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张剑

随着两名关键人物贪腐案一审定谳，四川农业系统腐败窝案更多细节及权力寻租的特殊轨迹浮出水面。

2014年，四川省农业系统有两名正厅级、一名副厅级、一名处级官员先后落马。

四川省农业厅原巡视员吴忠厚、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余勇是其中两人。近期，吴忠厚、余勇的案件分别宣判。吴忠厚受贿300余万元，被四川省宜宾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余勇受贿金额高达2700余万元，被四川省遂宁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

除该窝案外，全国农业系统也有其它类型贪腐案件相继发生。这些腐败案件的背后，是中国对农投入的持续加大，农业部门掌握和管理着巨额涉农资金。

行政审批权力寻租

2014年1月初，四川省纪委发布消息，时任四川省农业厅巡视员胡相全、吴忠厚（均为正厅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今年62岁的胡相全曾担任四川资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08年担任四川省农业厅副厅长。同为62岁的吴忠厚，早在1998年就担任四川省农业厅副厅长，2009年担任四川省农业厅巡视员，协助胡相全工作。

2013年12月29日，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的李崇禧被调查。多名四川政界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胡相全、吴忠厚与李崇禧关系紧密。李崇禧落马后不久，胡、吴二人就被调查。但吴忠厚案相关的司法材料中，并未涉及李崇禧。

两名正厅级干部同时被查的消息发出后，在全国农业系统产生较大震动，但四川省农业系统的震荡实际上刚刚开始。

2014年10月，四川省农业厅下属的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余勇（正处级）被调查。2014年11月21日，四川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姜文康（副厅级）被调查。姜文康分管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他和余勇的工作交集很多。

在2014年的九个月时间里，四川省农业系统有两名正厅级、一名副厅级、一名正处级官员落马。

《财经》记者获悉，吴忠厚、余勇的案件在2015年5月、9月先后作出一审判决。姜文康被四川省泸州市检察院公诉至泸州中级法院。泸州市检察院指控，姜文康受贿1862.31万元人民币、6万英镑、4.5万美元、面值8万元人民币购物卡。胡相全案件的进展情况，四川省官方尚无最新信息公布。

吴忠厚案、余勇案的司法材料显示，两人的受贿行为，均为利用掌握的行政权力，在项目审批、政府采购等方面实现寻租。

与从四川省下属地市转到省农业厅任职的胡相全不同，吴忠厚长期在四川省农业厅系统任职，在副厅长位置上长达11年。他主要分管土肥处、省种子管理站、土壤肥料测试中心、省良种繁育站、省农村能源办公室的工作，分管的具体工作涵盖土肥生态、种子试验、沼气协会、农村能源、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申报审批等重要领域。

吴忠厚分管的部门中，四川省种子站承担着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良种繁育项目、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重点推荐农作物品种上报等重要工作。

上述工作均必须按照省农业厅的相关规定，先经该站初审通过后，报送厅分管领导审核同意，才能以省农业厅名义发文确认（或上报）。

按照规定，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审批程序为：

（1）农业部办公室、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联合下达项目申报指南；

（2）省农业厅和省农发办根据申报指南下达项目编报通知，由各市（州）、扩权县农业部门与同级财政部门沟通协调，按照自下而上、属地管理的原则，在项目单位自愿的前提下，联合开展项目初选工作，逐级审核并加盖公章后分别报送到省农业厅业务处室和农发办；

（3）省农业厅业务处室初审后，报分管厅领导审核同意（书面或口头审核）后，再报省农业厅计财处；

（4）省农业厅计财处审核汇总后，报相应的分管厅领导审核同意，再与省农发办会签，报省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同意，之后分别上报农业部办公厅、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部组织专家评审后批准实施。

在四川这一农业大省，想获得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种子繁育销售领域有所作为的企业不计其数。省农业厅和种子站这两关，成为各企业“攻坚”的主要对象。

这也是吴忠厚权力寻租的最大机会和平台。

位于成都的仲衍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仲衍种业），是经营多种农作物种子的大型企业，属于种子行业的名企。1999年，该公司董事长伍先敏结识吴忠厚，希望他能在申请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获得全国种业五十强企业称号等方面提供帮助。

2003年，仲衍种业的前身成都市种子总公司申请“全国种业五十强”，这一荣誉称号在四川省的申报、推荐均由四川省农业厅负责，吴忠厚主管此项工作。为了可以通过申报、推荐审核，伍先敏在吴忠厚的办公室，送给吴忠厚10万元。吴忠厚答应帮忙后，约四川省种子站副站长吴开均一起打牌，伍先敏也参与了牌局。

吴忠厚在牌局上对吴开均提出，在申报、推荐时要帮伍先敏。对于直接上级的要求，吴开均答应办理。2003年和2006年，成都市种子总公司两度被评为全国种业五十强企业。

在吴忠厚的帮助下，仲衍种业及其前身成都市种子总公司申报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获批，其已经获得的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份额得以增加。

为了答谢吴忠厚，伍先敏共向吴忠厚行贿58万元。

除此之外，吴忠厚案判决书记载，他还收受四川华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十余家农业企业的贿赂，受贿涉案金额总计318万余元。吴忠厚为这些企业在申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推广项目、申请国家种业五十强等方面提供便利。除了直接收受现金外，酷爱打牌的吴忠厚往往通过赌博的方式收受企业负责人贿赂。

疫苗采购里的小官巨贪

与吴忠厚相比，余勇官职仅为正处级。但遂宁中院的判决书显示，余勇受贿案涉案金额高达2700余万元，成为又一个“小官巨贪”的典型案例。

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为四川省动物防疫监督总站，承担着四川全省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扑灭的防控策略与技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动物疫病防控物资的组织与供应、全省兽医新技术推广应用指导和兽医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等重要工作。

在“5·12”汶川地震和“4·20”芦山地震中，余勇带领该中心深入震区，全面开展动物防疫工作，使灾区未爆发大的动物疫病。为此，余勇两次获得省级及国家级的嘉奖，给人留下“技术型官员”的印象。

余勇权力寻租的渠道主要是动物疫苗的政府采购。

一位畜牧业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四川是排名全国前列的养猪大省。为了防范疫病，养殖的猪要接受强制免疫。四川全省每年所采购的此类相关疫苗总额应不少于几亿元。这一巨大市场对于动物疫苗生产企业来说，无疑属于竞相追逐的一块“肥肉”。

除了猪需要接种的疫苗外，所有动物疫苗的政府采购，全部由余勇一人掌握。

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青岛易邦），是由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参股的一家生产动物疫苗的企业，属于业内知名企业。自2006年开始，该公司就参与四川省各类动物疫苗的招标采购工作。

为了在招标中获胜，青岛易邦西南区负责人罗某找到余勇，在2006年12月底的一天，在余勇办公室内奉送10万元现金。余勇答应帮忙，很快就将招标的内部信息告诉罗某。最终，青岛易邦在招标中取得成功。

在随后的七年时间里，罗某先后十余次向余勇送钱，总金额达126万余元。作为回报，余勇在动物疫苗的招标采购中，详细向罗某讲解招标要求的关键技术参数，在招标中亲自给青岛易邦说好话，向其他专家打招呼要求照顾青岛易邦。在青岛易邦供货后，以最快速度让青岛易邦拿到货款。

判决书显示，为了能在疫苗招标采购、动物疫病研究实验室建设等方面获得余勇的帮助，共有包括青岛易邦在内的57家企业给余勇送钱。

在这一长串的行贿名单中，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普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哈药集团等上市企业“榜上有名”；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业内名企亦出现在这一名单里。

余勇前妻称，自2004年至2010年间，余勇常拿现金回家，有用报纸包的、纸箱子装的、环保袋装的、塑料袋装的、拉杆箱装的等，金额有几万元、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不等，共1370余万元。

其前妻用这些钱在成都购买了3套住宅和3套商铺，购买时均为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

判决书还显示，余勇在被调查后检举了姜文康的受贿事实。余勇的这一举报被认定为重大立功，成为其获得从轻判处的依据之一。

农业系统腐败风险增高

由于涉及的官员数量多、级别高、涉案金额大，吴忠厚、余勇等四人的腐败窝案成为近两年来农业系统腐败的最典型案例之一。

《财经》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十八大后，各省陆续查处了一批农业系统贪腐案件。2012年11月至今，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落马，其曾担任湖北省农业厅厅长。司法材料显示，陈柏槐的贪腐行为，有多起是在农业厅厅长位上。

而在厅局级层面，除了胡相全、吴忠厚、姜文康外，福建省农业厅原副厅长郭跃进、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牧厅原巡视员黄全福、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也先后被查处。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7月，海南省审计厅对涉农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情况向海南省政府报告时指出，审计资金21.55亿元中，查出违纪违规金额5.05亿元，其中大棚建设补贴资金方面违纪违规现象突出，涉及虚报冒领、闲置浪费的大棚补贴资金过亿元，主管部门严重失职甚至渎职。随后的8月至11月，海南省纪委通报，省19个市县中有9个市县农业系统官员因大棚补贴资金涉嫌违纪，12名正副局长被调查，目前，移送纪检、检察机关案件就达30起。

2013年10月22日，最高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报告。报告指出，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贪污贿赂犯罪包括三个，农业领域是其一。

最高检察院分别于2008年和2012年部署开展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查办和预防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专项工作。各地检察机关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惠农政策补贴、退耕还林等环节，共立案侦查虚报冒领、截留侵吞、中饱私囊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68152件。

除上述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外，农业系统的寻租可能还体现在农作物种植、种子繁育、动物防疫、农业机械等领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分析认为，农业系统各个不同领域的权力，如申请、审查、报送、推荐、发放等环节，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由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掌握，一旦监督失灵，就极易滋生腐败。

从2005年开始，中央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粮食直补、蔬菜种植直补、农机直补等一大批补贴下发，各种“高含金量”的惠农强农政策密集出台。根据公开数据，经过十年时间，中国每年的农业补贴高达千亿元。

大量真金白银投向“三农”。2014年，农业部发布了50多项支农惠农政策，各项惠农补贴超过1.4万亿元。

除直接利用掌握的权力进行各类寻租外，一些农业系统的官员将视线瞄准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各类补贴，挪用、侵占、贪污、套取各类补贴款的案件时有发生。

中央第十三巡视组组长、驻农业部纪检组原组长朱保成在一次调研中指出，“随着中央投入‘三农’的资金和项目逐年增多，腐败的风险越来越高。”

四川省农业厅贪腐窝案的爆发，敲响了农业系统腐败问题治理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