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相互依赖的经济交换关系是引发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的持久而复杂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的原动力

字面上看，“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心是“丝绸”，是物，是经济。但是，整体上看，尤其是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看，“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文化的交流、互通与理解

文 ｜麻国庆

20世纪不只是传统上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纪，它也是非西方社会如亚非拉地区摆脱殖民化，实现民族独立和文化自觉的世纪。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冷战”结束，全球体系越来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区域问题、地缘政治与发展等问题，不断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传统上认为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文化同质性、一体化的理想模式，受到了来自地方和区域的挑战。因此从区域角度出发来探索全球性问题和现象，是认识“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的关键出发点。

费孝通先生的全球社会理念与“一带一路”战略

1991年9月，我随费孝通先生到武陵山区考察，在北京上火车后，他花了一个多小时给我们讲人类学的发展面向。联系到前苏联的解体、动荡的阿拉伯世界（特别是阿以问题以及巴尔干半岛问题），以及当时美国洛杉矶发生的种族冲突事件等，他当时就提及，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相当长的时段内，民族和宗教的纷争将会成为国际焦点问题之一。

而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和对象又与民族和宗教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性，因此，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人类学将会在动荡的世界格局中对解决民族宗教的纷争及地域间的冲突方面发挥不容小觑的作用。

2000年夏，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会议安排费先生作主题发言，他在开会前几个月就把我叫去，由他口述我来录音记录，费老在我的整理稿基础上又亲自做了修改，最后形成著名的演讲——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演讲文稿特别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其实对于全球化和地方社会的关心是费老晚年研究的“第三篇文章”，他在会上提出的“全球社会”理念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文明之间如何共生，特别是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以及边缘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对话，越来越成为人类学所关注的领域。而“文明间对话”的基础，需要建立以“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为核心理念的人类共生的“心态秩序”，这对于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特别是如何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世界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实际上，费孝通先生的全球社会理念在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就有所体现。比如，费先生非常关注西方与非西方的问题。1947年1月，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演讲中指出，“中国的社会变迁，也是世界的文化问题”，“让我们东西两大文化共同来擘画一个完整的世界社会”。显然，费先生在这里很明确地提出了“世界社会”概念。

丝绸之路是全球社会理念的重要例证。历史上，丝绸之路是沟通全球不同社会的桥梁和通道。现在，中国又重新强调与打造丝绸之路，其目的依然在于推进全球不同文化、区域与社会的沟通与交流。事实上，在全球社会理念下，费孝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构想。在讨论河西走廊时，费先生强调依托于历史文化区域推进经济协作的发展思路。

“以河西走廊为主的黄河上游1000多里的流域，在历史上就属于一个经济地带。善于经商的回族长期生活在这里。现在我们把这1000多里黄河流域连起来看，构成一个协作区。”这个经济区的意义正如费先生所言，“就是重开向西的‘丝绸之路’，通过现在已建成的欧亚大陆桥，打开西部国际市场。”

借助南方丝绸之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是费孝通先生晚年给自己制定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他于1991年5月访问凉山地区，并在《瞭望》杂志上发表《凉山行》，其中就提到重建“南方丝绸之路”，解决藏彝走廊区域内和外的发展问题。他提出这一区域的发展构想，由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与攀枝花市合作建立攀西开发区。以此为中心，重建由四川成都经攀西及云南保山在德宏出境，西通缅、印、孟的南方丝绸之路，为大西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

与南方丝绸之路理念一脉相承的是费孝通关于“南岭走廊”的学术研究与经济发展的论断与构想。费先生非常强调南岭走廊所具有的流动性和区域性，强调从整体上对南岭走廊进行研究，探讨其中的民族流动与定居、共性与个性、民族的源与流等话题。比如，费孝通在1981年的中央民族研究所的座谈会上，就对学术界提出期望：“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能不能把南岭山脉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畲、壮、侗、水、布衣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傣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搞出来。”

事实上，南岭走廊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南部中国的海疆与陆疆的边界与文化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比如，从民族流动来看，南岭走廊作为华南重要的分水岭，貌似是民族流动的终点，实则是民族流动的桥梁与中转站。一方面，大量山地民族沿着南岭走廊西向流动，到达越南、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另一方面，大量汉族通过南岭走廊南下，与岭南土著民族合作甚至融合，开发岭南地区，并进一步跨越南海，扎根在菲律宾等地。

费老强调的全球社会理念以及在此理念指引下的“南方丝绸之路”，对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往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紧接着，在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了“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建设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理念是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的沟通与共赢。这集中地体现在中共中央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概念中。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环节之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本身就是超越民族国家理念的区域共同体的具体表现。

海上丝绸之路与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体系

“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相当广泛，通俗而言是指以中国为中心，通过海路和陆地中转站与亚、非、欧洲之间的交通、贸易、文化之路。

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发生了持久而复杂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文化、记忆以及社会纽带是今天推动中国与欧、亚、非国家贸易往来和政治交往的重要基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核心区域，从华南到东南亚的环南中国海区域经过历史时期复杂的族群交流和社会交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多重网络关系相伴而生。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劳工、资源、商品等跨国流动的日益频繁，这种网络关系得以在更广泛的层面扩展和流动。正如我在《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整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是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的基本特点，而由多种社会网络及象征体系构成的跨区域社会体系，则是这个区域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

这个体系就像一个万花筒，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发现不同的“区域社会”。换句话说，区域各文化社会事项的流动之下暗含着某种稳定的深层结构，在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发生的所有人文交流的时空过程,不仅形塑了区域的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网络化的区域社会体系构成了讨论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整体性的方法论基础。

而抽取和剥离这个体系中多重文化与社会网络的过程，正是我一直强调的“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

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会因主体活动空间的变化而流动，又可因家族、地域、族群、国家等认同关系的变迁而进行延展和相互糅合。若将当前环南中国海区域网络进行类型化区分，可抽离出具有不同社会整合功能的网络。其中区域贸易网络、跨国族群网络、信仰网络直接推动了华南—东南亚交往体系的形成。

地区相互依赖的经济交换关系是引发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的持久而复杂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的原动力。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而形成的商品贸易网络不仅形塑了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而且是当前推动中国与东盟社会交往及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我指导的一个博士生童莹在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做田野调查。我们都知道香料自古便是海岛东南亚地区的特殊物产，也是现代之前“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但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这种跨海贸易一直延续至今。目前，中国市场上供应的50%以上的肉豆蔻、胡椒等香料来源于印度尼西亚。不少中国本土的商人还在印度尼西亚泗水设立分公司，专营香料的进出口贸易。

作为文化交流的主体，“人”的跨国实践必然引起迁出地与迁入地间文化交流现象的发生，并形成以相应主体为中心的“跨国文化圈”。华人迁徙东南亚地区历史悠久，时间跨度长达几个世纪，空间范围则遍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特殊的文化生态区域。陈杰在对海南侨乡及祖籍海南的华侨的调查基础上提出的“两头家”概念，就是华人通过移民创造的跨国社会连接的具体阐释。

作为世世代代在南中国海海域生产生活的渔民群体，他们既是国家海权的实践者又是自身渔权的维护者。广东、海南的渔民去南海打鱼是其世世代代的生计方式，并形成了一整套的历史、信仰、民俗和知识体系。他们与东南亚如菲律宾、印尼、越南的渔民也在开发同一个生态体系的渔业资源。

与我合作的博士后王利兵博士就研究了南海不同国家渔民流动与文化交流的问题。例如，潭门渔民在南沙建立了一个以海产品交换和交易为主的互动网络。这个网络中不仅包括越南渔民，还加入了很多菲律宾渔民。我指导的留学生郑胜营做的有关马来西亚华人渔村龟咯港脚家庭生计与社区宗教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渔民在祖籍地与东南亚沿海渔港间流动的现象。

以区域内的宗教体系来看，宗教的传播必然与人口的流动联系在一起。南海是早期佛教向东南亚传播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早期佛教的输入途径之一。而伊斯兰教最初进入中国的途径之一，也是经由南海海道到达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

环南中国海区域穆斯林的分布状态与伊斯兰教在本地区的传播路线有密切关系。

海南岛位居南中国海要冲，是中国联系东南亚社会的交通枢纽。海南岛的民族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的学术版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海南研究在学术史上书写过浓重的一笔，这一学术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并完全有条件进行更加深入的学术讨论。

中国与东南亚经过长期的族群流动、文化互动与社会交往形成了网络化的区域社会体系，而业已建立的复杂的多重网络的运作又推动了当前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厘清当前区域社会体系与各国文化交流之现状，有利于推动环南中国海区域内的文化互动与社会整合，增进不同民族、地区、国家间的文化理解，推动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交流与人文发展，充分挖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社会文化资源。

区域命运共同体与“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具体的经济活动，还要考察一些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族群纽带，及其在时间上的变迁和空间上的流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海上丝绸之路”当作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的海上通道，而要发掘“海上丝绸之路”在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意义，即对“路”的延展性进行研究。

正如陈炎先生所言，“海上丝绸之路”把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与中国文明都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使这些古老文明通过海上大动脉的互相传播而放出了异彩，给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是各地区和国家背后，不同时空海陆文明交融的重要纽带，体现了区域整合的历史过程。这里所说的区域不仅包含我所提到的环南中国海区域，还辐射到大洋彼岸的欧、非地区。

2012年，我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的朱铁权副教授以及美国美利坚大学的查普教授（Chapurukha M. Kusimba），对非洲肯尼亚的拉姆岛进行了学术考察。当地显现出来的古代中非间文化交流的历史线索令我们非常震撼。比如，在当地博物馆藏有来自各国的瓷器，其中尤以中国瓷器为多。漫步在蒙巴萨拉姆岛上小巷的老房子间，随处可见中国不同年代的瓷片。

后来，在2013年，查普教授还在旁边的小岛上发现了中国明朝的“永乐通宝”，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郑和下西洋船队来过此地的传说和相关的文献记载。

中非之间的这种交流，在全球化的今天变得更加多样化和长期化。在往返肯尼亚的飞机上，我发现机上无一空座，其中大部分是往返非洲和中国（尤其是广州）间做生意的商人。

广东一向以向外移民著称于世，近十几年来，却涌入了大量非裔、阿拉伯裔、印度裔、韩裔、东南亚裔等族群，而且出现了较为突出的民间跨境行为。我的另一个博士生牛冬以广州小北路的非裔族群的聚居社区为中心，讨论在全球化社会中由移民形成的非洲人群体，他将之称为“过客社团”。据海关记录，每年进入广州的非洲人有数十万，长期居住下来的初步估计有5万人左右。

由此，我们可以思考广州的外国人流动现象反映出的全球体系在中国如何表述的问题。

广州的非洲人作为非洲离散群体的一部分，以移民的身份进入中国这个新的移民目标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形塑了人们之间的行为边界及行为内容，成为跨界流动中的“过客”。与此相类似的，中国的技术移民——工程师群体移居到新加坡等国后，亦面临着对家乡的认同、国家的认同以及对新的国家的重新认同，这也反映了流动、迁居所带来的多重身份认同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与东南亚以及非洲很多国家历史上就以“海上丝绸之路”为途径，通过人口迁徙、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和族群互动保持密切的社会交往，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社会网络体系。

在全球化的今日，人口、商品和信息的洪流相互交织，带来了边界的模糊化、重置和并存，由此，跨界成为基本社会事实。其中，人口跨国流动影响最甚，人口的跨界流动，必然伴随着文化的流动，也意味着社会与文化所赋予的重重界限被打破。正因为如此，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频繁的跨国实践行为带来不同文化要素在环南中国海的整体场域中的高速传播与流动，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

事实上，中国与东南亚不同区域之间的频繁复杂的文化交流现象，不仅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也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文化基础与机制保障。

移出地的人和物进入移入地后，双方的社会文化都会发生变化。文化的跨界与交融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越发明显和频繁。

我国与东盟各国无一例外都是多民族国家，有着多元且具有差异性的文化与传统。在此基础上，不同国家乃至民族对利益的诉求也不一样，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刺激着国家或地区之间及其内部固有的族群矛盾、宗教冲突等问题不断涌现。由此，我们需要以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视角重新审视华南与东南亚社会间的文化互动，分析区域内的跨界行为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文化、记忆与秩序等问题，注重将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社会、跨越国界的华人社会、东南亚与中国华南交往体系放在一个体系下进行思考。

这就要求我们，要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就必须首先了解区域整体内不同民族、社会、文化、经济之间的跨界纽带和机制。在对区域社会文化有整体性认知之后，通过不同渠道的合作与交流，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构建区域性的“命运共同体”。

换句话说，只有充分认识区域内文化交流的历史、现状与挑战，才能以此为基础，建构出共享的人文价值体系和目标。

字面上看，“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心是“丝绸”，是物，是经济。但是，整体上看，尤其是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看，“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文化的交流、互通与理解。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进行同理心的理解，才能彼此尊重、平等交流、和平共处。我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就是希望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推向东南亚社会甚至世界，共同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作者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