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向金融领域的深入，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目睹了若干资本大佬的倒下。每一个大佬的倒下，几乎都会引发“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巴菲特”之问。

从字面意思来看，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之嫌，几个大佬的倒下并不足以代表什么规律，假以时日，中国一定会出现自己的巴菲特。不过这个问题的提出，依然获得了很多人的共鸣，这或许是因为其隐含的潜台词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们心中的一个困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倒在了成为巴菲特的路上？

在回答中国能不能出巴菲特之前，人们首先需要厘清国人巴菲特之梦的意涵，及其与巴菲特本人实际情形之间的差异。必须承认，当人们谈到成为巴菲特的话题时，往往看重的更多是巴菲特所成就的财富帝国的规模及其传奇的投资经历。

在一个习惯于赶超的经济体和成功学充斥的国度，这种结果导向的膜拜和憧憬无可厚非。除了想成为中国的巴菲特，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还想过成为中国的摩根、福特、洛克菲勒、韦尔奇、盖茨、乔布斯等等。

但这种结果导向的模仿往往让人们忽略了成就商业传奇的体制因素。换言之，人们所膜拜和模仿的是一个被窄化的巴菲特。这么说似乎有体制决定论的味道，但巴菲特之所以为巴菲特，靠的不仅仅是财技和资金实力。一个相对规范的监管框架，一个相对透明的运营环境，一个市场与公权力边界相对清晰的政经生态，是成就巴菲特乃至一切商业传奇必不可少的要件。

具体到巴菲特而言，有人或许会拿其参议员父亲的家庭背景说事儿，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讯息表明，此一背景对于其投资生涯的加持作用。相反，巴菲特毕业后并没有选择到华尔街打拼，为大财团、大基金服务，或是为富豪集团理财，而是回到偏远的故乡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开始其创业之路，早期的募资对象也多是一些和其家境相仿的中产家庭。

美国金融资源和金融基础设施的相对均等化，资本的流动性，资本市场信息的相对公开准确，投资的相对便利化，对于其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中西部小城市青年成长为一个国际级投资大师，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金融资源从地域到机构到人群的相对垄断和封闭。同样是白手起家，与中国有志青年相比，巴菲特的体制成本显然要小很多。

当然，与这些运营和机会成本相比，中国金融领域的青年民营企业家群体面临的其他制度或缺制度化成本显然要更高。

这里面有着转型期各个行业的企业家们面临的共同风险，也即所谓的原罪效应，因为经济转型本来就是一个对之前的规则进行改写的过程，需要有突破，率先突破者也确实能收获巨大的“违规红利”，灰色利益和灰色地带就此构建。如果新规则能够尽快确立，“违规红利”空间能够尽快被压缩，新规则所实现的制度红利能够覆盖“违规红利”所造成的损失，进而为尽快完成对此前突破行为的“除罪化”创造有利条件，则一轮良性的转型循环有望完成，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也得以实现。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新规则的尽快确立，如果新规则迟迟无法确立，则“违规红利”无论是被少数利益集团长期垄断，还是为更多的利益集团所瓜分，都会导致灰色利益链条的固化。随着时日迁延，会越来越不利于突破行为的“除罪化”，一个良性的转型循环迟迟无法完成，进而损害到转型本身的正当性。

具体到金融领域，由于改革的相对滞后，公权力和利益集团握有相对更多的资源，而金融的特性又决定了“违规红利”的倍增效应，由此导致如果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加进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杠杆似乎就成为不可抵御的诱惑，各种陷阱也就此埋下。考虑到金融活动所涉及的事关全局的枢纽效应，以及所涉及利益的巨大，除了原罪的难以去除外，权力链条的调整所带来的利益格局的重组在金融领域也格外令人瞩目。

这么说似乎会让人有点沮丧，难道人们只能消极坐等体制环境的完善，然后才能“染指”巴菲特之梦吗？答案自然没有那么悲观。成就巴菲特需要一个好的金融市场，一个好的金融市场的出现，则需要监管部门与市场参与者共同发力，携手突破各种不利于打破资源垄断和清除违法牟利空间的体制性障碍，积极构建更符合法治市场经济精神的金融监管框架和运营环境。

在此过程中作为金融从业人员应更多体现自律精神，为虎作伥也罢，与虎谋皮也罢，为实现一时的超常规发展加进的各种不当杠杆所留下的遗患，终究会在各种去杠杆的过程中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