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朱云汉

两岸关系从1949年隔海对峙到今天已经走过66个年头，这66年里两岸关系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外省籍老兵赴对岸探亲，正式打破长达38年“老死不相往来”的分隔状态，将两岸关系带入民间交流时代。

第二次重大突破是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首次“辜汪会谈”，正式打破两岸当局从不往来的政治互斥状态，将两岸关系带入“两会协商”时代。

“习马会”是两岸关系的第三次重大突破，正式打破两岸公权力机关需要通过白手套才能交往的政治定位不确定状态，将两岸关系带入最高层级直接交往时代。

相较于前两次的重大突破，“习马会”迈出的脚步在历史跨度上实属空前，“习马会”为两岸政治交往模式树立了新的历史标竿，向两岸人民与全世界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和解信号。“习马会”也大幅提升了世人对两岸未来政治互动的想象，其中最积极的信号就是：日后只要能避免造成“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顾虑，台湾可以有更大的国际参与空间，甚至可以相互提携。

“习马会”并以最明确、最高规格的政治对话形式，确认“九二共识”乃是马英九上任七年多来两岸关系得以在和平发展道路上持续前进，最关键也是决不可动摇的政治前提，是确保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定海神针。而“九二共识”的核心内涵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过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框架来各自表述一个中国原则。这体现了“求同存异”的精神。

由于马英九的任期到明年5月届满，“习马会”的政治宣告未必能确保台湾下一任领导人延续马英九的政策路线或继续坚持“九二共识”，但“习马会”已经为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两岸关系勾勒出明确的道路选择蓝图。横摆在台湾面前的是两条清晰的道路选择，或是选择导向深化和平发展的阳关道，或是选择导向碰撞冲突的独木桥。

这将让岛内的政治人物很难继续以不切实际的幻想或美丽而空洞的词藻来蛊惑选民，即使能蒙骗一部分选民于一时，也无法长期奏效。

因此，“习马会”的政治约束与引导作用将是长期的、持续的，对其政治效果的评价也应该是站在历史高点向远处眺望，而不拘泥于短期的政治效应。

这就好比，当我们评价“九二共识”与1993年“辜汪会谈”的历史作用时，不会仅仅关注1994年之后两岸关系波折横生，而低估其长期的引导效果。在1988年到1995年之间，因为李登辉的康奈尔之行，与全面推动“重返联合国运动”，正面挑战大陆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底线，“辜汪会谈”曾经中断四年。两岸政治关系在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更陷入急速冷冻的停滞阶段，政治互信全面倒退，两会协商机制也中断了八年之久。但两岸关系在2008年以后峰回路转，还是借助“九二共识”提供的既有政治互信基础与“两会协商”树立的交往模式，迅速回到和平发展轨道，并开创出一连串的新局。

11月7日当天，目睹马英九清晨出发搭专机前往新加坡，与习近平共同开创历史。让人不禁想起李白《早发白帝城》的千古名句。只需稍为换置时空，仍可以很传神地描绘这段历史场景：“朝辞松山彩云间，千里星洲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习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登上历史舞台，其戏剧张力颇类似2000年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惊人之举。他也是在举世惊讶与众人还来不及回神之际，闪电式访问平壤与金正日握手，完成朝鲜半岛分裂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韩朝高峰会，也将他倡导的阳光政策带向历史高峰。

“习马会”将“九二共识”的潜在政治能量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我们将“九二共识”比喻为撑竿跳中选手倚赖的那支撑竿的话，过去20多年里，这支竿一次又一次让两岸关系一举跨越之前难以想象的历史新高度。从1993年的“辜汪会谈”确立两会定期协商机制、2008年全面启动三通与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2010年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到2014年一举突破两会框架，开启大陆台办主任与台湾陆委会主委定期会晤机制。每一次的突破，都意味着在“九二共识”的政治互信基础支撑下，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仍蕴藏巨大的潜在能量有待发掘。

“习马会”让举世瞩目，因为其后续政治效应将对两岸关系发展与东亚国际秩序变迁带来深远的影响。对台湾未来的领导人而言，“习马会”既可能是巨大的政治资产，也可能是难以承受的政治千斤顶。

如果台湾未来的领导人可以继续借助“九二共识”这支竿，“习马会”为他们开辟了两岸最高领导人定期会晤这条全新的康庄大道。未来的台湾领导人可以利用这个世界级政治舞台一显身手，让台湾成为亚太战略棋盘上所有国家不可忽视的一枚具有主动出击能力的活棋。

如果台湾未来的领导人无法拿稳这支竿，不懂得如何使用这支竿、或不愿使用这支竿。“习马会”就会成为永远无法超越的历史标杆。不仅两岸高峰会将成绝响，过去倚赖这支撑竿可以轻而易举跨越的政治关卡，都会顿时成为难以攀越的高墙，台湾也将因此坐困愁城。

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