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兴元/文

美国政坛有位老政治家，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前共和党众议员，他的理念和眼界已经远远超越了当前的美国两大党，是美国“倾茶党”运动的“思想教父”，他就是荣·保罗（Ron Paul）。保罗出生于1935年8月20日，是一位美国医生，1957年于盖兹堡学院获得了生物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1961年于杜克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荣·保罗的《繁荣的支柱》一书的中文版将要诞生。该书英文版出版于2008年。除了第二章，全书集中了其从政多年的许多演讲稿。中文版外加2012年保罗国会退休演讲。

保罗是一位奥地利经济学派思想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保罗受到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影响，其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他还在做住院医师时。当时他就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地利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哈耶克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所触动。受其启发，保罗读了许多相关的著作包括自由至上主义者安·兰德和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等人的作品。他开始结交一些经济学家如汉斯·森霍兹和穆瑞·罗斯巴德，在他们的影响下对学习经济学，尤其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了兴趣。

保罗的政治生涯与政策主张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背弃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宣布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彻底和黄金脱钩。这时，保罗开始相信奥地利经济学家所说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一天，这位年轻的医生决定从政。以后他回忆道：“这天之后，所有的钱将不再具有任何真实的价值，而只具有政治意义了。”保罗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带入其政治舞台，将其运用于对公共政策以及政治本身的分析，从而独树一帜，提出自己的政策和政治主张。他把这种执着行动既视为自己的政治态度，也视为对其他政治家和公民的教育。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尤其是米塞斯的思想，是保罗政治和公共政策主张的思想根基。保罗1988年获得美国自由党总统候选人提名，2008年和2012年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失败。他在竞选活动中，尽管被主流媒体所忽视，却吸引了一大群极其热情富有活力的追随者。他的追随者们使用网络和各种社会关系发起了一场来自底层的社会运动。

他批评共和党，认为这个党已经抛弃了宪法强调的小政府原则。他支持减税和自由市场，反对联邦储备体系，认为应该恢复金本位。在伊拉克方面他持强烈的反战立场。他号召撤销许多联邦政府机构比如联邦调查局和联邦缉毒局，取消个人所得税，废除所有的社保计划，并且反对全民医保。保罗支持结束毒品战争，支持在联邦政府层面合法化大麻。尽管得到了某些团体的强烈支持，保罗两度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选，均没能赢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保罗所发起的运动被称为“荣·保罗革命”，他是“捍卫自由运动组织”的领导人，也是后来美国“茶党”运动的“精神教父”。

保罗支持自由放任市场体制的观点以及反对种种福利国家的观点，与米塞斯、罗斯巴德和安兰德相同。他支持金本位的观点，与米塞斯和早期的哈耶克相同，与晚年的哈耶克和罗斯巴德不同。晚年哈耶克和罗斯巴德都支持货币竞争方案，即支持由私人银行竞争性地发行货币。他也是米塞斯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在其政治活动中广泛宣传和运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经济思想，是位多产作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理论题材的著作，立基于奥地利经济学和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理念。

奥地利学派的观念

奥地利经济学派属于一种有关人的行动的经济学，一种有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经济学。该学派是一整套前后一致的精粹思想、理论和方法论的独特组合。

虽然在经济学史上奥地利学派的很多思想、理论和方法论渐渐纳入主流经济学，人们在主流经济学中可以找到其很多踪迹，但是主流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风头盖过一切。而且，习惯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个经济现象，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不能因为新古典经济学中已经融入了某种奥地利学派的或者类似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理论或者方法论，就认为不存在弘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的必要性。

我们在此可以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有关“竞争”和“垄断”的不同观点为例加以说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开放市场中企业基于更大效率会导致“垄断”，对于罗斯巴德而言，那属于“竞争”，而非“垄断”。他认为，只要存在自由的市场进入，就存在“竞争”；只有一种“垄断”，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行政垄断”。新古典经济学家会对其心目中的“垄断”开出错误的药方：比如美国AT&T公司曾经按此惨遭分拆。但是，针对同一经济现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会强调开放通信服务市场准入的正确药方。目前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这种基于较大效率形成的“垄断”有了更大的容忍，其部分原因就是在于他们接受了对这种公共政策“解决方案”的各种批评。但其认识论并没有得到纠正。

此外，在保罗和奥地利学派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均衡观也有重大缺陷。新古典经济学提倡完全竞争范式，无视市场过程，把完全竞争均衡状态之外的所有状态视为一种“不完全”、“欠缺”，甚至“市场失灵”。奥地利学派则认为这种“不完全”其实体现了市场过程，是市场的常态，而这种“完全”则是无法实现的，甚至不成其为例外。奥地利学派强调存在朝向完全竞争均衡的均衡化趋势，但是均衡永远不会实现。这是因为在实现均衡之前，经济过程所面对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出现朝着一种新的均衡发展的趋势。

按照柯兹纳（Israel Kirzner）的观点，市场过程体现为均衡化过程，是竞争力量驱动的，其中企业家发挥主导作用。其实质是竞争过程，也是企业家过程。而竞争和企业家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柯兹纳认为，在市场过程中，企业家对由于人们的无知而存在的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抱有警觉，先于他人发现这种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套利机会，于是投入资源、采取行动，以实现套利。这种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也体现为市场供求的不协调和不匹配。这种套利过程并不能使得买卖双方一步到位地发现最低的买价和最高的售价。但企业家的行动促进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买卖各方都能从企业家的行动中学习，从而减少各方的无知，也使他们自己的行动实现更好的调适。每一次买卖都会比此前的买卖更少无知，取得更好的调适。

奥地利学派强调一些基本的方法论，包括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主观主义认识论、主观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把一切社会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和个体之间互动的结果，认为一个集体或者群体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者、集体或者群体只不过是许多个体的组合。这种看法容易让我们看到很多集体或者群体不是铁板一块的，里面存在不同的个人和局部利益。主观主义认识论承认只有通过有关个人的知识、信息、感知和预期，才能理解和解释人们的行为。这也意味着价格里面包含了对未来供求的预期。

主观价值论则认为，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大小取决于购买者肯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也就是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好、需求和条件，客观上不存在所谓“正确”的经济价值或价格。这让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家接受刘德华演唱会的高价门票：每位买票入场的听众对其演唱会的主观评价至少大于等于门票的货币价值。奥派创始人门格尔完整地提出和阐释了边际效用理论（但其本人并不使用边际效用这一概念），认为个人占有的某种财货的数量越多，他赋予每单位财货的价值越小。这些方法论也融入到主流经济学。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不能前后一致地使用这些方法论，甚至弃之如敝履。比如虽然微观经济学接受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但是宏观经济学则严重违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甚至利用根本就不存在事物的总量概念，比如价格总水平。又如主流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既违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又违背主观主义认识论和主观价值论，这是因为主流经济学认为每个人的福利可以加总为社会总福利，从而无视每个人的福利来自每个人的主观感受、无法真正加总的事实。

除了过程分析视角之外，奥地利学派的结构分析视角也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提出了严重挑战，打翻了宏观经济学总量分析的黑匣子。奥地利学派有关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理论认为，人们的消费有时间偏好，生产活动建立在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测之上，生产者往往利用“迂回生产”，以提高生产率。根据第二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生产者制造生产品（生产者财货），然后用这些生产品去制造消费品（消费者财货），可以提高效率。生产者可以拉长迂回生产，增加消费品生产环节之前的迂回生产环节，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结构理论，资本往往是异质的，必须搭配着使用，形成资本的结构。而且只有纳入到各种个人生产计划的资本才是有用的资本。个人计划改变，资本的结构也改变。与此相反，主流宏观经济学资本的“总量”往往是一个不实的概念，提供不了多大的信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拉赫曼指出：“资产总量的变化是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但它不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和为什么会发生，就如同温度计不能告诉我们病人是患有疟疾还是流感。”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结合了奥地利学派的生产结构和资本结构理论。在注入低息货币后，货币通过影响各种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和生产的时间结构来影响经济的真实方面，它使得资源在不同的生产环节上重新分配。根据哈耶克的观点，政府增发货币导致由银行体系派生的信用增加，从而导致市场利率下降，直至低于自然利率即均衡利率。企业在这个虚假繁荣信息的误导下，重新配置资源，扩大投资，从而拉长生产过程，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大。社会资源因此也转移重心，从消费转移到投资。假设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没有改变，企业对更进一步迂回生产的盈利性就会形成错误预期。但是，这种企业投资会脱离消费，不能维续。随着生产过程的延长，企业相对于消费者而言占用了大量的资源，消费者财货的价格上升，而消费者需要维持既有的消费水平，这要求企业重新调整生产的时间结构，缩短生产过程，也就是减少生产的迂回程度，回到更直接的生产过程。原本有利可图的投资，在这时就变得无利可图，经济危机就由此出现。这时会出现两种情况：高涨阶段利用银行信用正在进行的新建厂房设备等的投资，由于资本缺乏而萎缩或中止；已生产的机器原材料等，由于其他企业缺乏资本而销路不佳，价格严重下挫。

对保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米塞斯提出了“人的行动学”，成为新奥地利学派的核心理论。根据该理论，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动。行动是见之于活动而变成一个动作的意志，是为达到某些目的，是自我对外界环境的刺激所做的有意义的反应。人的行动必然是“理性的行动”。他根据其目的“理性地”选择手段。他的行动是理性（即便是错误的）考虑的 果，而且总是企图（即便是无效的）达成一个明确的目的。要使人采取行为，仅仅是其感到不安逸和想象一个较满意的情况还不足够，还需要满足第三个必要条件：即预料其行为足以消除或至少足以减轻所感觉的不安逸。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致力于分析个体面对真实环境时的状态，认为生产活动建立在对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预测之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主张私人财产是有效运用资源所不可或缺的，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发展经济的主导力量，论证了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和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一条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坚信政府对于市场过程的干预将会导致非意图的不良后果。

《繁荣的支柱》为持久繁荣

提供苦口良药

《繁荣的支柱》第一章开门见山勾勒了政府的作用范围，强调了联邦制和共和制原则，私人产权，法治和自由市场体制的重要性，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和面临的挑战，以及为了实现繁荣所应采取的相应政策选项。这是保罗全书的总纲，因而该章被题为“自由社会的经济学”，其实是有关自由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第二章介绍了米塞斯的思想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点明了两者属于实现繁荣的思想和理论支柱。其后各章依次提出了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减税、货币改革、自由贸易、外交事务、住房市场改革，以及政府收支体制改革与政府监管体制改革。

保罗特别提到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一书中对政治家的要求：真正的政治家的“真正的政治理念，应当是长期的、原则不变的。但受到利益集团操纵的政客一旦上台，政府将不再关心长远问题”。他强调，他从政以后更加确信米塞斯的这一要求。其实，他在政治家生涯中，也是自始至终要求自己秉承真正的政治理念。保罗在《繁荣的支柱》一书中指出：“我们固然要学习奥派经济学，但我们更要学习的是，米塞斯的做人原则，他的谦谦君子作风，他对真理的捍卫和坚毅。”他承认自己经常努力效仿米塞斯的处世风格。

《繁荣的支柱》中文版增加的2012年保罗国会退休演讲也是非常精彩的。由于保罗是美国政治家中最前后一致的政治家。这份冗长的演讲也是对保罗的思想、包括对美国问题的看法以及其所提出的政策药方的最好总结。在演讲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我在1976年的目标，和今天的一样——在严格遵守个人自由的原则下，促进和平与繁荣。”他坚持认为，美国在20世纪后期的所作所为，会给美国带来重大的金融危机，盲目扩张和逐渐破坏国家安全的外交政策，将最终吞噬美国。保罗坚信，为了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政府将不得不缩小规模和范围，减少支出，改变货币体系，并拒绝充当世界警察，减少扩张美帝国的不可持续的支出。

保罗认为，这些问题似乎是压倒性的，且不可能解决的，然而只是遵从宪法强加于联邦政府的约束条件，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有关美国存在的各种问题，保罗认为，要反对政府对暴力的垄断，对外扩张主义，经济干预主义，以及社会干预主义（即福利国家）。最后，保罗承认，他这么多年一直试图找出“事物的朴素真理”。正如中国古人说得好，“大道至简”。保罗所要寻找的就是“道”，是“抱朴归真”。他坚信自己已经得出一个坚定的信念：对于世界各地的广大人民来说，这种“事物的朴素真理”就是“追求自由的目标”。

美国需要更多保罗这样的政治家，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一样。但是我们也需要发挥思想或者观念的力量，要建立和维持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解放思想，让各种思想或观念在开放的环境中相互竞争，让国人由此辨识和吸收有价值的思想或观念。有鉴于此，吸收和扬弃奥地利学派思想和保罗的公共政策观也有其必要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繁荣的支柱》一书的中文版序言，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