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里埃尔·鲁比尼/文

我正在欧洲作为期两周的旅行，眼下，我对欧洲的前景既不特别悲观，也不建设性地乐观。

首先是坏消息：在经历了本月早些时候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后，巴黎显得十分低落，甚至可以说是抑郁。布鲁塞尔因为恐怖袭击风险已经沦为半座死城，管制严格。但欧盟机构仍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战略管理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更不用说解决欧盟近邻的动荡和暴力了。

在欧元区之外，伦敦担心来自货币联盟的消极金融和经济溢出效应。移民危机和最近的恐怖袭击意味着关于是否保留欧盟成员资格的全民公决——有望在明年举行——可能导致英国退出欧盟。接下来，英国本身也有可能分裂，“英国退出”可能导致苏格兰人宣布独立。

与此同时，在柏林，德国首相默克尔的领导地位受到日益严重的压力。她决定让希腊留在欧元区，勇敢但不受欢迎地选择了允许100万难民进入德国，再加上大众公司丑闻和经济增长减速，就连她本身的政党内也出现了批评她的声音。

法兰克福是一座分裂的决策之城：德国央行反对量化宽松和负利率，而欧洲央行准备加码这些政策。但节俭的德国储户——家庭、银行和保险公司——对欧洲央行从他们（以及其他欧元区核心国）身上征税补贴欧元区外围饱受诘难的不知节制的花钱大户和借款人十分愤怒。

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本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货币联盟：欧元区核心国反对进一步风险共担、凝聚和加快一体化。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们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反贸易、反市场——正在全欧洲风生水起。

但在欧洲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中，只有移民危机可能演变为生存危机。在中东、北非以及从撒哈拉到非洲之角的广袤地区，大约存在2000万流民。如果欧洲无法吸收100万难民，如何最终解决2000万？除非欧洲能够防卫其对外边界，否则申根协定将崩溃，其内部边界将重新出现，欧盟内部大部分地区自由迁徙——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原则——将是明日黄花。

而大中东（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和非洲的问题无法光靠军事和外交手段解决。欧洲能够并且愿意承担它应该承担的部分吗？

如果找不到经济解决方案，那么这些地区的冲突最终将动摇欧洲，数百万绝望无助的人最终将走向极端，指责西方必须为他们的苦难负责。即使建立一道环绕欧洲的墙——根本不可能——许多人仍会设法进入欧洲，其中一些人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在欧洲从事恐怖活动。因此，一些评论家煽动紧张，大谈“门口的野蛮人”，并将欧洲的现状与罗马帝国衰亡开始时相比较。

但欧洲绝非注定会崩溃。德国可能吸收更多的难民（尽管达不到每年100万的速度）。法国和德国可能提供和出资针对“伊斯兰国”的军事干预。整个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美国、波斯湾富裕国家——可能提供大量资金用于支持难民并最终出资筹建失败国家，为数以亿计的穆斯林和非洲人民提供经济机会。

这对欧洲和世界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当前欧元区和全球财政目标必须做出适当调整。

欧元区的黑暗中也有一丝曙光。受未来多年货币宽松和日益灵活的财政规则支持，周期性复苏已经开始。银行部门将开始更多的风险共担，最终，宏大的财政联盟方案会被采纳。结构性改革——不管多么缓慢——将继续逐渐提振潜在和实际增长。

欧洲的模式一直是危机带来——不管多么缓慢——更多的一体化和风险共担。如今，欧元区（从希腊开始）和欧盟本身（从英国退出开始）都面临着生存威胁，开明欧洲领导人必须站出来维持朝向加深统一的趋势。当今世界，既有老牌和新兴力量（美国、中国和印度），也有衰落的修正主义力量（如俄罗斯和伊朗），一个分裂的欧洲将沦为地缘政治侏儒。

幸运的是，柏林的开明领导人——其实为数绝不少，尽管人们的感觉与此相反——明白德国的未来系于更加强大、更加一体化的欧洲。他们，以及欧洲各地的明智领导人都知道，这需要合适的凝聚力形式，包括能够解决欧洲周边问题的统一的外交政策。

但凝聚力从自身内部开始。而这意味着支持总需求和促增长改革确保就业和收入复苏更坚挺，从而消灭大门里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承担野蛮人。

作者为Roubini Global Economics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