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信刚/文

我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时，曾应香港电台之邀，于1997年－1998年做了一年的广播节目“张信刚随想曲”；后来辑录成为《大学之修养——张信刚人文随想》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做节目当时和后来出书，我心中的对象都是大学本科学生，但没有使用最近受到许多议论的“通识教育”这个名词。

今年10月初，这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编之后再版，定名为《大学之修养——张信刚人文通识三十六讲》。一方面我很欣慰自己当年做的节目和今天许多人讨论的“通识教育”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把自己又带进了关于高等教育的讨论中。

大学各专业应该设通识课

我认为，高中阶段不应该分文理，大学本科应该实行“通识教育”。本科不论是什么专业，都要修习一定数量的通识课程。许多美国一流大学的四年本科课程都有一个基本模式：前两年要修若干通识课程学分，而这些通识学分要有一定的比例；一部分在量化推理方面，一部分在自然科学方面，另一部分在人文社会方面，三者要兼顾，不容有偏废。我心目中的大学本科“通识教育”便是这样。

然而，通识教育绝不等于“通才”教育。大学本科教育的确应该培养知识结构比较完整的人才；当今世界几乎不可能再出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那样的“通才”了。

通识教育是大学本科教育的手段而非目标。通识教育是相对专业教育而言的；没有专业课程，就无所谓通识课程。因此大学本科有必要分专业，只是专业不应该分得太细，也不应该太过专注某些具体实践。

无论在语义上或是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受过四年专业教育的人并不就是某一方面的“专才”，只有通过相当时间的实践和自我提升才有可能成为专才。而追求自我提升的动力和持续学习的基础往往就是本科阶段接受过良好的通识教育——这是通识教育的益处之一。

大学急剧扩张 泥沙俱下是必然

近20年来，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大扩张、大变化的阶段。每所大学都扩招，许多专科学校升格为大学，以至于现在每两个参加高考的学生就有一个可以读大学本科。大学多了，学生多了，大学生的平均素质必然下降。

许多人都很惋惜，甚至很气愤地说：现在的大学生只会整天玩手机，既不勤勉，又没志向。我说，全国13亿人，如果只有100万人是大学生，素质当然会很高。但其他的人怎么样呢？中国现在有一半参加高考的学生能升大学，好得很。但恐怕这也接近当今中国的极限了。如果全中国初中毕业生都进高中（欧、美、俄、日等国就是这样），而一半的高中毕业生都能进大学（美、加和北欧国家大致是这样或超过），恐怕就过头了。

现在大学生的人数在适龄人口(18岁－22岁)中远远还不到一半，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欧美国家200多年走的路我们只用20多年走，急剧扩张中江河俱下、泥沙混杂乃是必然。人类历史多次告诉我们：任何急剧变革的时代，都会有令人痛心的现象。在中国20多年的大学高速扩张中，要想事事都令人满意，人人都本分自觉，几乎不可能。但对提升国民素质来讲，这20年的大扩张绝对是好事。

直到最近几年，全国教育总开支才勉强达到GDP的4％。在以人才为主要竞争力的今天，这个数字和许多国家相比还是偏低。所以关心教育的人应该争取增加教育的总投入。另一方面，主管教育者必须压缩那些华而不实的开支，善用本来就不多的资源。最关键的是要避免让不够资格的人滥竽充数担任大学教员，耽误学生的青春。由于全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开始改变，也由于经过了一段急速扩招而导致质量不稳，我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主要应该是提高质量而不是增加数量。

现在让大学生免于功利主义不现实

现在很多大学生专业课都不愿多上，早早就出去实习，根本不重视通识课程。这是我们全社会趋向功利主义所造成的问题。当社会上的和谐康乐达到一定程度，个人的安全感增加了，精神修养提高了，短视的功利主义就会逐渐有所缓解。

我们常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以个人私利为基本假设，而中国社会是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譬如从拿自助餐的态度来看，大多数欧美人是能吃多少才拿多少，不浪费食物。这种表现跟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延续几代的公德培养有很大关系。如果小孩看大人吃自助餐时总是装满满的一大盘，等他长大了，即使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可能还会这样做。如果连续几代人都蛮丰裕，就不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想让这一代所有大学生都克服短视的功利主义是不现实的。

人力资源领域的“彼得原理”

有一个所谓的“Peter’s Principle”（彼得原理）：全世界90％的工作都是被能力勉强够格甚至不够格的人所占据。一个人的能力到了一定层次就再也上不去了，所以他就不能再升级，只能留在原来职位上工作。

如果一个学生早早就停止学习和思考，直接去实习赚钱，那么在工作不久之后，他就很可能会显出底气不足，或是自身知识应付不了工作需要，或是对新情况缺乏分析和判断，再就是创新思维能力偏低，因此反而无法升到另一个层次。

除了具体工作，“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留给别人的印象跟肚子里的货色是有关系的，没有谁的脑细胞生下来就带有创意，刚会说话就有气质。大家都是积蕴的。“世事通晓皆学问”，知识丰富的人不会枯燥乏味；“人情达练亦文章”，有人文情怀，能够关心并且尊重别人的人，就比较能让人对他尊重和有好感。一个有良好知识架构和丰富常识的人，一个关怀他人的人，他的气质和潜力也比较容易被人所赏识。这些都是短视的功利主义者看不到的通识教育的益处，也恰恰是它的功利性之所在。

通识教育不是西方的发明

现在很多通识课程似乎是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来进行课程设置的。其实，通识教育不是西方的发明，更不是他们的专利。孔子设置的课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当然是通识教育。在最近500年的人类历史中，西方走得比较快。到了19世纪，有一个天主教的教育家,纽曼(John Newman)枢机主教，主张“liberal education”；“通识教育”这个名词可能就是从纽曼开始的。

纽曼和孔子相隔2000多年，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境界：要培养比较全面的人。目前我们的大学的组成方式是借用西方的，因为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中，最能够有效传授知识，开发人类智力潜能，展示社会总体力量的，是近代的西方。然而近代西方并没有掌握所有真理。通识教育的原始动机，很多社会都有；通识教育的具体内涵也需要随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认知而定。我不认为通识教育是西方的发明，当然也不是传授“西方普世价值”的工具。

中国古代的通识教育在这方面早有先例。梁惠王基于功利心，问孟子：“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就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个关于义利之辨的问答就是中国人文通识教育的典型。只是我们在近来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把这些东西给忘了，而韩国可能还保持一些这样的精神。

十年前我去韩国访问成均馆大学。校长带我去校园里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他说600多年来，每年春秋季开学,校长都会领着学生在这里向孔子行跪拜礼：并且向孔子报告今年又为他培养了多少弟子。成均馆大学是当今韩国最古老的、以儒学闻名的大学（也有医学院、工学院这些），这个仪式已经持续了600年。我想，参加一次这样的仪式给学生带来的影响比在课堂里听几小时政治课要强许多。

通识教育的挑战：

“科盲”多于“文盲”

许多人都认为我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大学校长，对中国文化和人文教育更加重视，反而不太重视自然科学教育。

其实不是这样。通识教育不应止于中国文化课程和人文课程，虽然我在香港城市大学的确开创了中国文化课程作为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因为香港城市大学在我到任前一年还叫香港理工学院（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是以培养理工科人才为主的。如果我到哈佛任职，就不会特别推广人文教育，可能反而要重视科技教育了。

大学通识教育有个普遍现象：学理工的人不可能完全没有文史知识，但是学人文的人往往在中学时代数理化就没好好学，进大学以后干脆不学，变成了“科盲”。

这恐怕也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整体的素质：“文盲”没有了，大家对人文都有些认识；可是“科盲”还有很多。前几年在北京，一个假郎中居然可以让全城都抢着买绿豆，就是一个“科盲”满街跑的故事。

最近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所引发的中西医之争，其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通识教育的缺失。

屠呦呦在上世纪70年代的艰苦条件下能够和她的同事们做出真正解决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值得表扬。她得到诺贝尔奖，首先是表彰她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再就是对中国科学家总体水平的一种肯定。

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应该加以研究；中医的很多观点和实践方法都应该用现代科学去检验，但不可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忽视中医几千年的知识积累固然不对，但是对这些积累不加分辨，更是不对。古时候有人把食物分为热性和寒性，你自己也不明白却总是告诉小孩“木瓜很热”，“柿子太凉”，就是对前人和后人都不负责任。

现在去餐馆，时常见到菜单上介绍写道，木耳能降胆固醇，芹菜对高血压有益，还有什么能补肾，什么能滋阴之类的。这就涉及到通识教育的问题，测试你有没有科学思维？

如果说吃木耳能够降胆固醇，那一天要吃多少才有效？是二百斤还是二两？我个人每天吃20毫克的胆固清（atorvastatin calcium），对控制低密度胆固醇相当有效；这个药物的化学成分和每天的剂量是通过大量学术论证、临床试验和数据分析得来的。木耳里的有效成分是什么，适当的剂量又是什么？

都21世纪了，从一只猴子身上拔一把毛都能克隆出一群小猴子来，嫦娥在地球和月亮之间已经来回飞了好多次了，我们的社会上还充斥着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认为，这就是因为许多人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

知其所以然才叫科学。知其所以然之后，还要继续分析其细部内容和建立外部联系，让科学继续发展，这就是科学精神。今天来批判我们祖先在东汉时写的医书不够科学完全没有意义，应该做的是总结过去，发现问题，并且加以解答。这样才能把中国传统医学发扬光大。我们的邻国印度的许多科学家正在做这件事。印度古代的《吠陀经》里多处提及医学原理和药物（据说超过6000种）。当代印度科学家对《吠陀经》里记载的药方进行了大量科学的分类、提取和分析，已经取得了许多药物的专利权。

现代西方的医学是在古代不同民族的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元10世纪时有位中亚的穆斯林叫伊本·西那（Ibn Sina）。他用阿拉伯文写了一部《医典》，后来传到北非和西班牙，被译为拉丁文，成为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至少到14世纪，欧洲多数大学的医科还是用这部《医典》做教科书。16世纪开始，欧洲人在这个基础上开创了解剖学和生理学；18世纪出现了细胞学，并且发现了细菌，20世纪中叶发现了抗生素，接着又有了分子生物学等等。

我们不应该把中医（其实是指汉医；中国还有藏医、维医等）和西医对立起来。西医也不是人类现代医学的当然代表。现代医学应该包括欧美近几个世纪发展的医学体系，以及任何民族过去积累的和今后发展的经得起科学检验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手段。

通识教育教的是知识 不是价值观

通识教育应该给学生介绍人类几千年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积累。知识本身原是整体的和连续的，是人把它分成文、理、法、工、医、农等等，因此通识教育也得分为若干方面。

基本上，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培养未来对社会能有贡献和有担当的人。什么样的人能有贡献、有担当？就是一个视野宽广、心地明亮、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有着良好判断力的人。未来的社会成员应该对天地宇宙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架构，这个架构能够帮助他对未来的新情况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但“价值观”的建立，不应该是通识教育的直接目标，因为价值观是很难直接灌输的。设计通识教育课程时，最好是专注于对人类总体的经验做介绍。

当然，客观的科学知识也是建立在某些假设上，难以完全避免主观的成分。但我认为应该尽量不要做先导性的设定：为了培养具有某种价值观的人，而特别给他上某种课。我希望学生将来能够有自我思考、自我判断的能力；知识的积累和创新非常需要这样的判断力。如果一定要问什么是“价值观”？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把“尺”。这把尺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得到的全部认知的总和。我不赞成教育者把自己心里的那把“尺”直接给学生，而应该把人类整体的知识尽量客观地介绍给学生，让他继续去探索、去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识教育并不是没有目的和功能，但这个目的不能太突兀，功能不应太窄狭；以致突兀到把信条编成口号要学生背诵，窄狭到要按某个模子来塑造社会未来的精英。在一切事物都在快速改变的今天，人群的需要莫过于能够适应未来的改变，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打一个全盘的基础。

追求大学精神

人们常说大学精神。大学精神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大学的修养”。第一是科学求实的态度，不以主观臆测或是某种意识形态做判断。第二是民胞物与的精神，不限于关心自己，而把关切扩及到整个社会。第三是自我升华、止于至善的意愿，无论在知识上还是精神层次，都追求自我提升，自强不息。

然而，这三种精神正在受到腐蚀。过去大学中有着社会中最优秀的人群，他们体现出大学的修养，具有科学求实、民胞物与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遗憾的是，这种精神今天并不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大学里。不少以追求真理为职业的人却弄虚作假；应该育英才的人却冷漠对待年轻人；本应皓首穷经，钻研学术的人却经常出入官府，趋炎附势。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上述的大学精神被腐蚀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人文反思和全社会的道德重整。人类有求生存的本能，绝不会自我灭绝；大学精神也不会就此湮灭。

所以对于大学精神的重建我是乐观的。我曾经多次收到随机性的反馈，在某些场合有城市大学的校友告诉我，他们在校时修读通识课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意义，但后来却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发现和思考答案的阶段，解决问题的时刻应该不远了。

通识教育可以使人更好地把握人生之舵,有自信心和判断力去应对不同的潮流和风向，心中总有“一把尺”，而非随波逐流。我不敢说它是培养现代公民的不二法门，但却绝对是一个好的养成条件。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