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江雨
2015年10月5日，美国等12个国家宣布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这一所谓的“面向21世纪的综合性高标准”协定，由于排除中国的参与，将已然推行若干年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亚洲经济一体化，泛指以东北亚和东南亚为基础的亚洲经济融合。南亚个别国家有适度涉及（如印度），但仍围绕东亚来进行。亚洲本是一个非常分化的区域，各国各地区在政治经济制度、历史发展阶段，文化、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外交风格和结盟倾向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不同，除了小范围区块之外，整个亚洲几乎没有什么同质性。如果以地理上的亚洲（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亚）再加上邻近的岛屿国家而构成通常所说的“亚太地区”（Asia Pacifica），同质性更少。当然，所谓亚太地区，基本上是指地理上的亚洲了。
但亚洲确实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和财富聚居地。亚洲的经济增长率早已经高过其他地区，国际贸易和投资总量，尤其是制造业，也已经超过其他地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报告，亚太地区货物贸易占到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亚太经济已经占到全球GDP产出的40%。此外，国际咨询公司BCG的调查显示，亚洲的私人财富拥有量已经超过欧洲，到2019年，亚洲的私人财富可达到75万亿美元，而同期北美的私人财富预估是63万亿美元，亚洲在富裕程度上也可超过欧美。
同时，地缘政治权力也向亚太逐步转移，具体表现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美国力量向亚洲的“再平衡”。在这个大背景下，亚洲经济一体化，就绝对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经济问题，而是牵涉到亚洲及国际大格局的变化，甚至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改变。
亚洲经济一体化：缘起与模式演变
国际贸易理论将经济一体化分为几个阶段。最基本的是优惠贸易安排（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两国在原来彼此没有特殊贸易互惠的基础上，给彼此一些有限的互惠。中国目前和印度所谈的贸易协定，充其量只是一个优惠贸易安排，但印度方面仍有很大阻力。稍微有意义的一体化安排是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其中成员国废除或降低彼此之间的产品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包括TPP，都是这种形式。下一步是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成员国不仅取消彼此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实行共同的对外关税。再高一级的则是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成员国之间还要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货物、服务、资金和人员。更高一级的一体化是经济同盟（economic union），需要成员国之间实现经济政策上的整合和协调一致。最高级的一体化是完全一体化（complete economic integration），成员国在货币、财政、经济政策、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等方面的一体化，并建立超国家的立法、行政和执行机构。这实际上就是迈向一个统一国家的景象。
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一体化，战后最早始于欧共体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的一体化运动，此后逐渐推进，终于成就今天的欧洲联盟，是人类历史上所能达到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加社会同盟的最高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超国家实体；第二轮在90年代发源于北美，体现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三轮在2000年以后展开，这次由亚洲扮演主角。毋庸讳言，亚洲的一体化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动静一直不小，属于区域主义的是非之地。
回顾历史，可以说亚洲经济一体化运动开端于1992年达成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AFTA）。AFTA最初只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六国，后来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相继加入，现在已经囊括东盟十国。这是东盟试图在经济一体化方面有所建树的初步努力。1967年建立的东盟，本意是成立一个松散的地区政治组织，在西方的卵翼下，将东南亚国家团结起来以抵抗来自北方（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所以几十年来并没有着意于经济合作。冷战之后，东盟的政治功能色彩有所弱化，其成员国开始从经济合作方面寻求这个地区组织继续存在的意义，经济一体化提上日程。
AFTA的文本成果是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共同有效优惠关税”系统（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简称CEPT）——各国对产自其他东盟国家的货物，征收0-5%的关税。但是，这个系统允许大量例外，再加上东盟绝大多数国家相对较低的治理能力、官僚作风和腐败，使得贸易商很少愿意利用其所谓的优惠措施。可以说，AFTA是一个文本上的一体化尝试，实际效果甚小。但另一方面，AFTA至少在精神上团结了东南亚国家，有助于东盟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尽管AFTA实际效果上名存实亡，但域外国家却因此强化了东盟是一个共同体的印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印象是以后亚洲一体化运动的概念基础。
新一轮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客观上推动的。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希望被世界经济体系完全接纳，将重点放在多边机构，谋求“复关”（即恢复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合法席位）和后来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上。中国政策的转向发生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夜。
2000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10+1）峰会上，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要和东盟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据后来若干参加者回忆，这个提议当时让参会的东盟领导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对。但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提议，因为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利益是巨大而明显的，且在随后的可行性研究和谈判中，中方慷慨表示可以让利，让东盟得到60%的总体利益，甚至同意建立一个“早期收获系统”，许可东盟国家在协议正式签订之前先享受利益。此后进展很快，2002年双方正式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立，是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贸区。今天看来，当时国家领导人决定通过稍微让利的方式取得东盟国家信任，为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谋得了关键的一席。
东盟当然从来都没有丧失警惕性，也决不愿只和某一个区域大国建立自贸协定关系，而是希望将尽可能多的大国拉进亚洲一体化的舞台。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后，东盟相继与日本、韩国、印度、欧盟等签订了类似协定，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1”自贸协定模式。当然，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中国-东盟自贸协议所引发的。
日本在亚洲一体化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日本签订双边自贸协定起步比中国稍晚，但步伐显然更快。2002年，日本外务省设立专司自贸协定的机构，并先后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许多国家签订了自贸协定，也包括东盟-日本自贸协定。日本政府还特别注重规则制定方面的主导作用，搞出日本版本的“经济伙伴协定”，以其“全面性、灵活性、选择性”而自豪。
既然目标是亚洲经济一体化，如何将这些碎片化的自贸协定整合起来，让更多国家参与在一个泛亚洲（或其主要区域）大协定中，是推动一体化必须面对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十几年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出现了以下几个模式：
第一是“10+3”模式，即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成立一个东亚自贸区（EAFTA），实现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这是中国自2003年以来一直主张的模式。对中国而言，这个模式有几个优点。一是规模较小，风险也因之较小。二是可以将某些域外国家（主要是美国）甚至是某些形迹可疑的亚洲国家（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排除在外。再者，中国相信，随着自己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力上升，迟早可以在这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居于主导地位。
第二个模式是“10+6”，这是日本所倡议、东盟也比较倾向的模式，即在“10+3”基础上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盟国家向来与这三个国家交好且经济联系密切，它们的加入也确实能带来更大的市场和贸易量。事实上韩国也一度颇为欣赏这个模式。
第三个是曾昙花一现但后来又被重提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简称FTAAP）概念。创建FTAAP的想法最初来自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该理事会2004年和2005年反复劝说APEC领导人考虑建立FTAAP，但当时参会的各国领导人并不太感兴趣，只是指令有关官员继续研究。
中国一直追求的是“10+3”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模式，并一度大力推动。2005年东亚各国开始对“10+3”模式展开可行性研究，提出了大量具体和可操作性的建议，但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各国一直回应冷淡。自2005年开始，中国几乎在每一次“10+3”经济部长会议和其他会议上都兜售这一模式。如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2006年在第九次“10+3”经济部长会议上表示，“东盟及日本、韩国是中国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十分重视“10+3”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并支持这个机制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主要渠道”，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国非此莫属的立场，并基本排除了对“10+6”模式和FTAAP模式的可接受性。但中国的努力一直劳而无功，始终不能推动其他国家同意展开正式谈判。
相对而言，美国对FTAAP更有兴趣，曾经作为非正式的政策提出，但这一想法在中国受到怀疑，认为是美国企图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进行捣乱的“阴谋”。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东盟和日本，倾向于“10+6”模式，对中国热衷的“10+3”和美国若有若无提出的FTAAP都不算特别热心。
美国介入亚洲经济一体化：从FTAAP到TPP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开展是与美国“9·11”后全力反恐在同时期进行的。换言之，美国在其将近十年的反恐战争时期，并无多少余力参加到亚洲的区域主义之中。这并不表示美国对亚洲的一体化视而不见或者浑然不在意。事实上，美国自认为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在亚洲也始终有着巨大而显著的存在，不会坐视排除美国的一体化。但是因为美国主要的外交和军事资源被用于反恐，对参与这一过程颇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毫无疑问，美国决策者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2006年，美国转而支持FTAAP，试图以泛亚太自贸区的另类框架重起炉灶，在美国的主导下将亚太所有的国家都囊括进FTAAP这个框架。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正式支持FTAAP的提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国际贸易经济学家C. 弗雷德·伯格斯滕于2006年8月16日在《金融时报》撰文，称鉴于多哈回合止步不前，“创建亚太自贸区时机已到”。伯格斯滕有很深的官方背景，1977年-1981年曾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在此之前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他后来在APEC工作，负责该组织的贸易战略，是FTAAP概念的始作俑者之一。伯格斯滕非常明确地指出，FTAAP的重要优势在于“它将统合已签订的小范围双边协议，并组织那些可能会签订的双边协议”。
更具体地说，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可能形成的“东亚自贸区”，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灭亡和世贸组织体系遭到侵蚀，它的建立几乎肯定会加速。日本建立“泛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新提议，拓展了这一构想，将纳入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种构想中的任何一种，都会缔造一个新的亚洲集团，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共同构筑一个“三足鼎立”的世界，使全球充满固有的不稳定性。
相比之下，“亚太自由贸易区”将会把这些仅限于亚洲的协议纳入范围更广的亚太框架内。它将阻止太平洋彼岸一个新集团的形成，这个集团将对东亚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不良的安全和经济后果。美国和中国将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天然领导者，同时还可能通过这种区域框架，解决其双边贸易紧张局势。
伯格斯滕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晰，其中有三点涉及到美国当时的战略考量。一是美国虽然忙于反恐，但对当时勃兴的亚洲区域主义颇为警惕，希望能够采取措施阻止亚洲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单独行动。二是美国提出更为包容的区域主义，FTAAP包含亚洲多数国家和美洲国家，当然是个更有气象的提议。三是美国希望中国参加进来，和美国一起发挥领导作用。当然，不一定能是平起平坐的伙伴，但也有一定的话语权参与规则制定。
美国FTAAP的倡议没有得到中国的回应。当时中国在推动“10+3”模式方面兴致正浓，而且大概也深信就算将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之外，被反恐搞得焦头烂额的美国也无力应对。而FTAAP的提议，在中国有关机构被认为是美国企图插手进来延缓亚洲一体化的“阴谋”，是需要加以警惕和抵制的。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生效后，中国还在继续推动“10+3”模式，但并无成效。不受中国欢迎的FTAAP也无疾而终。这场博弈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开始另辟他径参与亚洲一体化，这个路径就是TPP。
TPP的出身颇为“卑微”，本是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在2003年签订的一个自贸协定。但其内容一开始就很高端，因为这是三个经济开放度很高的小国，其发起TPP的目的就是制定高标准的自由贸易规则。2005年一个更小的经济体文莱加入，到2006年，这四国达成了一个协定，即所谓的P4协定，全称为Trans-Pacific Economic Partnership协定。在放弃FTAAP后，美国转向TPP。2008年9月，小布什总统通知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将加入TPP谈判，同年12月又宣布美国已经劝服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加入。
超级大国行为无小事，更何况美国这个举动颇有些“事出非常必有妖”的诡异姿态。一个世界第一大国，为什么热心加入一个几个小国发起的自由贸易协定，甚至主动说服其他国家参加，且参加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但地缘政治上都很重要？带有这些怪异之处，美国加入TPP谈判，从一开始就应该在中国得到注意，但事实上几乎没有相关的关注。不管怎样，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正式宣布美国将加入TPP谈判，且要将TPP改造成一个“面向21世纪的全面与高标准协定”。2011年APEC领导人会议上，TPP成员国集体发表了要将此高标准协议谈成的雄心。2013年，日本加入谈判（这时候国内学界才开始重视TPP），2015年10月5日，TPP协议正式达成。
TPP规则要求之高、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TPP有如下宗旨。
一、实现全面的市场准入，除极个别例外外，消除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一切关税及非关税壁垒。TPP生效之时，会有将近2万多种商品的关税降为零。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彻底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允许跨境提供服务，不得要求服务提供者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商务人士临时入境自由，不得实施资本出入控制等。
二、在TPP内部进行区域整合，实现“无缝贸易”，促进区域内生产和供应链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内产业分工。对非TPP成员而言，这将是最大的威胁，因为TPP将“排他性”写在脸上，明确要实现贸易从域外向域内转移，并且要通过内部产业配置将这种内部分工永久化，尽量减少对域外贸易的依赖。换言之，TPP就是为了减少成员国对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依赖。
三、应对新的贸易挑战，容纳新的贸易问题。TPP不仅将传统上认为很有争议性且WTO并未涉及的议题如环境、劳工等通盘纳入且法律义务化，还包含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议题，如数字经济、国有企业等，并也将其系统地法律义务化。这对市场和监管尚未成熟的经济体，是莫大挑战。
四、建立包容性贸易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打造TPP尚有一定人文关切，而不是全然为资本控制的形象。具体而言，指的是对中小企业的特殊待遇，但其内容相对空泛。
五、建立开放的区域一体化平台。这一点意思很明确，就是通过TPP将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权力拿过来，此后的一体化活动，必须在TPP平台上进行，通过不断扩大TPP成员国范围，涵盖更多的区域和领域。
TPP对中国及其主张的亚洲一体化模式的挑战
TPP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使方兴未艾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局面立即复杂了起来。一个旨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协定，却排除了位于本地区供应链中心位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怎么也是说不过去。
当然，也不能说美国推动TPP就是为了遏制中国。一方面，中国是遏制不了的，如此庞大的经济总量，再加上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与全世界广泛的经济联系，没有可能被任何外来力量遏制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遏制市场如此庞大商机如此蓬勃的中国，也绝不是美国资本家愿意支持的美国政策。但TPP确实有着防范中国的目的，如奥巴马多次强调的，推动TPP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中国来制定下一代贸易规则”。准确地说，美国是在利用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设计全球贸易规则，主要包括三个协定：一是TPP，二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 三是新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可以说，中国目前基本是被排除在这三大协定之外，这使中国目前处于孤立的局面，而将来一旦这些协定在排除中国的局面下谈成，中国将或者被排除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之外，或者被迫接受一套自己没有参与制造的新规则（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就TPP对中国的威胁和遏制而言，被排除的恐惧和贸易转移效应是明显的。试举一例：美国要求TPP包括一个针对纺织品的“yarn forward”原产地规则，规定如果TPP成员国的纺织品原材料来自协定外国家，就不能享受优惠关税。越南想加入TPP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免除美国现在对越纺织品征收的18%-36%关税，但越南纺织品的原材料却主要来自中国。加入TPP后，越南为免税待遇，必须放弃或减少从中国进口，使中国失去越南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中国对TPP其他成员的出口面临同样情况。
在TPP笼罩的新局面中，东亚一体化的最大障碍反倒成了中国，或者中美关系。一方面，没有中国的加入，东亚根本实现不了完整的一体化；另一方面，鉴于美国的整体战略布局，美国不会让中国轻易加入。此外，就算中国被接纳，TPP的高标准也是中国事实上在短期内无法对接的。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定要被排除在TPP之外相当一段时间。
RCEP和FTAAP：回头草，也是宝？
TPP的横空出世，使中国一直力推的“10+3”模式失去继续谈下去的意义，因为日本和若干重要东盟国家都是TPP谈判国和潜在成员。这时候，“10+6”模式突然有了新用武之地，被亚洲一体化的原来参加各方叫好。这一次，“10+6”模式被给予了一个新名字，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峰会上，与会16国经济部长同意启动RCEP谈判，建立一个泛亚洲的自由贸易区。
RCEP的推行，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用来抵御TPP的举措。但事实是，这个提议其实来自东盟，是由印度尼西亚等国所推动的，但立即得到中国的热心响应。从东盟的角度，提出建立RCEP有三个考虑，一是亚洲一体化长期以来都是至少以东盟为名义上的主导，换言之东盟长期是坐在掌控方向的“司机位”上。中国历来的官方立场，也是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核心作用”。相较在TPP下，美国是当仁不让的掌舵者，东南亚若干国家只是普通的参加者。第二，TPP并没有包含东盟所有国家，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六国在TPP圈子之外，这些国家势必有被排除的恐惧。第三，亚洲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非常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也不希望毫无顾忌地只加入一个排除了中国的TPP。
中国对RCEP的热烈响应，标志着中国已经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坚持十年之久的“10+3”模式，转而同意“10+6”模式。在此之前，中国一直坚持在“10+3”模式取得实质成果后再考虑其他模式。
不仅是RCEP，中国也开始郑重地拾起此前敬而远之的FTAAP概念。在2014年11月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在中国的力推下，各方就《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达成共识，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虽然不算正式的开端，忙于TPP的美国也根本对此不热心，但毕竟播下了种子。FTAAP如果谈成，会覆盖世界上40%的人口和60%的经济总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自贸协定。而且，FTAAP会将TPP和RCEP统合起来，克服过多单个自贸协议所必然产生的规则重叠、手续多样和原产地要求复杂等弊病，对本地区的商业经贸发展是巨大利好。此外，建立FTAAP这个提议，天然地占据以自由贸易为理念基石的当代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道德高地，他人难以从道理上反对。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中国要克服被TPP排除在外的困境，最务实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措施是大力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如果这个自贸区能达成，将会是一个涵盖15亿人口和近20万亿美元的大市场。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占到亚洲的75%以上，市场份额比例更大。在这个意义上，中日韩建立自贸区关系，将是亚洲区域一体化中石破天惊的进展，也对TPP能形成有力的抗衡，并增加中国和韩国未来在TPP谈判中的筹码，如果它们要加入TPP的话。
从2002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上提出自贸区的设想，到2012年三国领导人同意启动正式谈判，中间经过十年的一波三折。但就算是2012年以后，谈判也进展不快，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三个东亚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外来力量的影响。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钓鱼岛、慰安妇等争议，使得中日、日韩之间很难产生真正的信任。此外，美国在日本对东亚一体化兴趣稍浓的时候（2009年-2010年间，日本政府对“亚洲协同”表现出大于对日美同盟的兴趣），借助美日安保条约升级版和TPP骤然发力，将日本拽离与中国合作的轨道。
但中日韩自贸区在客观上存在大有可为的条件。多项研究表明，中日韩自贸区对三国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其好处超过它们个别参加的任何一个贸易协定，包括TPP。事实上，日本迟迟不愿加入TPP，韩国坚持不做TPP的创始缔约国，都是因为对TPP的经济效益不看好，对其祸害却颇有点忧惧。日本加入TPP，可以说完全是政治动因所致。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未来
亚洲经济一体化长期以来面对的问题是它是市场导向的一体化，缺乏来自政府间合作的顶层设计。虽然“10+3”，“10+6”等模式被多次提出，但始终没有多大进展。由于TPP霸气地出现，亚洲原有的一体化轨道已经暂告停滞。这个忧虑在中国外交官傅莹2015年11月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露无遗：
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正在不断受到分歧和争议问题的干扰。尽管中国-东盟合作不断深化，东盟和中日韩、东亚峰会、东亚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区域合作框架却趋于降速。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东亚区域合作能否保持前进的势头？
傅莹文章所展现的正是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现在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换言之，TPP已经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边缘化。美国利用TPP团结了亚洲大多数国家，现在除了现有的12个成员外，印度尼西亚、韩国、印度都表示了加入TPP的兴趣。唯一被排除的亚洲大型经济体，就是中国。
虽然中国在过去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有一些战略失误，但现在美国主导的排除中国的局面，当然不是中国之福，但也毫无疑问不是亚洲国家之福。长远来讲，也不是美国之福，除非美国认为让亚洲撕裂和分化有利于自己的战略利益。
从务实的角度讲，TPP已然建立，它既体现的是美国现阶段无与伦比的霸权意志和超级大国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全球贸易规则的未来。TPP所代表的潮流，已然不可逆转。
中国能做什么？第一，要面对现实，承认TPP已经改变了亚太经济大博弈的格局，并在此种认识之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第二，中国应采取的措施有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内，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尤其是要大力扶持民企私企），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提高在维持市场秩序方面的监管质量。另一方面，对外经贸政策不能坐以待毙，必须置身于东亚一体化的大潮之中。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方式主动推进和东亚以及区域外国家的一体化，实现和TPP的“对冲”。在这方面，中日韩自贸区是重中之重，应该作为国策性的目标来追求。此外，对于不和中国签订双边协议的TPP成员国，要提高贸易壁垒，使其付出孤立中国的相应代价。最终目的是使TPP成员国觉得有必要欢迎中国的加入。
简言之，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新局中，中国首先应将主要的外交和政治经济资源放在中日韩自贸区上，并以此为基础促成RCEP在较高标准的基础上达成。其次，积极准备加入TPP，而中日韩自贸区能为中国准备相当有分量的筹码。最后，主导力推在TPP和RCEP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亚太自贸区。毫无疑问，一个高水平开放的FTAAP才符合地区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的最大利益。这个步骤，应该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最佳蓝图。中国要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方是为国际社会和地区提供“公共物品”的大国角色的体现。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