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拉德福德·德隆/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许多怪异新颖的经济思想，其中最另类的也许要数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dford University）教授约翰·泰勒（John Taylor）提出的理论。

在他看来，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危机后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是给长期利率施加上限，这“很像在房东减少出租房屋供给量的租房市场中施加价格上限的效果”。

泰勒说，低利率、量化宽松和前瞻指引的结果，是“信用越来越难以获得，以至于降低了总需求，而总需求的降低总是会增加失业，这是经典的意料外后果”。

泰勒的比喻在根本上说不通。房租管制不受待见的原因，是它禁止了能让租客和房东都获益的交易。当政府机构规定房租上限时，它禁止房东收取高于给定数额的房租。这扭曲了市场，使得房东愿意以更高价格出租的公寓空置，也阻止了租客支付他们真正愿意支付的价格。

而泰勒所批评的经济政策根本不存在这一机制。当央行通过当前或预期的未来公开市场操作降低长期利率时，它并不阻止潜在放贷者索要更高的贷款利率；也不阻止借款人接受上述更高的贷款利率。这些交易之所以不发生，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借款人自行选择了不进行上述交易。

那么，泰勒为何会打这样的比方？我的直觉是，他的逻辑与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念纠结在了一起。

泰勒和其他同意其观点的人也许都有这样一个感觉：当前利率过低了。他们相信自由市场不可能失灵（只可能“被失灵”），因而自然会假设这种过低的利率背后必存在某种政府行为。

于是，其目标变成了找到哪些政府行为导致了利率如此失常。而由于任何认为政府行为并无不当的说辞，都会被解读为文过饰非，于是以房租管制打比方就成为可行的方案之一。

如果我的直觉是对的，那么泰勒及其同道永远不会相信他们错了。承认央行行长们可能已经在困难的情况下竭尽所能，则需要承认市场可能并不完美，可能会犯错。而他们绝不会承认这一点。

我们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五年前，泰勒及其知识界同道写了一封“致本·伯南克的公开信”，警告称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所计划的量化宽松，可能“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但是，尽管他们的预言大错特错，这并没有令泰勒及其他署名者反思自身的理论或考虑也许伯南克是懂点货币经济学的。相反，泰勒又选择了另一套理论——他的房租管制比方——来说明为何政府做的每件事都错了。

唯一可能的应对措施，是依靠逻辑和证据。鉴于真实经济条件，欧洲和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过于宽松；反而有些过于限制性。用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求得的“自然”利率，实际上要低于当前货币政策所形成的利息。经济的惯性预期（inertial expectations）与货币政策一起确实扭曲了利率和通胀率，但扭曲方向与泰勒的主张并不相同。相反，与（在当前经济状态下）需要的或一个处于合理均衡状态的自由市场、弹性价格经济体将产生的情况相比，利率太高而通胀太低。

当前的利率确实有问题。为何如此低的利率对经济是合理的，以及如此低的利率在多长时间内是合理的，这些都是未解决的深刻问题；它们需要人们关注麻省理工学院的奥利佛·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所说的经济学的“黑暗角落”，对这些角落的研究还太少。泰勒及其同道没能理解的是，利率出错的原因与央行实施的政策没什么关系，而与决策者面临的环境息息相关。

作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