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纲/文

盛洪的新书《儒学的经济学解释》，在我看来应该叫做《儒学与经济学》，而不是一本用经济学解释儒学，或者是用儒学解释经济学的书。儒学和经济学互相解释，背后是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二者有重合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区别。

经济学解决不了公共问题

个人的幸福只有个人知道。在公共事务、公共利益怎么处理的层面，经济学的解释力相当有限。我们不能简单去说在公共事务中也存在帕累托最优，利益冲突中没有人受损失的情况

哲学和经济学是有区别的。首先说，经济学是有局限的。经济学解决私人物品和个人利益问题，用交换能解决的，经济学都可以解释。只要属于个人利益，只要能够交换，只要有界定清楚的边界，经济学就都能解决。甚至，经济学也可以用一些近似的方法，把外部性近似到内部性，把不可计算的想办法用经济学的框架来计算，本来受损失的人用补贴的办法使他没受损失，来解决公共利益的计算问题。但总体上来说，经济学只要超过个人利益，一超出个人的领域到公共事务层面，经济学的解释力就有限了。

个人的幸福只有个人知道。在公共事务、公共利益怎么处理的层面，经济学的解释力相当有限。我们不能简单去说在公共事务中也存在帕累托最优，利益冲突中没有人受损失的情况。一致同意的情况太少了，幸福不可说明，不可以比较，不能经济学家说你幸福就幸福了，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可做的事情非常少。

虽然后来发展出了政治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但是总的来讲，很多东西仍是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宪法的来源一个是利益，一个是宗教，盛洪的书里也非常强调宗教的传统。宗教的意思就是，有些解决争端的思维方法是超越利益的，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方法，有些事情就无法解决。宗教为什么能够起到维系社会的作用，就是因为宗教提供这些东西和价值观，这些东西严格说来是社会政治，是哲学反映，或者神学范畴，是属于宗教意识形态的东西。

读完这本书，我有一个体会，道德的概念可以二分法，一种叫行为美德，一种是公共理性。行为美德就是讲私人道德，公共理性是讲天下怎么和谐、怎么组织，使大家安居乐业。后者不是一般人想的，也不是一般概念中的美德、伦理，而我们通常强调美德而忽视了公共理性原则。

经济学把道德美德和价值判断作为前提接受它，将其作为行为函数。我们的行为约束、偏好，就是价值判断，但是我们的研究角度不是这个，经济学不能决定伦理是什么，经济学不能假定你能不能损人利己，或者利他。亚当·斯密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但是，那是先为自己，后为他人，是有次序的。

而我们的美德是，你要先为他人，大公无私，非得是把自己钱给别人花，才叫美德，这跟英美人在制度设计时对人的假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往往就是这个目的，不损人利己叫美德。但经济学其实不否定损人利己，而经济学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假定所有人都没有道德，假定所有人都损人利己，或者就是经济人，以自己私利为最大化，但怎么防止损害别人利益，经济学靠制度，不靠道德说教。经济学不是靠道德教化而是靠制度约束人。

经济学只要界定、给定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给定了个人经济人的概念，给定了利益最大化的概念，公共行为的事情就只能用均衡的办法，只能用价格之外利益均衡的办法处理，经济学没法超越它，超越它经济学就给不了答案。只要不是帕累托改进，只要一个人受损失就没法论证这件事。而哲学、公共理性、政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让一步，都受点损失，将来这个事才能更好，你们都别在这给我杠上。这种解决问题的思维，跟经济学家是不太一样的。

经济学家里头也有一部分公共经济学家，在解决公共的问题。但是严格说来，经济学家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均衡概念当中还是帕累托最优概念，不能有一个人受损失，有一个人受损失，经济学家就做不了判断。法官的工具除了利益均衡之外还有正义，还有法律程序这些东西，而我们经济学家没有。

在这个意义上，用非经济学的方法去解决公共理性的问题，判断公共事务中可能有人要受损失是一件好事。这些损失可以使我们能够进步，对整个社会有好处，对下一代有好处。比如环保的问题，还有体制改革的问题，都应该使用超越经济学的思维。体制改革为什么改不动，因为在利益集团那卡住了，每个人都只能允许帕累托改进，改国企不是帕累托改进，就卡住了。最早过渡经济学文章提出非帕累托改变，相对应改革的问题都是非帕累托改进，得有人受损失，没人受损失多数情况改不动。中国唯一的一个帕累托改进，是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的大队书记、大队长和普通民众都从中受益才行。要改革必须超越经济学，必须是一个政治考量，必须有经济学之外的工具和理性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认真思考公共理性

中国公共理性的缺失原因很多，跟宗教的缺乏和历史传统的被打断都有关系。儒学是宗教的哲学，一种关于公共理性的思想集合。它可以为当下的中国人提供宪政的伦理基础，或者叫做正义基础

我最近看过研究香港政治体制的文章，觉得挺有启发。西方的三权鼎立概念，是让总统代表全民的利益。总统是政党选出来的，因此总统有两重身份，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精英，就是君子，就不是儒家学说中的小人，而是能够比别人多想一层，能想公共利益，想家国天下的事情。

小人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贬义，只是没有公共理性，喻意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性人、普通人。君子可以同时是小人，而小人只是小人，做不了君子。君子和精英也得生老病死，也是一般的人，经济社会当中买东西少给我一分钱我也不干，也有经济理性。但我们同时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就要有公共理性，比小人想得远一些。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君子同时思考公共理性，小人只负责思考经济理性。

美国是总统假定既是政治家又是知识精英。国会里的议员纯粹是政治家，政治家是利益团体，就是互相斗、互相掐。但对总统的要求就有点高高在上，尽管总统是政党选出来的，但是一旦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就要超越政党的利益去想全国的事情、想整体的事情。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又设计了另一个司法制度，所谓大法官制度，把公共知识理性的责任交给大法官。国会负责利益，大法官负责公共利益，总统则兼有二者之能。

但是，三权鼎立的架构，现在也面临严重的政治衰败问题。总统和大法官也有政治色彩，是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就失去了强有力的知识精英的行政能力，很多事情就开始走向政治衰败。而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制度是官僚体制，官僚选出的总理有行政权，议会可以跟他冲突，但是只要选出了总理，他就有充分多数权力，他的地位和多数票是正比例的、一致的。因此英国不像美国那样对行政无能，英国这种制度完全可以行政有效，是精英执政。一方面，执政党可以考虑全国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官僚体系，就是文官体系也在考虑全国的问题。而且，英国也还有一个大法官去制衡。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家和精英统一的制度。一旦是总统或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一定想全国的事情，尽管他有他的利益基础。整个管理行政系统的人也都是精英。因此与英国的制度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但是，如何体现知识精英的公共理性，我们现在非常欠缺制度层面的设计。孔夫子思考的问题是精英和皇帝，和行政是一致的。他所谓道德伦理、仁义礼智信、君子概念都是一体的，我们现在仍然传续他一体化的概念。尽管出了很多问题，但是一体化的概念没有变，皇帝的德治跟法治要结合起来，要公共思考，想天下子民的利益，要把德的范畴提高到最高的程度，把它贯穿到行政当中去，让行政有充分的权力来管。但是，没有权力分立的制度设计的坏处是，一旦有了明君我们就有了盛世，一旦有了暴君天下就轮回。成也它，败也它，我们总寄希望于出现明君。这就比较糟糕。

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美国的开创者其实不仅依靠宗教信仰，也依靠杰弗森这些人对欧洲千年历史的思考，依赖历史的智慧。通过学习历史，知道最好的统治是什么样的统治，最好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宗教起了一个作用，他告诉信众，人都是人，都是上帝子民，如果理解上帝旨意的话，怎么现实格物致知，要面壁思考过去历史，从过去历史当中接近上帝，接近完美的制度。

中国公共理性的缺失原因很多，跟宗教的缺乏和历史传统的被打断都有关系。中国今天要解决公共理性的资源来源，就不要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因为儒学贯穿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将来也可能贯穿于政治宪法框架当中。儒学是宗教的哲学，或者哲学的宗教，或者具有相当于宗教的部分功能，但它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一种关于公共理性的思想集合。它可以为当下的中国人提供宪政的伦理基础，或者叫做正义基础。

再加上经济学的利益考量，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好的制度。经济学可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但是超越经济学的就是政治问题。公共选择就是政治，不能用经济学的框架来解决，这也是我们探讨儒学最重要的意义。经济学必须与儒学相结合，来为中国人的公共理性提供思想资源。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经济学可以解释儒学，而是儒学和经济学缺一不可，经济学替代不了哲学，哲学也不能够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超越经济学的哲学，来处理这些问题，处理的实际是什么呢？宪政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但是政治问题也是处理人们利益关系的，超越了经济利益，经济学能够分析的利益关系之外的那个利益。

谁来传递公共理性？

知识精英要起的作用，一方面是建立一种制度，从顶层的制度要具体经营制度，然后要维护这个制度的实施，而不是考虑这个时候道德说教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最高层次上，所谓的宪法层次上没有宗教传统。我们没有宗教，又批了儒家，所以我们的社会没有公共理性。中国人总爱说知识分子是传道的，我宁可不用道这个词，知识分子是传递公共理性的。公共理性就是，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理性思维来解决公共问题，使得社会怎么和谐、怎么运作。

但是，归根结底问题就是，谁是那些主动承担公共理性的公共知识精英，如果大家都没有知识精英，这事怎么办？如果大家都没有美德，都道德沦丧，我们大家都不想这问题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无解。知识界有些人连基本“小人”的美德都没了，处处知识腐败。另外更多人比如经济学家想的是现实问题，经济怎么发展，通货膨胀怎么着了，这些思考都很功利、很现实。主流经济学家忙于天天要解决那些主流关心的现实问题，而这些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有时候看起来不是很容易击破的。

话说到底，我们进入道德沦丧的时代，我们怎么来建立公共理性呢？光靠说教行不行，说教没人听，还得找一个好的方法。

首先处在这个时代，知识精英确实很稀缺。而且特别是经济学界尤其稀缺。经济学变成了显学，博士生毕业找的工作也都不错，所以没有人真正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很焦虑也没用。大概要经历一个时期，什么时期呢？就是经济的发展真正到了下一代，有了一批衣食无忧的学者。知识精英就这么来的。我们所崇拜的当年那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贵族出身。钱学森订婚的时候，送给他未婚妻的是一架白色三角大钢琴。我跟我导师说，你当时30年代出国东京留学，你们家一定良田万亩，你衣食无忧，因此你想的都是道德文章。现在知识分子都是从山沟里刚考出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不想点那些问题？而且大科学家，我们老说西方学校就是为了好奇心而学，那牛顿坐在那吃饱了撑的没事看着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才想天体的事情。

我接触过一些英国贵族，你能感觉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发展中国家之间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早超脱了，我根本都不想。我们现在缺君子的背景，缺贵族。有人也许会说我，经济学家说这个干什么，经济学家要解决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企业已经这么不景气了。但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就得多少有些超越的人去思考一些超越性的事。我现在有点理解当时胡适他们为什么那样着急改变中国，是因为中国当时那么落后啊。

儒家为君子的精神培养提供了精神资源，君子之道，就是精英养成之道，就是培养君子而不是小人，去主动思考公共理性，传达公共理性的人。但是，儒家的表达需要现代化和通俗化。儒家的话语体系是说教型的，说教人们不喜欢。因此，儒学的当代表达，第一怎么能够切合理论的本身含义，第二怎么让公众更加理解就需要注意。中国回到宗教时代已经不可能了，时代已经过去了。宗教是人类年轻时候童年的产物，你过着青年生活，重新变成宗教怎么可能。

但是回到儒学是不是对，是不是好，这个固然可以讨论。但是，到了现在你怎么去跟9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说，让他们真正接受儒家文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本书讲我们的传统，也吸收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宗教、科学的东西，理性的东西有比较开放的概念。另外文化精英，比如学文化，学文学的，学历史的，不是学经济学没用了，其实经济学是非常有用的，对建立理性思考，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都是非常有用的。

道德有两层意义。毕竟儒学讲美德，我当时说经济不讲道德，最重点针对的问题是当时有一些经济学家拿道德出来说话，批路上走的人吐口痰说自私自利，这是批小人，不是批制度，这是道德说教的办法。而且让大家做好事学雷锋，这种已经是纯粹道德先生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大家都是雷锋社会就乱了，茅老师老强调这个，都不出钱，都找关系，这个就乱了，生意就是生意，市场的秩序还要维持。知识精英要起的作用，一方面是建立一种制度，从顶层的制度要具体经营制度，然后要维护这个制度的实施，而不是考虑这个时候道德说教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更愿意强调知识分子载道的作用，应该更多载公共理性、载天下原则，天下国家公共利益的制度，而不是去进行一般道德说教的事情。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作者在2015年12月15日盛洪《儒学的经济学解释》品鉴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