在于能够敏感地把握各种变化并找寻到自身价值观得以实现的现实路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际一流智库的生存发展经验并非可以简单移植。一所智库存在的形态方式必须深深镶嵌于社会文化及政治经济过程中。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该所对于在全球各地设立分支机构非常谨慎，他们认为一家智库在不同国家保持同样的文化以及使命会相当复杂。

对在中国的智库而言，其发展也必定要根植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由于文化传统、政治架构、社会发展、开放程度等多方面的差异，中国智库的发展很难照搬西方一流智库的独立运营模式，但中国智库可以通过其他方面的努力而发展出更高的国际影响力。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中国智库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析，自然会获得更大的关注。这可以说是来自于中国发展的红利。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智库可以靠自身努力建设的是可信度，这是比独立性而言更基础的价值。独立性也可以看做一种可以达到可信度的生存方式及治理实践，但这并不必然是唯一的路径。

从国际层面看，由于中国政府非常重要，所以中国智库与政府关系密切能获得很强的优势，这对于外界能够释放出政策影响力的信号。但同样从国际层面看，智库如何运用好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同时还能发出可信的声音，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提升智库的可信度，制度上的保证一定是必要的。对此，无论是体制内的智库还是体制外的智库都应当研究能否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建立起一个相对自治的治理架构。相对更为自治的治理架构能够更好地提供让专家发表独立观点的条件，并更加灵活地激励专家。

另一方面则是增加管理、筹资、研究上的透明度。英美一流智库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其年度财务报表及年度审议的工作报告均在官网上对外公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甚至在通常情况下不接受匿名捐赠，即便在特殊情况下接受了，其总额也不能超过年度收入的3%。这些看似自我约束之举，却是保护这些智库在关键时候免于各种嫌疑的重要举措。中国体制内智库由于制度安排上的特点可能难以从这方面入手，但对于新型民间智库，在治理规范性以及透明度上实实在在地努力，将会为机构的长久发展打下基础。说到底，对于智库可信度最明显的损害，莫过于事实上不独立的情况下，宣称自己是独立的。

作者为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15年度尤利西斯学者。本文特别感谢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Robin Niblett博士

治理实践，但这并不必然是唯一的路径。

从国际层面看，由于中国政府非常重要，所以中国智库与政府关系密切能获得很强的优势，这对于外界能够释放出政策影响力的信号。但同样从国际层面看，智库如何运用好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同时还能发出可信的声音，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提升智库的可信度，制度上的保证一定是必要的。对此，无论是体制内的智库还是体制外的智库都应当研究能否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建立起一个相对自治的治理架构。相对更为自治的治理架构能够更好地提供让专家发表独立观点的条件，并更加灵活地激励专家。

另一方面则是增加管理、筹资、研究上的透明度。英美一流智库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其年度财务报表及年度审议的工作报告均在官网上对外公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甚至在通常情况下不接受匿名捐赠，即便在特殊情况下接受了，其总额也不能超过年度收入的3%。这些看似自我约束之举，却是保护这些智库在关键时候免于各种嫌疑的重要举措。中国体制内智库由于制度安排上的特点可能难以从这方面入手，但对于新型民间智库，在治理规范性以及透明度上实实在在地努力，将会为机构的长久发展打下基础。说到底，对于智库可信度最明显的损害，莫过于事实上不独立的情况下，宣称自己是独立的。

作者为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2015年度尤利西斯学者。本文特别感谢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Robin Niblett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