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民币币值的压力引发各方关注，解读和对策也众说纷纭。

在社科院张明等人看来，金融账户逆差超过了经常账户顺差，是导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主要原因。这其中，外资外撤与内资外流同时扮演了重要角色，且外资外撤的作用更为显著。外资外撤是过去几年内流入中国进行套利与套汇的信贷资金，在利差收缩与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后的平仓所致，内资会外流主要原因是随着长期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逆转，中国居民开始大量进行“资产美元化、负债本币化”的财务操作。而外资外撤与内资外流的集中发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逆转。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总结2008年金融危机时指出，市场失衡的解决办法，要么让市场通过卖盘高峰来自我修正，要么通过政府干预来推迟调整并可能导致最终的调整结果有更大问题。在过度监管的市场和裙带资本主义市场，市场的自动稳定机制会遭到严重削弱，甚至被完全掏空。

也因此，中国主流学界的意见认为，针对主要来自金融账户的阶段性资本外流压力，货币当局应该更多采用偏市场化手段来加以应对，比如社科院余永定等人即建议以钉住一篮子货币加放宽汇率波动幅度，来实现狙击人民币看空预期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双重目标。

当然，就长远而言，人民币的竞争力主要还是要靠经常账户的持续盈余来保驾护航，而这又取决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当年人民币长久而持续的升值预期，即来源于中国强大的出口竞争能力。当人们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足以对人民币币值形成支持时，其信心即主要来源于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应对中国经济整体增速的趋缓，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更应当被放到重中之重。

日韩等国的教训表明，面对实体经济的不振和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决策部门往往倾向于回避深层次的制度变革，而寄希望于通过金融部门自由化的单兵突进来恢复制造业的竞争力，进而提振实体经济。然而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企业的创新往往有着自身的规律及周期，在转型过渡期，资金供给方式的“自由化”叠加实体经济不振，往往加剧整体经济的泡沫化程度。

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面对来自新兴市场的不断竞争和美欧等国家的开放压力，日本为提振实体经济，推进产业升级，大力推进金融、资本市场自由化。在这一放松管制的过程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大企业银行贷款相对降低，而从资本市场调用资金的比重急速上升。大企业不仅在国内，在海外也积极发债，通过直接金融来筹集资金，并将剩余资金用大额定期存款或股票投资方式运作，大量的资金流入股票市场带来了股价的飞涨。企业筹资手段的多样化，加之非银行机构的入场，激化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银行为了开拓新的顾客群不得不将贷款目标从大企业转向中小企业及个人。资金的易得性并没有如愿即时转化为创新的高潮，而更多是以资产价格泡沫的方式加以呈现。

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表明，过度借贷和过早地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接踵而至的金融动荡的必要条件，而指望通过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也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实体经济的振衰起敝，在金融自由化之外，需要更多“实体”层面改革措施的推进，通过相关公共政策的配套来进一步提升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蔡等人的研究显示，目前在城市就业的1.63亿农民工，因没有城市户口和不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而被抑制的劳动参与率，只有通过使他们获得名副其实的市民身份，才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由此而得以扩大的劳动力供给，可以产生一个延续人口红利、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效应。而更加充分且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可以像工资的不断上涨一样，形成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强烈吸引力，推动劳动力资源在产业之间继续获得优化配置，加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填补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发生后的增长缺口。

格林斯潘曾经指出，金融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最终目的是把一个国家的储蓄加上来自国外的借款转变为对工厂设备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经资本带来风险调整后的最大收益率，并促进这个国家的人均小时产出率的最大提升。这个转变离不开一系列“友好”的制度环节和稳定的宏观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理顺制造业转型升级、金融改革的顺序及节奏和其他配套性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对于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