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货币传导机制一直不太顺畅、存量泡沫居高不下、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等诸多原因，指望货币政策发挥更大作用已经不太现实。因此，人们将视线又转向了财政政策，希望通过财政政策的精准发力，稳住中国经济企稳势头并顺利进入健康的新常态。

为此，决策层上调了预算赤字的上限，有关部门官员也公开吹风认为中国的财政政策还有着相对宽松的空间，而不少学者也撰文指出投资于短板领域不会加剧产能过剩，以及中国依然需要阶段性依赖投资来为经济转型赢得时间和空间。

一直以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双引擎，前者被更多赋予了偏市场化调控的角色，而后者更多带有政府和计划性的色彩，被视为可以更好地胜任市场不太偏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进行逆周期操作从而熨平市场波动的任务。这也被视为是中国模式的特色优势之一，而上一轮四万亿刺激计划的逻辑和信心也即来源于此。

除了建设性投资即建设财政之外，中国的财政支出还承担着保障民生的功能，这一方面是社会公平所系，近年来更被赋予实现“中国梦”的使命和任务，此外当然更多也是出于以民生支出拉动内需的考量，也即一方面着眼于以加大保障力度让老百姓放心消费，另一方面则直接围绕保障民生进行建设性投资，比如前几年大规模推进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万村千店等工程。

在产能过剩加剧大背景下，直接或间接的建设型财政支出的空间都不太大。比如考虑到待售商品房面积的不断加大，停止大规模新建保障性住房，转以租买商品住房为主来满足居民保障性居住需求的呼声早已不绝于耳。即使以拉动消费而言，近几年来相较于由市场驱动的电子商务消费浪潮，有关部门直接推动的万村千店和家电下乡等工程只能瞠乎其后自愧弗如。

这都要求人们反思积极财政落地的更合适路径，如何在避免直接赤膊上阵的情形下更好地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多在承担经济转型成本、润滑经济换轨过程和完善新型制度环境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功能。

当前一些地方存在懒政怠政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慑于反腐威力没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间，也就没有推进建设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地方债务压身，加之土地财政等既有“钱辙”不复以前灵光，而加大民生投入力度的要求又不断加码，一来二去留给推进建设性财政的腾挪空间已然不多。因此除了尽快建立反腐的制度框架和新的政绩激励体系及绩效考评机制外，加大地方债置换力度，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程，让地方政府在摆正自己位置的前提下，能够积极发挥自身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应有的作用，从而摆脱懒政怠政状态，对于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表明，凡是上下同心、利益取向较为一致的阶段，一般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

目前地方债的处置过多依赖以新换旧的展期模式，无法有效盘活存量资金，既没有真正令地方摆脱重负，也导致银行体系资金运行效率的折损。因此如何以适当的辅助性财政手段如保本付息等，加快地方债的资产证券化进程，加大其市场化流动力度，应成为有关各方下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此一工程的推进，将实现地方政府信用的市场化考验模式，倒逼地方政府量入为出，并加大预算公开透明力度，从而真正实现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转换。

地方债证券化进程的推进，也将为被寄予厚望的PPP模式增添助力。PPP项目投资数额巨大，回报周期较长，对逐利性较强的民间资本吸引力不是很大，但对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机构和普通投资者不乏吸引力，如能通过一定的财政辅助手段实现投资的证券化，并进行市场化发行和流通，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将能更好发挥吸收社会资本进行规模投资。

这一方面有利于丰富中国金融市场投资品种，推进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更好地实现直接融资，从而为银行体系减负；另一方面通过委托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相关产品的设计和发行，也有利于缓解因利率市场化压力导致的银行高息揽储、理财产品偏多等高风险偏好，从而令银行体系的转型更为顺利，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也更为顺畅。

面临人口红利等传统竞争优势消退的压力，如何通过财政支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应该成为决策层重点考量的目标，比如如何通过加大中央层面的财政支出实现社保医保随身走，从而打造一个更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等等。

财政应该也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在既有的建设型和民生型财政之外走出一条更能发挥效力的新路，从而不仅和货币政策互为辅助，更发挥推动体制转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