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新一轮核武风波再次表明，有必要尽快建立亚洲多边安全机制，以更好应对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亚洲区域和全局性安全挑战，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亚洲既是亚欧大陆和亚太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当下人口最多、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同时也包括纷繁复杂的种族、文化、社会和历史传统及发展阶段的多样性，有着不少现实和潜在的冲突点和安全薄弱区域。

此前亚洲已有不少区域性安全、经贸组织及相关平台和机制，来供相关国家和地区商讨应对区域性安全挑战，比如针对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为打击中亚三股势力而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以及拥有27个成员的东盟地区论坛等。

与此前十数年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期的时段相比，当下亚洲安全领域相对而言进入了一个矛盾和挑战多发的阶段。这是由中国实力的日益壮大导致在亚太的存在感日益凸显、美国重返亚太令中美进入战略对峙张力期以及亚洲各经济体发展阶段和复苏不同步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在此前经济繁荣期，以美国为消费端，中国为制造端，东南亚一些经济体为原料提供者，日韩等提供中间产品的亚太经济链条运转较为顺畅，利益整合能力较强。中国的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对美日韩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周边经济体剩余资本及相关专业服务技能的需求，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为日韩的重型机械设备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都曾对区域地缘利益冲突发挥了强大的抑制作用，中美在后冷战时代重塑战略伙伴关系，中日之间长期维持政冷经热局面，台海两岸从风高浪急到风平浪静，中国香港一国两制较长时段顺利实施，也都是拜此一经济繁荣期所成就的相对强大的多边利益共同体意识所赐。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方面中国的崛起悄然改变了亚太战略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对亚太经济链条的既有运转造成了冲击，两相交加之下原有的利益分享和冲突压抑机制的基础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为此中国和亚洲各经济体试图通过各种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更紧密经贸关系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各种安排来修复合作基础，并试图构建新的利益协调和分享机制。而此时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战略姿态和以TPP为组织平台主动亚太经济链重构的行为，又人为增加了亚洲战略利益格局的复杂性，不仅给新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平添了障碍，还诱发一些此前长期被压制的利益冲突的显性化趋势，东海及南海局势的阶段性紧张与此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以前亚太地区更多是靠经贸关系层面的多边利益协调机制来弥补亚洲多边安全机制的付之阙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靠经济利益共同体意识来构建冲突压抑机制，也即所谓以经促政甚至以经代政，如今可能需要反其道而行之，也即通过亚洲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来为亚太经济链条和经贸利益格局的重组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和现实操作基础。

随着亚洲各经济体之间经贸、投资关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益频密，亚洲各成员国和地区间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一体化进程也不断深入，加之信息社会网络虚拟空间一体化和共时性交流的实现，亚洲各地区所面临的局部安全挑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挑战，越来越具有溢出效应，个案往往引发全局震荡，仅靠原有的区域组织、框架、平台和机制，已经力有未逮，所谓不谋全局者难谋一隅。

对于各利益相关方而言，一个亚洲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协同应对来自亚洲不同区域的地缘政治安全挑战。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不同区域安全风险的应对平台和框架虽有不同，但从朝鲜半岛到南海到马六甲，以至包括南亚和中亚，发挥主要组织协调作用的关键应对主体高度重合，这也大体折射了主要区域大国或在亚洲有着重大利益关切的全球性大国现实和想象中的地缘政治存在半径的交叉重叠。

与其各个平台间时而合作时而角力，或者相同的框架内合作为主，而利益格的组织间相互提防为主，不如在一个多边的大平台上协调出一个利益平衡和战略分工机制，在减少误判和摩擦之余，也能更好兼顾各方战略和安全关切。因此，当下亟须建立一个涵盖全亚洲范围的安全框架和机制，以更有效地调动和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安全关切和资源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日益增多的安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