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蒂芬·罗奇/文

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结构变化和再平衡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业。中国专注于上述目标已有五年——试图将主要基于出口和投资的强大但失衡的模式，转变为日益由本国消费者驱动的模式。中国必须取得成功，才能避免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一开始将经济结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努力十分成功，服务业长期被视为现代消费社会的基础。但在刺激私人消费方面进步十分缓慢。如今，中国别无选择，必须纠正这一分化。

中国服务业近几年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据官方数据，服务业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44％提高到2015年前三季度的51.6％。其比重增长比“十二五”规划一开始所构想的4个百分点高出近1倍。

分销业（批发和零售贸易）的进步尤其巨大，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也不遑多让。而中国转向服务业的趋势才刚刚开始。这一趋势应该扩大到IT服务、医疗、国内交通、酒店和休闲等行业。未来十年，服务业总体占GDP之比应增加到60％－65％。

相反，消费拉动型增长的实现要缓慢得多。私人消费占GDP之比在2010年触底，低至36％，到2014年，这一比重缓慢上升到38％——只提高了2个百分点，仅为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增幅的四分之一。

虽然服务业狂飙突进，但私人消费增长滞后，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储蓄率稳步上升至2014年的30％（十年前为24％）。这一增幅发生在个人收入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大幅增加的背景下。服务业拉动的就业增长以及城市化的收入杠杆效应，使得个人收入占中国经济比重大增。中国家庭不愿意将新增收入的大头用于自由支配支出。

在人均收入强劲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城市储蓄率依旧高企并在不断升高，这反映出中国人的预防性储蓄偏好持续高于自由支配消费。不幸的是，这是对中国大部分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未来的理性反应，其背后是缺乏可靠的社会安全网。此外，随着迅速老龄化的人口现在进入到生命周期中最脆弱的阶段，对退休金和医疗资金不足的焦虑将加剧。

好消息是，将于2016年3月出台的“十三五”规划（2016年－2020年），可能会直接解决这些顾虑。今年10月底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释放的初步信号表明，下一个五年规划将重点关注消费拉动型经济再平衡中缺失的环节：强大的社会安全网。

在这方面，整合农村和城市退休金和大病医疗的方案尤其重要，另一个要点是当局承诺允许工人将户口——以及相关社会福利——随人走。对中国2.7亿农民工来说，社会福利能随人走，对于从担忧和预防性储蓄向安全和自由支配支出的转变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样重要的是，五中全会强调动用国有资本，通过几年前便已提出的提高国企税收的方案为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注资。

但改变社会范式最重大的突破是计划生育政策——从2017年开始，二孩政策将取代1980年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解决中国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其最终结果不容小觑。家庭单位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核心，其变化将带来中国社会和经济性质的变化。

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强大的增长模式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取得了杰出的进步。但如果中国想要保持这一势头，并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迅速实施从生产向消费的转变至关重要。这需要解决偏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与将最终决定人民支出习惯的行为范式之间的分化。

而这意味着克服中国家庭在面临不确定未来时难免会有的谨慎。将担忧转变为信心，这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五中全会表明中国开始将重点放在解决宏观经济分化，这是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信号。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