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盼/文

如果每一座城市都像《水浒传》中的好汉那样，有一个对应的诨号，那么描述上海没有哪一个词会比“魔都”更贴切。魔者，鬼也，引申义为“奇异的、不平常的”。上海的“魔性”，就体现在这种波谲云诡、气象万千之中。像是张爱玲笔下的旗袍贵妇、西装绅士，和卢汉超描绘的“霓虹灯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难民，共存于同一个时空。

或许是嫌这些“上海形象”的大讨论不够深入，张济顺教授的《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愈发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知道的上海，其纷繁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想象。尽管对上海的研究，在西方早已成为学术重镇，甚至有“上海学”的称呼，相关成果也层出不穷，例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叶文心的《上海繁华》、韩起澜的《上海的苏北人》、裴宜理的《上海罢工》、卢汉超的《霓虹灯外》、魏斐德的《上海警察》《上海歹土》等。

但仔细一看即可发现，上述论著基本上都将关注焦点对准1949年之前的上海，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旧上海”。而对于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的上海，也就是所谓的“新上海”，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又与哪些因素相关等等，现有的研究成果无疑是缺乏的。

缺乏关于“新上海”的研究成果，主要缘于两方面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对外政策，使得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中国都如同遮蔽在厚重的铁幕之后，几乎完全对海外学者封闭，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一些学者有机会踏足中国。而在各地档案馆中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也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得以向国内外学者有限度开放。既无法进行田野调查，又难以获得有价值的资料数据，使得学者在描述与分析“新上海”时，变得举步维艰。

其次，新中国采取的是提升国家凝聚力、增强认同与融合的政策，例如在大跃进期间提出的“全国一盘棋”战略，强调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从全局的角度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在学术研究中，就是在观察与论述的过程中，往往从国家的视角切入，淡化地区之间的差异。这种状况不完全是柯伟林提出“集权主义论”所导致的结果，因为在国内学者的研究过程中，“上海”长期以来也只不过是一个地名、一个角色而已。

如果说新中国的封闭政策，使得海外学者对“新上海”的研究如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那么“全国一盘棋”的思维方式，则让对“新上海”的观察，仿佛是从三万英尺高的云端向下俯瞰一般。然而，从之前引述的“上海学”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旧上海”是如此与众不同，卓尔不群，这种特殊性绝不是可以简单地一笔抹去。

社会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制度惯性”，大概是指旧制度在新时期，对新制度产生的影响、作用。而从1950年之后的上海发展历程，也可以随处看到“旧上海”所留下的深刻烙印。张济顺在其著作中，就介绍了几种充满张力的现象。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居委会，虽然试图通过揭发、批判等方式，对各种反革命势力进行肃清，然而，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一大批不符合执政者要求、却享有“一份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政治文化资源”的旧政权管理者仍然保留了下来，甚至在普选运动中受到了“礼遇”。这种潜藏于上海社会政治文化中的资产阶级情结，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动力，由此也使得“国家干预”与“社会重构”，在上海始终出现与其他地区相异的状况。

由此可见，国家按照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重塑的策略，在1949年后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结果。而在上海，这种策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则出现了种种阻碍。这种现象几乎是上海独有的，这就是上海的“地方性”之所在。

或许会有学者质疑，奢谈新上海的种种“非常”现象，是否过分突出了地区差异，忽略了除同中有异之外，更有集体性的共同发展路径。但不要忘记的是，以国家和革命的视角，对1949年之后的历史进行观察和分析，所产出的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如今，从地区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换种思路进入现场，也许能够看到之前没有关注到的风景与色彩。现在更应该尝试的难道不是走下云端，重新发现新上海吗？

红旗下的大都市，虽然没有十里洋场那样光鲜亮丽，但在研究层面，同样具有风情万种的魅力，值得细细品味、慢慢鉴赏。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

《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张济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