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产业利益相通，在珠三角“前店后厂”模式诞生30多年后，一种名为“前店后网”的产业升级互利趋势，正在深莞惠三地间显出苗头。

在此之前，相对长三角和京津冀，珠三角面临的主要考验之一，是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协同性差，因此拖慢了其各地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

故在一体化方案设定之初，深莞惠经济圈就被寄予了为珠三角建设世界级都会区进行产业升级及城市间协同发展探路的多重期待。

“创新能力最强的是深圳，它就要扩大自己的服务半径，半径大了，经济体量大了，服务对象就多了，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也会更加巩固。其他城市可重点利用深圳的服务，互利共赢。”此前广东一位主要领导对三地合作提出如是建议。

来自政府规划、企业自动产业转移等多个层面的合作推动多年后，深莞惠三地之间正在逐渐搭建起这种全新的“前店后网”升级平台：以往城市间单纯的订单转移模式，逐步转换成技术、资金、科技成果的全方位互通有无，继而推动各地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协同发展。

企业、金融间的合作之外，作为宏观层面的政府间协同合作效果如何，将是决定深莞惠三地产业升级合作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合作牵涉到更多的利益和敏感因素，是否能步调一致、协调共进，值得高度重视。”深圳市的一份政府报告提醒称。

虽然考验重重，但深莞惠之间的产业互动趋势仍在持续加速。“广东要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极的话，区域协调发展是一定要突破的。”深圳市市长许勤称。

缘起

地处珠江口的东岸、总面积达1.56万平方公里的深莞惠三市，渊源颇深。它们原本同属惠阳地区。1979年，成为特区的深圳与惠州分开。1988年，东莞、汕尾也均设市脱离。

为减少城市间盲目竞争，广东从1989年起进行第一次城镇体系规划，相继提出相邻城镇整合发展建议及珠三角经济区设想，珠三角一体化启幕。

在1995年的珠三角现代化建设规划中，则提出了“城市群”概念。东部深圳东莞、北部广佛、西部中山珠海江门三大构想出现。

十余年后，借国家级《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获批，珠三角一体化的宏观构想，被广东层面分解为具象的“深莞惠”、“广佛肇”、“珠中江”一体化，并呈“品”字形分布在珠江口上。

三块之一的“深莞惠一体化”，自此进入实施阶段，建立合作框架的尝试持续至今：

2009年2月，三地签署紧密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多项重点合作内容：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区域创新、交通运输、能源保障、水资源及城市防洪、信息网络、环境生态、社会公共事务、加强与港澳合作。

在此基础上，以《规划一体化合作协议》、《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交通运输一体化补充协议》及《界河及跨界河综合治理专责小组章程》等细化规定逐步签订为标识，三地合作进入拓展、深化阶段。

2014年10月，汕尾、河源按“3+2”模式参与承接辐射转移，深莞惠经济圈扩围。“汕尾、河源加入，将使深莞惠经济圈区域面积翻番，经济总量接近全省40％，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珠三角与粤东北之间要素通道进一步打通。”当时深圳一位主要领导分析。

对广东来说，形成并壮大上述“抱团式”发展模式，源自如何应对外来竞争——随长三角、环渤海等城市群迅速崛起，珠三角创新力度不断被赶超——发挥“传帮带”精神，有利于广东整体经济实力提高。

具体到深莞惠三地，经济圈合作则被赋予了“1+1+1>3”的期盼：惠州土地面积占整个珠三角的21％，但开发强度只有10％左右，开发空间较大。相较之下，深莞则建设用地紧缺。

互补性因此得以体现：三市各自的产业优势和条件（深圳技术、东莞产业、惠州土地），通过调整优化，形成区域内新的合理产业分工，打造上下游相互配套完整的大产业链条。从而对三地的产业升级，均起到推动作用。

曾参与这一体系规划的一位深圳市官员，则对《财经》记者指出了这一合作框架的最理想状态：

一是推动形成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培育新兴产业群；二是统筹三市高新技术产业带和高新园区规划建设，推动现有产业园区整合、链接和功能提升，并研究探索合建产业园区，形成不同功能分区；三是依托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先行先试实验区；四是共建重点区域经济走廊。

“到2015年，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区域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配置优化整合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到2020年，形成更加完善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成为全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之一。”《深莞惠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规划（2012-2020）》，对深莞惠经济圈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目标。

一体化升级中

一系列与三地产业升级相关的宏观协同性规划目标，均已进入了深浅不一的落地生根阶段：

对深圳来说，拥有多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是其核心竞争力。 近些年来，深圳在四大支柱产业的基础之上，陆续重点发展了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了四大未来产业，形成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和产业集群。

但以其有限的土地，已经很难在大型制造业项目的数量上与其他地方一争短长。

在资源整合规划中，深圳应吸纳莞惠的优势资源，出让本市的经济效能、成长经验、资金等，换取深圳内部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提升。

“将其一系列研发成果落地，是深圳的内在需求。”广东省政府参事陈鸿宇对《财经》记者称，“在深圳发展的人力、土地天花板日趋明显的今天，莞惠有供给，一旦实现一体化，深圳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增多，产业布局能更合理地安排，产业发展也有更多的选择。”

而对莞惠来说，它们则都看重了作为华南产业创新及金融中心的深圳对周边地区的强大辐射带动能力：自从2013年广东省将对汕尾与河源的对口帮扶对象由中山调整为深圳后，仅中兴通讯项目带动的关联产值，就有望五年间再造一个河源。

一方面，其大量的传统产业将通过深圳的科技创新成果提质增效；另一方面，深圳的金融产业规模，亦能够为当地创新提供破解瓶颈的渠道。

东莞的积极性，已经在部分临深片区得到体现：包括樟木头、清溪、塘厦、凤岗等地，近年来不断采取措施对接深圳产业。

以凤岗为例，通过实施“揽月”和“造月”计划，重点招引深圳的优质企业和高端产业；且出台了《创新驱动发展扶持奖励暂行办法》，设立1000万元专项资金，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同时，还以“莞深同城”为主题开发房地产项目，为深圳客商投资营造环境。

东莞市内资经济促进中心数据显示：东莞主动承接周边地区高端产业转移，精准招商效果明显，其中在主动对接深圳先进产业溢出方面，2014年引进符合自身产业发展的项目共158宗。

对于惠州来说，因其发展相对落后，深圳对其产业升级的互补性帮助较多；另外，因两地的领导多有渊源，亦使得莞惠的合作度亦较高。而在积极承接深莞两地信息制造产业转移的同时，惠州亦招商发展了一些不依靠两地的重化产业及汽车零部件产业，产业根基正在日渐扎实。

随着深圳产业向东莞、惠州扩散的加快，深圳的技术随之向两市扩散，三地产业分工及企业内部经营要素分置协同效应，也已显出苗头：深圳华为、酷派等品牌将生产落户东莞；TCL通讯研发在深圳、生产放在惠州；比亚迪惠州产业园生产的电池，会被运到深圳基地，成为新能源车动力电池。

此外，因其近年来在科技创新上面的大量投入，东莞也开始为深圳的产业升级创新提供反馈机制：东莞和全国的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20多个新型研发平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它们已累计服务了珠三角2万多家企业，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深圳和惠州。

因利益相通，在粤港“前店后厂”模式诞生30多年后，一种名为“前店后网”的产业升级互利趋势，正在深莞惠三地间显出苗头。

“以往腾笼换鸟的核心，是传统产业在珠三角地区内的扩散，而‘前店后网’则是构建起一个开放性的区域产业及创新体系。城市之间的订单转移模式，逐步转换成技术、资金、科技成果的全方位互通有无。”陈鸿宇说。

在资金合作领域：因广东自贸区于2015年成立，通过前海片区涌入东莞、惠州等地的深港资金，也正在日益增多。

“虽然东莞制造业的日子仍不太好过，但投资于服务业的港深资本已填补进来，整体而言，形势还不算太差。”近期刚刚到东莞等地调研过产业发展的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称。

《财经》记者亦从当地一些投资界人士处获悉：因深港资金组团进入东莞，东莞本地的富余资金，亦开始重新回流本地产业。它们不会直接投入本地项目，而是相信深港等地资金的眼光及投资经验，愿意组团进入。

窗口期

形势趋暖之时，各方对地区间宏观层面合作的需求亦在增强。

“深莞惠三方，经(济)热也要(行)政热。”这是许多周旋三地生意人的共识，否则经济内驱力再强，也会耗损在行政区划固有壁垒带来的摩擦上。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均表示，相比于广佛一体化而言，深莞惠一体化的进展仍有较大提高空间。

广佛组合已形成第二及二、三产业间的结构性互补：佛山偏重白色家电等轻工业，广州则自2000年之后开始造船、汽车等重工业，两地产业多互补、少竞争；且因临近广州这一华南的商业贸易中心及交通物流枢纽，佛山的运输、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依靠广州。

相较之下，在深莞惠“的‘前店后网’合作中，微观（企业产业链自发调节）合作较多，中观（深圳金融市场、风投对莞惠企业对接）开始增多，宏观（政府间产业协调机制）则有待加强”。常年关注深莞经济发展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称。

在现实中，三地的利益合作与冲突往往交织在一起。“各种会议、合作不少。都知道深圳是个富矿，但突破不易。”陈鸿宇称，“松山湖曾请院士研发机器人，但当地无法给其配齐助手，深圳也不愿意为其组建团队，导致项目的进展很慢，因为成果很难计算。”

此外，“相对于深圳的一些边远地区如龙岗等地而言，东莞与其接壤的凤岗发展并不差，可能还相对较好，这会令其产生一种我其实亦有产业根基，为什么一定要做你的跟班、服务于你的心理落差。”本身是东莞人的林江分析称。

深圳和东莞的关系因此变得微妙起来：深圳有现代金融业、创业板和发达的物流业，而东莞多年前就提出打造“珠三角新兴物流城市”的目标。

为避免可能的竞争，林江建议：深圳的金融机构可以进驻东莞，寻找并培育中小企业，推动中小企业上市。而东莞企业则可以依靠深圳金融机构的辅助上市融资，再把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可以引进深圳先进的物流企业，促使东莞物流的发展。

广佛肇“一体化”的经验，或可为深莞惠“一体化”提供部分经验：佛山顺德获得了英德市北郊的清远华侨产业园的25年土地使用权，英德方面下放了属地管理的审批权限，承诺25年内按5∶5的比例与顺德共享产业园的税收、GDP、工业产值，以实现共赢。

此外，为提升三地间宏观合作的可能性，目前各方希望推动两个层面的合作：一方面，增加多层级领导机构的通盘考虑与决策；另一方面，则是要继续努力突破既有观念、行政区域的束缚，将视野转向更为广阔的区域，以拓展更为广泛的“发展腹地”。

一种更为激进的建议，近年来亦在被广泛讨论：在2014年省“两会”的政协广东省第十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致公党广东省委提交提案称，不但要合并深惠莞，更可合并广州佛山、潮州汕头、湛江茂名等，“只有这样，广东才能一方面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又为广东未来发展增强后劲，缩小区域发展差异”。

这份建议主要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一、广东地级市过多规模过小；二、行政区划严重阻碍行政效率和经济发展；三、以城市合并带动城镇化。而在大深圳统一领导及规划之下，就彻底地解决了土地资源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大深圳有可能再次迎来高速增长期。

就在原有三市协调机制尚未落地之时，随着汕尾、河源加入，珠东五市经济圈框架初成，培育城市一体化的有机生长机制，也正在变得愈加复杂。

因在珠江东岸产业走廊上增加了汕尾及河源，深圳的产业转移及成果落地的选择，已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惠州、汕尾及河源三种选择之外，即将于2019年左右开拓的深中通道，也意味着给东莞与深圳合作的窗口期正在日益缩短。”林江说。城市之间的密集竞争与合作，将为制造业升级带来什么样的未来，犹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