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敏/文

在国际学术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名字与关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紧密相连，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还是一位成就卓越的东南亚研究专家。

安德森与中国的渊源颇深。1936年安德森出生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祖父是大英帝国的高级军官，祖母则是来自一个支持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家族。父亲老安德森曾经追随赫德的脚步服务于中国海关，对中国文化颇有造诣。他和弟弟佩里·安德森——“二战”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彼时都在浓郁的东方文化氛围中成长。2014年安德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返中国，在清华大学访学半个月，让中国学界得以近距离了解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学者风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安德森全家离开昆明，取道美国返回欧洲，因欧战正酣暂居美国。本尼迪克特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到处搬迁，直至战争胜利后才重返爱尔兰。这种处处落脚而又处处不落根的童年经历，让安德森获得了对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敏锐的触觉感。

和许多战后从殖民地归来的年轻子弟相似，安德森也目睹了“日不落帝国”日益凋落挣扎的窘境。他在1953年进入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和英法文学，初步具备进入英国上流知识阶层的资格。但是一场街头打斗悄然改变了安德森的人生轨迹。1956年11月的某一天，当安德森在剑桥街边散步时，他目睹一位正在演说批评英法为争夺苏伊士运河归属权而悍然入侵埃及的印度人，被一群剑桥学生围殴。当安德森挺身阻止暴行时，他和那个印度人遭致同样的待遇。施暴结束后的这群学生列队高唱《天佑吾皇》，并洋洋得意地离开。这段记忆对安德森的刺激很大，日后他回忆“愤怒得头晕目眩”。这个事件促成青年安德森的思想启蒙以及对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这种“格格不入”的疏离感也激发他对研究殖民帝国主义的强烈问题意识，以及对殖民地弱者民族的天然同情与理解。

1958年安德森奔赴康奈尔大学，跟随东南亚问题专家，印尼研究权威乔治·卡欣学习。在康奈尔，安德森实现了从古典学术的语言训练向战后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与区域问题领域的转向。卡欣作为美国印尼研究的先驱，强调青年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理论训练和田野调查能力。在他的指导下，安德森逐渐领悟把学术与政治相有机结合的观察视角和方法。1961年到1964年，安德森前往雅加达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全程体验了苏加诺统治期间东南亚威权政权的种种民粹主义表现。1966年，他和两位学术同僚发表了日后被称作“康奈尔文件”的著名报告，揭穿苏哈托政权托词共产党叛乱而对国内反对派大肆镇压杀虐的谎言，他因此开罪于苏哈托政权。1972年安德森被印尼政府宣布驱逐出境。

印尼官方的驱离使得安德森把目光转向其他东南亚国家。1974年他来到泰国学习泰语，并热情介入到泰国如火如荼的社会政治运动之中。1979年他受邀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介绍印尼东帝汶局势，并毫不讳言地支持东帝汶的独立，再次触怒印尼当局。1986年，他受菲律宾阿基诺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鼓舞，再次转向投身菲律宾研究的领域，并兴致勃勃地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和当地的塔加洛语。安德森对东南亚研究的热情和投入，以及他运用经验知识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的表现，被很多圈内人戏称为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观众”而不能自拔。安德森日后继承卡欣的教职，帮助并引领康奈尔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院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学术重镇，成就斐然。

如若安德森仅满足于成为冷战时代的区域问题专家，恐怕就不会有日后传世之作《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撰写该书的直接缘由，乃是尝试对1978年－1979年爆发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战争的再思索。安德森要为解释东南亚的民族和地区发展寻找一条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与西方自由主义相异的历史成长路径。他把民族和民族主义看作一种特殊文化塑造的“人造之物”，是18世纪以来被各种历史力量以复杂过程塑造的文化形态。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和现代传媒，民族情感之所以崇高，在于它鼓励和崇尚尊贵的自我牺牲。安德森是少有的给予民族主义如此之高评价的社会科学家。

自1983年《想象的共同体》首次出版以来，围绕该书的激烈争论从未停止过，但经典的地位却从未动摇。该书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影响了绝大多数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想象的共同体”一词也渗透了大众媒介的话语体系，在全球化的时代不断流动和被阐释。安德森本人对此颇为释然，并曾半开玩笑地说，该书就好比“他的女儿与司机一起私奔了，我只能说，祝你好运吧”。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