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里埃尔·鲁比尼/文

最近，保守派的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PiS）在波兰选举中取得胜利，这确认了欧洲的一个最新趋势——反自由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民粹主义右翼集权派的领导下崛起。在俄罗斯，这是“普京经济学”，匈牙利是“欧尔班经济学”，土耳其是“厄尔多安经济学”，还有迄今还没让意大利恢复过来的为期十年的“贝卢斯科尼经济学”。毫无疑问，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将看到波兰的“卡钦斯基经济学”。

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个不变主题的变体——在经济不振演变为慢性的长期停滞之际，一位民族主义领导人上台掌权。接着，当选的极权派开始通过铁腕控制媒体特别是电视来抑制政治自由。接着，他（到目前为止，这些人都是男性，尽管法国的马琳·勒庞如果能够掌权的话也符合这一模式）开始推行反对欧盟（如果他的国家是欧盟成员的话）或其他超国家治理机构的日程。

他还会反对自由贸易、全球化、移民和外国直接投资，同时偏袒国内工人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以及与掌权派关系密切的私营企业和金融集团。在一些例子中，彻底的先天论种族主义政党支持这样的政府或表现出更强的极权主义和反民主倾向。

诚然，这些力量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尚未上台。但它们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日益受到选民支持：勒庞的法国国民阵线、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的意大利北方联盟、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英国独立党都将俄罗斯的反自由国家资本主义视为模板并将其总统普京视为值得敬仰和模仿的领袖。在德国、荷兰、芬兰、丹麦、奥地利，民粹主义、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也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在社会政策上，这些政党大部分都倾向于保守。但它们的经济政策——反市场、担心自由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会破坏国家身份和主权——与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有诸多共同之处，如希腊左翼联盟党（在其向债权人屈服之前）、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以及意大利五星运动党。事实上，正如20世纪30年代大量支持极左政党的选民态度做出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最终转而支持右翼极权主义政党，今天的民粹主义政党的经济思想看上去也在多个角度殊途同归。

20世纪30年代，经济停滞和萧条导致了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弗朗哥从一众极权主义者中崛起。今天，反自由领导人的烙印也许不如他们20世纪30年代前辈那样政治邪恶，但他们的经济社团主义和专制风格是相似的。

民族主义、先天论民粹主义的死灰复燃并不令人奇怪：经济停滞、高失业、不平等性和贫困加剧、缺少机会、担心移民和少数群体“偷走”就业和收入，这些因素极大助长了上述势力。针对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更自由的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流动——的抵制如今在许多国家大行其道，对于反自由煽动家来说，这也是有利条件。

如果经济不振变成长期现象，就业和工资无法迅速增长，民粹主义政党将在更多欧洲国家更接近掌权。更糟糕的是，欧元区可能再次面临风险，希腊退出将引发多米诺效应，最终导致欧元区崩溃。或者英国退出欧元区将触发欧洲解体，此外，一些国家（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国内也存在分裂的可能，这进一步增加了风险。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让极权主义者政权在欧洲甚至亚洲上台掌权，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反自由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和领袖的卷土重来距离引起战争还十分遥远，因为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府仍致力于捍卫自由民主，开明的经济政策和坚实的福利制度仍是大部分欧洲国家坚持的做法。但民粹主义之毒正在不断扩大，它可能开启一个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不可预测的后果。

反自由主义的浪潮兴起让避免欧元区或欧盟解体变得更加重要。但是，要确保这一点，需要采取提振总需求、增加就业和增长、减少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性、为年轻人提供经济机会，以及融合而不是拒绝难民和经济移民的宏观和结构性经济政策。唯有果断的政策能够阻止欧洲滑向长期停滞和民族民粹主义。过去五年我们所看到的那种怯懦表现只能让风险愈演愈烈。

不能果断采取行动将导致和平、统一、全球化、超国家的欧盟最终失败，以及反乌托邦民族主义政权的崛起。这些政权的样子，我们可以通过乔治·奥威尔的《1984》、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等文学作品一窥端倪。我们希望它们永远只存在于印刷品中。

作者为Roubini Global Economics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