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向欧洲的叙利亚难民潮、俄罗斯客机在埃及失事、巴黎连环恐怖袭击……一连串灾难的根源都指向了叙利亚危机。
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国际社会对这一危机都未能妥善应对，危机不断发酵升级，如今恶果凸显，国际社会再度尝试联手解决这个棘手难题。
当灾祸敲响了自家门，叙利亚问题相关国家在去年10月底开启的维也纳和平进程终于有所进展。
两轮相关国家外长会议商定的叙利亚和平路线图首次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一致肯定，并于2015年12月18日形成决议。路线图设计，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从2016年1月1日起实现停火并展开和谈，6月成立过渡政府，2017年6月举行立法选举。
得以取得突破的基础是一些相关方的态度转变。去年早些时候，“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以下简称“全国联盟”）作为较为温和的政治反对派已经不再坚持将巴沙尔下台作为开启谈判的先决条件，但口头上仍声称巴沙尔下台是他们的最终目标。美国在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局势后也转变了态度，采取了与“全国联盟”基本相同的立场。
国际社会的再一次努力看似给已经造成25万人死亡、1200万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危机带来了一丝曙光。但是，事情远比想象的更加复杂。
谁是反对派
要想将维也纳进程所取得的成果落实，首先需要叙利亚反对派与叙利亚政府参与到进程中来。
联合国叙利亚特使德米斯图拉称，联合国在2015年12月18日决议通过后加紧了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各方的磋商，叙利亚政府也与多支反对派武装达成停火协议，数千名武装人员已经从叙利亚中部和南部地区撤离到反对派较为集中的北部，在维也纳协议框架下的首轮叙利亚各方和谈有望于2016年1月25日召开。
沙特阿拉伯在12月上旬召集了100多名叙利亚反对派中政治和军事团体的代表来到首都利雅得，协调他们与叙利亚政府谈判的立场。这些代表最后在声明中表示支持维也纳外长会议达成的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和谈框架，但沙特带头提出一个框架外的要求：巴沙尔政权应该在2016年6月成立过渡政府时便交出权力，这一要求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反对派的附议。
会议的另一个成果是，与会的反对派代表还同意成立一个由30人组成的高级谈判委员会，由曾在内战期间短暂代理过巴沙尔政府总理职务的里亚德·希贾卜（Riad Hijab）任该委员会主席，即首席谈判代表。
即便如此，来自武装派别“自由伊斯兰运动”（Ahrar al-Sham al-Islamiya）的代表仍然无法接受反对派将与巴沙尔政府进行和谈的现实，愤然离开会场。
“自由伊斯兰运动”是目前仅次于叙利亚自由军的第二大反对派武装组织，也是“伊斯兰阵线”的主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阵线”是在两年前由七个不同武装组织合并而成并得到沙特资金和武器支持的反对派，但是“自由伊斯兰运动”作为一个独立的武装组织已经被俄罗斯和阿联酋等国列为恐怖主义组织。
一名长期关注叙利亚局势的伊朗外交官对《财经》记者说：“即便是在沙特可以影响到的反对派内部，还有如此多分歧，有些还是本质差别，更别说那些不受沙特影响的组织。”
沙特阿拉伯一直是巴沙尔政权的坚定反对者，从叙利亚爆发内战伊始就为叙境内的许多反对派提供资金和精神支持，这其中也包括一些与沙特王室同样受瓦哈比教派思想影响的极端圣战组织。
从叙利亚内乱爆发四年多以来，叙利亚境内和流亡在外的叙利亚有关人士先后成立过数百个反对巴沙尔政权的组织，其中最大的是经2012年多哈会议整合而成的“全国联盟”。
“全国联盟”主要由之前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演变而成，得到美、英、法、土耳其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全国联盟”也是此次参与维也纳和平进程中叙利亚政治反对派的主要代表。
除“全国联盟”之外，还被邀请参加与叙利亚政府进行和谈的叙利亚反对派军事团体包括“叙利亚自由军”和“自由伊斯兰运动”。这三支目前可以确认受邀的反对派之间的立场仍然相左，尤其是“自由伊斯兰运动”，该组织对叙利亚未来的构想甚至与“伊斯兰国”有些接近。
《财经》记者获得的美国战争研究院一份关于参与和谈各方立场的报告显示，拥有上万名武装人员的“自由伊斯兰运动”自视为抵抗叙利亚政府军的作战主力，其目标是要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以沙里亚法为基础的伊斯兰秩序，其本身将成为未来叙利亚的主要武装力量。在他们的构想下，叙利亚将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与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颇为相似。
相对于“自由伊斯兰运动”，“全国联盟”的立场更为世俗和温和，他们支持保留现有的国家安全机构设置和“合格的”公务人员，在接下来的过渡政府和最终民选政府中，军队都要在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中；同时，所有外部武装力量全部撤出叙利亚。
叙利亚自由军的立场与“全国联盟”基本一致，只是要求在过渡政府时期保留一定的军事自主权，并且邀请所有背井离乡的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反对派代表的覆盖范围仍然悬而未决。
例如鉴于库尔德人武装组织“叙利亚人民保护部队”在抵抗“伊斯兰国”的卓越表现，俄罗斯和美国都有意将其纳入未来叙利亚政治和平进程当中，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了担心库尔德独立的土耳其的强烈反对。
目前也尚无法确认代表叙利亚库尔德人利益的政治团体“库尔德最高委员会”，以及得到巴沙尔政权承认的议会反对派，例如变革与解放人民阵线、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等是否有资格参与将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
“即便维也纳进程可以达成某种协议，谁又能保证未参加和谈的组织不会蔑视和挑战该协议？”上述外交官质疑道。
三个反恐联盟
如果说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有真正的共识，那便是叙利亚和平进程与打败“伊斯兰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在召集叙利亚反对派的会议之后，沙特又拉拢了34个伊斯兰国家成立了“伊斯兰国家反恐联盟”，在美国领导的主要由西方国家组成的反恐联盟和俄罗斯与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组成的反恐联盟之外，形成了第三个国际反恐联盟。
三个联盟虽然都冠以“反恐”之名，但各自对恐怖主义的理解和界定范围相去甚远。
例如在沙特眼中，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Hashd al-Shaabi以及也门的什叶派胡塞武装都是恐怖组织。
但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眼中，沙特在国内开设传播圣战思想的瓦哈比宗教学校、更热衷于参与也门的内部冲突而非针对圣战组织进行军事部署，这些都是目前国际反恐力量的障碍。沙特在新年伊始决定以恐怖主义罪名处决国内47名囚犯就被看作是在巨大的反恐压力下试图转移国际视线之举。
三个反恐联盟的主导国家更是各自有着自己的算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伟建对《财经》记者说，在美国部分撤离中东后的再平衡过程中，对于沙特、伊朗、土耳其这样的地区大国来说，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比反恐更为重要。
沙特所组织的伊斯兰国家反恐联盟很快就被诟病为“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例如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纳斯尔抱怨说，沙特外交部最初与己方接触时询问“是否有意愿参加一个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协调中心”，但不知最后怎么变成了“反恐军事联盟”。印尼安全部长随后表示，本国不想参加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盟。
俄罗斯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军事行动上看起来最为卖力，但也掺杂着私心。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伊诺泽姆采夫（Vladislav Inozemtsev）就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目标与打败“伊斯兰国”和恢复叙利亚的秩序上都没有太大直接关系。
他对《财经》记者分析，在过去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期间，苏联领导人处理世界问题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经济上作出再大牺牲也不足惜。如今的俄罗斯同样如此，从1999年的南联盟危机到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俄罗斯领导人认为美国正在破坏某种世界秩序，俄罗斯需要对此作出回应，同样也不惜以经济衰退作为代价。
为了结束乌克兰危机后被西方国家制裁的孤立状态，俄罗斯也需要这样一个反恐联盟，作为与西方国家对话的媒介。在去年9月的联大会议期间，普京就曾向奥巴马提出共同反恐的倡议，但未得到积极回应，因此俄罗斯才决定另立门户。
反恐行动还掺杂着国内政治的考量。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秘密军事行动中，很多阵亡的士兵尸体被偷运回国，无法公开拥有为国效忠的名分，俄军官兵积怨已久。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是从2008年俄格军事冲突以后俄罗斯首次公开在境外部署军力，并且使用最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军队士气得到极大鼓舞和提升。
拥有300万工人的俄罗斯军工企业也开始满负荷运转，这些工人可以拿到体面的工资来养活家庭，这对普京提高国内支持率大有裨益。
对于美国而言，与“伊斯兰国”无时无刻的威胁阴影同等重要的是，中东几个主要国家的地区主义、俄罗斯破坏性的地区干涉行动以及很可能形成的俄罗斯-什叶派国家联盟，美国前驻土耳其、伊拉克大使詹姆斯·杰弗里（James Jeffery）分析称。
尽管奥巴马一再声称美国的现有军事手段——空中打击、培训和武装地区盟友以及特种部队作战——足以打败“伊斯兰国”，拒绝将美国地面力量投入这场可能“持久又昂贵”的战争，但杰弗里认为目前的这些措施甚至都不足以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更别说打败这个准国家组织了。
他建议，美国应该将“打败伊斯兰国”和“战后恢复秩序”的目标分开，“战后恢复秩序”可以按现有策略依靠地区盟友的地面力量解决，但是要想彻底打败“伊斯兰国”，必须派出相当数量的美国地面部队，而非仅仅由特种部队执行斩首任务。
更有可能先向叙利亚派出地面作战部队的外国力量是俄罗斯，但这仍然不是为了叙利亚人民的福祉。普京需要证明西方反恐联盟的不作为并加强国内舆论机器的宣传攻势，“尤其是在法国总统奥朗德的斡旋下，德国去年11月底同意向叙利亚部署1200名士兵支持打击‘伊斯兰国’的非直接军事行动后，俄罗斯更有可能加速出兵。”伊诺泽姆采夫对《财经》记者说。
国际社会就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远未达到能够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地步，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私心并存，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真正时日仍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