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锋/文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高速扩张阶段积累不平衡因素，需经历一次深度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经济发展阶段性成功推动要素价格上升与增长动力转换，派生新一波深度结构调整压力。中国经济快速追赶及外部不平衡深度嵌入并推动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使得我国与全球经济调整呈现前所未有互动关系。双重调整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经济运行却尚未走出调整谷底期，2016年可能要面临本轮调整攻坚的新考验。

目前仍处调整攻坚期

与十八大以后决策层“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经济工作总思路相一致，近年中国经济政策优先目标定位于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以激活经济增长微观动力，宏调政策力求保持货币与财政既不放松也不收紧大体中性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出清功能逐步化解早先失衡矛盾，同时采用各种宏观总量性与定向结构性政策工具千方百计稳增长。近年调整失衡已在多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为下个阶段向新周期与结构过渡转变准备必要条件。

周期调整阶段性成效有多方面表现。一是“挤水分”，即利用调整期“宏观相对价格”变动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的过剩产能。二是“去泡沫”，即消化房地产等部门过度扩张失衡与资产价格虚高因素。三是“控杠杆”，即规范各类表外业务影子银行与控制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带来的风险。四是“调预期”，即引导市场转变经济增速回落时政府必然大规模刺激的政策预期以便主动调整。

近年经济结构调整在行业与宏观层面也都有积极活跃表现。如我国产业结构、收入结构、投资结构等不同程度显著改善，经济减速调整背景下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简政放权和改革举措激发市场创新创业活力，不同区域根据自身特点谋求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分化转型格局。2015年暑期我们研究组调研广东、重庆、山西、黑龙江四省市经济，切实感受到深度调整期地方经济普遍面临多重困难考验，也看到各地积极谋求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的活跃表现。

我国经济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虽已取得阶段性进展，然而内外经济环境仍面临诸多不利条件和困难，目前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尚未走出下行调整谷底期。从以下几方面看，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双重调整攻坚期，不排除明年可能要应对面临更大考验才能迎来新一轮景气增长。

1.外部不确定因素与风险

首先是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与风险有增无减。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演变，一个突出表现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全球增长贡献从早先七成到八成左右下降到三成上下，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贡献从早先时期不到三成上升到近年七成上下，其中我国增量贡献率在四成上下，高于“七国集团”（G7）整体贡献率。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格局朝更加多元与比较平衡方向转变：如近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量贡献大约七成来自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FDI绝大部分仍来自发达国家，然而ODI一半以上流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项目接近九成分布在广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

全球经济格局趋势性演变对中国意味着长期机遇与短中期风险。从长期看，中国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并推动其经济成长，将有助于形成比较平衡并对我国发展更为有利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国决策层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与这一历史趋势相契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新开放方针折射上述时代诉求。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持续发展追赶形势下，如果发达国家不能通过调整创新成功拓展全球技术产业前沿从而动态保持产业结构相对领先度，会面临开放条件下潜在增速走低的新挑战。发达国家仍拥有国际货币体系掌控权等历史遗产，仍能通过超常宽松货币与宏观政策支撑局面，然而会长期面临新兴经济体相对竞争力提升与追赶的挑战。

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外部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受通缩恐惧论理论范式引导与“涨掉债务”政策动机影响，美联储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打击“急救室”后多年实施超宽货币政策。虽然量化宽松与零利率大剂量刺激措施有助于提振资产价格，对其经济弱势复苏发挥支持作用，然而也在经济体内诱致与积累新的金融脆弱性与资产泡沫因素。意识到风险积累潜在危险最近退出零利率政策，然而利率常态化转变有可能打破美国经济脆弱复苏平衡，也可能会激活新一轮资产价格下行调整并派生经济减速与衰退风险。与美国经济困境比较，欧元区与日本经济纠结更多前景更为黯淡，构成全球经济的潜在新风险源。

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结构存在多方面问题，不少发展中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各种脆弱性因素困扰。全球经济增速走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美国调整货币政策等，都可能对新兴经济体带来调整压力并引发波动甚至危机。今后几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针对外部环境的潜在新风险源甚至新危机冲击，中国不仅要实施正确政策保持国内经济稳健运行，还要准备在万一发生新外部冲击时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国际合作行动。

2.国内调整仍有多重挑战

一是消化产能过剩与过量库存的“去产能”“去库存”过程尚未完成。目前工业品价格仍在下行探底，显示早先上游部门产能过剩仍在释放消化过程中，对制造业投资企稳回升产生制约作用。又如在房地产行业虽然商品房销售已开始回升，个别城市甚至再现火爆行情，然而楼市回暖仍局限于部分地区，回升行情稳定性有待观察；另外房地产行业从销售回暖到投资回升通常存在1年－2年滞后期，房地产投资下行和低位调整尚未结束。目前在投资领域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支撑局面，要等到消化工业产能过剩与房地产过量库存大体完成后，整体投资才有望恢复自主较快增长并实现经济周期转换。

二是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激活存量资源面临特殊困难。失衡调整持续深入到水落石出阶段，需要借助市场出清机制优胜劣汰，允许效率低下并失去市场自生能力企业依法退出以重组资源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如果一些需要退出企业依靠外部输血勉强支撑甚至变成僵死企业，一些杠杆率过高甚至资不抵债机构受到政策保护难以重组清盘，会妨碍调整进程顺利推进。

三是目前面临两类金融风险压力上升局面。一类是景气扩张期积累失衡因素传导并外化为金融风险，表现为近年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尤其是“次级类”与“可疑类”贷款比例较快增长，个别市场信用违约事件发生，这类风险因素在下行调整最后阶段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另外近年一些实质具有庞兹融资属性的商业模式以金融创新等概念包装流行，在互联网金融渗透力空前提升环境下，融资规模在较短时间可能扩大到百亿元量级的惊人规模。这类与通常周期下行阶段不良贷款增加等传统风险形成机制不同的新金融风险，其滋长繁衍速度快与潜在冲击大，尤其需要重视与专门应对。

四是结构调整新旧交替处于相持阶段。近年调整深化大环境下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活跃成长有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然而目前新动力尚不足以抵消传统行业增长周期回落与趋势走缓因素影响，沿海与中西部不少地区经济活跃增长尚不足抵消资源密集省区调整派生下行压力。某些资源密集地区经济下行困难与早先国企改革不够充分派生冗员困难相互交织，增添经济形势复杂程度。

3.谋求改革突破面临困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力推新时期改革开放系统突破，是保证双重调整最终完成并迎来新一轮强景气增长的根本保障条件。十八大以来最高决策层制定了三中全会系统改革规划，并在人口政策调整、金融市场化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指出，“在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要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一如既往坚持改革优先的施政总思路。

然而推进改革开放实际步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仍不能很好适应，在关键改革领域谋求系统突破受既得利益格局阻碍，也面临不适应经济现代化实践的传统思想观念制约，改革面临“爬坡过坎”、“壮士断腕”困难超出预期。如果不能克服多重障碍实现关键领域改革的系统突破，可能会使经济运行在低位和下行阶段盘桓滞留过久，也可能使经济走出下行低谷后面临增长后劲不足的浅复苏或弱景气局面，甚至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与弱势增长组合而成的某种滞胀状态。需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双重调整最后阶段挑战，力推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开放性市场经济体制以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为中国经济后续强景气复苏与持续较快追赶创造必要条件。

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前景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追赶提速，人均GDP从世纪初1000多美元增长到去年7500美元上下，从较低中等收入快速提升到较高中等收入水平。根据我国经济追赶历史表现与现实情况推测，目前这轮调整如能最终完成并向强景气增长转换，我国经济在新一轮景气成长阶段应能达到人均收入1.5万美元上下水平，初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目标，同时经济总量也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因而，本轮经济调整前景及其决定的我国未来五年至十年经济成长状态，在我国经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塑造了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并保证经济周期转换平顺推进，有必要加大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政策举措。然而要实现经济后续强有力回升，并在新一轮景气成长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则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双重调整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需要在关键领域深化改革以显著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需要充分释放市场创新力量激活新经济增长因素，需要更好发挥新兴大国能动性并有效拓展全球经济增长空间。

第一，全面辩证认识近年经济调整期形势特点，增强保持定力与主动积极调整的信心。既要重视GDP增速回落派生的严峻困难，也要看到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合意变化与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利益；既要看到调整期传统部门特别是上游工业部门调减产能过剩派生的阵痛，也要看到新行业、新产品、新业态活跃生长；既要看到资源密集省份面临的特殊困难，也要看到大部分中西部省区市经济“弯道追赶”新亮点；既要看到一般物价下降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困难并积极追加充实稳增长措施加以应对，也要看到由此派生的“宏观相对价格”变动对产能过剩提供市场化调节功能。在全面认识形势基础上坚定和增强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的信心，把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政策结合起来，把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与鼓励创新政策结合起来，把对内深化改革与对外扩大开放结合起来，把直面调整挑战与防范化解风险政策结合起来，推进完成双重调整并为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第二，充实加强稳增长逆周期调节政策以适度扩大总需求。要发挥财政政策具有较好定向瞄准并能有效撬动民间资金的功能，在目前企业杠杆率较高而中央政府债务率较低形势下，适度加大利用财政手段稳增长的政策力度。可阶段性提高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率并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动态评估与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以支持结构性减税、增加民生支出与支持基础设施项目。要利用全球经济调整期大宗商品和资本品价格较低有利条件，继续大规模建设必要的地上地下基础设施，为我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提供必要硬件条件。要结合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目标，总结推广PPP经验以调动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化建设。要继续实施棚户区改造等改善民生项目。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灵活方针，为改革调整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需在保持充足流动性与防范出现新泡沫之间保持平衡，在政策工具创新与利用传统工具上保持平衡，适当加大退出高位存准率等总量工具力度以保持货币总量适度增长，同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

第三，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双重调整。一要疏通“有序退出”路径为更好利用市场机制治理产能过剩创造必要政策条件，保证企业必要的破产重组与市场出清在法制轨道上有序展开。要实施配套性财税政策支持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目标，设立转型基金帮助特定地区面临特殊困难的资源性企业一次性转移或退出。二要实施组合措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不仅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还要通过简政放权降低企业运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过高税收和缴费负担，降低供给方具有垄断特点的土地、电力、物流等要素和投入成本。三要把推进城市化长期目标与房地产周期调整目标结合起来，使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与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同时发挥助推房地产“去库存”调整目标。四要重视我国粮食周期调整动向和影响，从探索耕地轮作休耕、减少流通价格干预、扩大农业开放等方面系统谋划，标本兼治新一轮粮食相对过剩并“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第四，锐意推进关键领域制度性改革。中共十八大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通过推进市场取向制度性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与激活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当代经济起飞追赶的最根本动力。要加快推出实施既能提振改革信心又能助推经济增长的改革举措，果断摘取改革地平线上“早已低垂的果实”。可分步骤取消与计划经济城乡隔绝要求相联系的户口管制制度，在农地普遍确权基础上尽快取消对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和流转权的限制，赋予农民在择居择业与子女受教育方面更为充分的公民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并进一步激发被抑制的城市化发展潜能。要大范围减少对行业投资的准入管制与所有制歧视以释放社会投资潜能，减少医疗卫生与教育领域准入管制并扩大这些领域对外开放度，让这些收入弹性较高部门更好发挥助推潜在增长作用。要站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全部成就与中国崛起带动全球格局快速演变的当代高度，在全面认识总结新中国经济体制选择与经济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拓宽改革开放与经济现代化实践所需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空间。

第五，公众政策与市场力量互相补充，底层创新与高端研发齐头并进，鼓励培育创新驱动新增长模式。随着世纪初农业劳动力转移高峰远去以及重工业部门集群外延扩张接近峰值，未来中国经济将越发呈现结构多样化与动力分散化特点。目前我国一线城市6000多万人口平均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全球高收入水平，沿海几个最发达省区约3亿人口人均收入已接近高收入水平，经济增长正从早先主要通过模仿创新追赶逐步转向模仿与原发创新并重追赶。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要通过公共财政和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科技研发，加快培育其前沿创新能力；要通过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培育推动增长的市场草根力量推动增长。顺应新信息技术与各类传统与新兴行业融合大趋势，积极实施鼓励“互联网+”政策方针，以改革创新为取向积极化解新兴业态生长与原有利益格局的摩擦矛盾。要发挥市场激励机制与政策引导作用，鼓励各类企业改进产品质量与提高服务品质，培育营造质量为王与品质第一的企业文化与社会氛围，通过一场持久的“品质革命”破解国内经济供给能力与中高收入阶段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结构不一致的矛盾。

第六，要发挥新兴大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引领作用。新世纪中国开放追赶提速以来，中国作为最大增量贡献国无论在影响全球经济短期增长还是塑造未来发展格局的能力方面都有实质性提升。“大象无法藏身于树后”，应全面分析评估我国经济能动性增大的客观事实，在深化国内结构性改革健全制度同时，主动设计实施兼利中外的开放发展政策。要扎实推动“一带一路”行动计划，通过“五通”融合在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培育新增长点，同时不断总结经验防范风险存利去害，在快速演变的多极世界中发挥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作用。要利用我国今年举办G20峰会的机遇，在多边场合积极倡导通过深化结构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与推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理念，回应一段时期国际主流社会过于依赖短期刺激政策应对长期经济结构问题的政策偏向。

第七，防范多重风险，对超预期小概率事件冲击未雨绸缪。经济调整最后阶段各种矛盾和压力加大，可能诱致相关政策动作变形导致旧泡沫尚未化解又促成新泡沫，这方面变化与已有金融风险释放相互交织可能派生新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延缓拖累双重调整顺利推进。部分发达国家多年超宽刺激政策推动下形成的金融脆弱性与新泡沫因素，随着刺激政策退出与国际形势演变也存在较大变数甚至可能再次引发危机冲击，从外部加剧我国经济周期转变的困难。我国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并“入篮”成就显著，然而也会对我国未来应对外部冲击在政策选择空间上构成新的限制。需动态管理与充实银行系统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与拨备资金以减少其系统脆弱性，加强对金融风险触发因素研究预判以增加应对来自内部外部金融风险释放冲击的预见性与主动性。针对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大势与中国经济开放度与影响力提升的客观现实，需动态评估全球主要经济体形势演变以求并对外部潜在危机冲击有备无患。需加强宏观经济审慎措施，健全增强社会政策托底功能，以便在小概率逆向情景发生时沉稳应对并争取最为有利的结果。（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