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天地之悠悠

2016-01-26 18:58:28

□ 景凯旋/文

初唐诗歌是与新王朝相称的,围绕在唐太宗周围的台阁馆臣,只能写那种歌功颂德的应制奉和诗,宏丽雅正而心灵贫乏。到了武后朝,把持诗坛的仍是京城一群宫廷诗人,近体诗的形式技巧在他们手上更加成熟,讲究对偶声韵,绮错婉媚。只要看上官婉儿评选应制佳作,沈期的结句是“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宋之问是“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结果宋以“犹涉健举”略胜沈一筹,我们便可知道,这批京城诗人连“积极犯罪的心情”(闻一多语)都没有了。

对于这些处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宫廷诗人来说,创立新的诗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唐代的诗歌革新注定要由远离京城的诗人发起,于是蜀人陈子昂来了,怀着不屑时尚的书生意气与叛逆心理。边远的蜀地自古就与中原文化不同,读书人崇尚的仍是战国时期的士风,任侠使气,平揖公侯。陈子昂少时便曾因击剑伤人,后来立志学百家纵横之术,自负有经天纬地之才。但他效命武后,却坎廪失职,那遭际也像是先秦士人的结局。

政治上的失败却是文学上的成功。陈子昂为当时诗坛指出的是一条革新之路,诗歌的灵魂不是形式,而是内容,应当重新强调传统,革除齐、梁艳风,恢复“汉魏风骨”。

有意思的是,熟悉诗歌史的人都知道陈子昂的大名,但却很少有人会愿意去背诵他的38首《感遇》。这些都是古体,而且充满古意。相比盛唐诗人的兴象蕴藉,陈子昂的诗未免抽象,太概念化。读他的《感遇》:“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幽居观天运,悠悠念群生”,你会觉得这完全是“理过其辞”的玄言诗,哲学概念取代文学意象,哪怕是宫廷诗人堕落的文学意象,这难道就能算是好诗?

但杜甫却称陈子昂:“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愈亦赞:“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在这些大诗人看来,诗歌是要有精神的,再好的技艺也只是技艺。有时候,复古就是革新。陈子昂41岁时遭家乡县令段简诬陷入狱,临终前筮卦,慨叹:“天命不佑,吾殆死矣!”且莫轻视了这种孔子就有过的谶语,在当时的赞扬声中,其友人卢藏用道出了其诗歌中的文化密码:“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存焉。”

与西方不同,中国士人一直是社会价值的承担者。自秦汉以来,士人秉承的便是天人合一的总体性世界观。按照余英时的说法,这个“天”是价值之源,“人”是个人本位。天道与人事构成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在热情关怀现实的同时,保留对超验世界的向往,因而士人的最高个人理想是经世济时,功成身退。这不是做官的滑头,而是对永恒与生命关系的彻悟。唯有这样,才能对现实有真关怀、真坚持。杜甫、韩愈之所以赞赏陈子昂,其原因便在他道出了士人共有的世界观,给无病呻吟的诗坛带来了生机。

现在我们才来读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就会有一番新的体会了。进士及第后,陈子昂曾上疏反对将高宗灵驾移至长安,理由是这样会大兴徒役。武则天看后叹其才识,授以麟台正字,接着又迁右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但他却非常认真,认真到以为大展宏图的时候到了。公元696年,他随武攸宜北征契丹,多次直言谏事,结果反遭降职。于是他独自一人登上蓟北楼,情绪太炽烈,竟然面对眼前景物而不著一字,直抒思古之幽情: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历史在这里被超验化了。须知经过魏晋六朝,唐初仍是一个感叹人生短暂的时代。面对一处自然或古迹,同时的张若虚会想到“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东流水”,稍后的李白会想到“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那都是在永恒客体面前的怅惘。只有陈子昂将历史人物与自我实现置于无限的时空,表现了天道与人事的终极关系。它既是赋的手法,也是赋的体式,是楚辞“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那种先秦贵族的积极的孤独,同时又比屈原多了几百年的沧桑落寞。

我们既无法目睹过去,也无法目睹未来,当下定义了我们的存在,而那些伟大的诗人总是能将当下转换为一种面向永恒的努力,这就是“天人之际”的确切含义。读了陈子昂的这首诗,谁还能说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超验世界?难怪金代的元好问想要用黄金来铸造子昂的雕像了。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 景凯旋/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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