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弘/文

1985年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倒回未来》，讲的是一个痴迷的教授发明了时间机器。阴差阳错，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不小心登上了它，在自己尚未出世的某个过去，见到了自己正在恋爱的父母，穿越了已知、但又充满了不确定的“未来”。“倒回未来”后来成为一种思维方法，就是从现实一步步退回到历史深处，寻找“未来”走过的自然的、但非必然的道路。登上时间机器，倒游金融的“未来”，我看到了五个金融大时代。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个充满传奇的白银时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大明的万历皇帝，亲手推开了现代金融的第一道大门。西班牙人和南美原住民为全球贸易创造出第一笔世界货币。1588年，更强悍、更野蛮、更为精于组织的英国人撵走了西班牙人，成了世界货币的新主人。跟着哗哗流入东方的白银，我们见证了大明万历九年即1581年，首辅张居正以“一条鞭法”命名的白银税赋改革。1600年英皇授予特许权给英国东印度公司，使原本荷兰人拿手的东西贸易，在英国人手里登峰造极。1699年，是大清应当铭记的年份，那一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抵达广州。中国人从此遭遇了200多年的大麻烦。

徜徉在伦敦——兴盛了几百年的英行时代，我们相遇了西方最具创意和执行力的民族。1694年英格兰银行获得皇家特许，尊为唯一；1844年的《银行法》又别出心裁，把它一分为二，英行的一纸钞票被议会确认为“法定”的货币。金本位1819年在伦敦被正式采用，早于德国50多年。英国人创造的奇迹是，不仅是为帝国的利益，控制了世界货币，而且连着几个世纪，为全世界订立金融的规矩。全球霸权，靠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更是规则的操控力。1912年，美国学会了英国人的这套游戏，成立了联邦储备系统，有了全国统一的货币。在两个讲着同一语言的老对手之间，世界的金融霸权开始第二次转移。

从西方统治角度看，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大分流时代。18世纪中叶，英国普遍发生工业革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1794年，来华觐见乾隆皇帝的英王乔治三世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发现东方有一个大市场，但坐落在一座豪华的龙船上，逆西风东渐，心满意足地停泊在巨浪即将来袭的太平洋。1840年英国和大清为鸦片和白银开战，尘埃落定，1847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英资银行。一边是西方科技为世界经济加速，资本为“全球化”镀金；另一边却是1895年东方帝国可悲的甲午战败。匪夷所思的是，和世界大潮分流的大清朝廷，自己的末路命财政，竟然悬于它所痛恨的西方人，含着笑意给予的外债施舍。

在这个时代，中国人终于明白了集中财政金融大权的极端重要性，不管权力是集在官商、革命党、军阀，还是在政府手中。1897年招商银行成立，规模虽小，却是第一代官商资本集权。1928年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成立中央银行，政府同时掌握中央财政金融大权。1933年依据法律“废两改元”，再推法币，结束了千年的货币混乱。194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第一件事就是垄断国家货币发行权，和集中统一全国财权。经历了大战与危机的西方，在这个时代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1933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都是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手段，加强了权力对国内国际经济的集中控制。

最后，迎接我们的是星光闪耀的精英时代。首先被请上舞台的就是纽约的老摩根，1912年他在国会听证，金融的灯光从此更多地聚焦在个人。“二战”后，央行的体制机制与世界霸权相对定型，和平年代为金融发展提供了最友好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里根和撒彻尔夫人上台，企业家和市场获得了更大自由空间。1999年美国终止了1933年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着金融家影响力空前强大。1971年在瑞士达沃斯创立的“世界经济论坛”是个例子。1987年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金融创新驶入快行道。拥有知识产权的精英们连接着市场、机构、社会、政府和国际，他们的思考与举动，从未像今天，成为解读金融以至世界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穿越了五个金融时代，时间刻度被我们再次拉长。英国20世纪的伟人丘吉尔曾说过：“向后你可以看多远，向前你就可能看多远。”低首回味长长的时代画卷，我们在寻找的不是关于今天或明天的答案，而是“远见”，一种跳出现实、向后和向前双向的“远见”。

我们到底找到了什么？财富、权力、人性、危机，抑或战争？金融在现代社会的进化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不同的角度，每个人都可能对“远见”有着自己的解读。

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1526年告诫执政者：“凡国家所以即于衰亡，其原因不一端。我所最畏者，厥为四事：曰内乱，曰疫瘴，曰土地之匮乏，曰货币之恶劣。”恶币误国，早已有先例。

亚当·斯密1776年向求富的国民解说：“银行家最精明之处，并不是在那里看着资本不停地增长，而是把其中一部分资本积极有效地投入使用。”

马克思对货币和商品经济深有研究，但对资本却没有好印象。在《资本论》中，他指着贪婪的资本家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列宁也很反感资本，总想剥去资本输出的高雅外衣。

熊彼特和凯恩斯的话，对理解几百年来人类在金融进化上所作的努力，最有启发。熊彼特想要回答的，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国民财富创造的问题。他的答案是，那不取决于一个民族占有了多少资源，而在于它如何整合利用已有资源。他点出了决定工商活动效率的三个最重要因素——创新、企业家精神和信用。在熊彼特的时代，脱离贫困的苦海，只是在欧美获得了一些成绩，一共才有不超过几十年的经历。他希望国民明白，要摆脱贫困，就要支持企业家创新，那是比任何政府或善行更为有效的选择。

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同一个时代，英国出了许多小说家，他们用充满情感的犀利笔触，揭示了19世纪资本社会的演变。有一个很感人的中篇叫《从南到北》，出自曼彻斯特女作家贾斯鹄之手，它讲了一个生活在英国传统南方田园的善良女孩玛格丽特，到了北方的“世界工厂”，看到那里机器的压榨，工业家的无情，从心底迸发出对贫困的怜悯和对资本的愤怒。但几年在北方的生活，却让玛格丽特最终走进了一位年轻的工业家约翰的心灵。在那里，她除了看到拼命挣钱的欲望，也看了约翰如何用铁的纪律约束工人，为做得更好绞尽脑汁，在市场竞争及工会斗争中百折不挠。在一场危机中，约翰的资金链断裂，工厂关闭，工人们被遣散。亲眼见到厂房荒芜、工人失业彷徨，玛格丽特的良知被深深震撼。破产，不但是工业家，也是工人们最可怕的遭遇。

在这样的故事里，马克思看到的是阶级矛盾。熊彼特却好似和我们一起看电视，里面有个人的悲欢离合。马克思要砸碎的东西，在熊彼特看来却是珍贵无比。无论企业家怎样充满激情，精于战略，果决坚定，离开了必要的环境，他将一事无成。在这个环境里，熊彼特放进去了财产权、自由贸易、稳定的货币……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资本，必须源源不断并价格合理。现代金融家的存在，在熊彼特的理论里得到了升华。为了创造财富摆脱贫困，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和幸福，企业家必须要不断创新，金融家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环境。金融，因此负有一个伟大的使命。

另一位大师凯恩斯，让我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着金融的使命。“一战”结束后，凯恩斯到过德国，亲眼见到由于没有贷款，德国的银行家们如热锅上的蚂蚁，对获得救援食品与物资奔波算计。他也在法国参加了“巴黎和会”，深感西方政治家们对经济、民生是和平的保障毫无概念。凯恩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的世界怎样才能生存，寻求生存的人类怎样才能共存？战争和经济危机使他认识到，进步不是必然的，发展、和平、摆脱贫困不是必然的，公平与正义更不是必然的。正是怀着这样的忧虑，凯恩斯把握有政治大权的政府，拉进了经济市场。他给政府的不是一种特权，而是责任，是使命。

财政和金融，在凯恩斯眼中是政府实现使命的工具，绝不应当把聚敛和操纵当成目的。1939年，英国为战时财政，搞出了10亿英镑的赤字，凯恩斯是不是应当高兴，因为政府采用了他的理论？没有，凯恩斯认为这么大的赤字是错的，因为英国的就业从15％降到4％，政府不必要滥用财政政策。凯恩斯一生为自己的理论和很多经济学家争论过。对于他与哈耶克的争论，撒维亚·纳沙告诉我们一个小插曲。1944年，在读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后，凯恩斯连声叫好。他对坐在身边的朋友鲁宾说，有时计划和自由是完全可以相容的，特别是那些做计划的人和我们（他自己和哈耶克）有着同样的价值观。丘吉尔和罗斯福不是都搞过战时统治经济吗，凯恩斯说，但他们没有像希特勒或斯大林，把我们带向集权社会。凯恩斯的意思是直指人心，真正的危险就是在于人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干的。

其实，远见不远见，并不重要，读史看画，知道这些逸闻趣事就行了。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千变万化，金融史上曾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想法永远不会再改变；还有那么一些跨越时空的画面，带着永恒的韵味，等待着后人旧史重游，编织自己所相信的金融“未来”。

作者为资深投行人士，本文节选自《图说金融史》，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